多尔衮的态度，让他失去了唯一称帝之机，也给豪格以反击之遇。随后，豪格的支持者们表态了，暂时多数派呢，形势对多尔衮非常不利，败局几定，除非事后不承认，公开造反，以他有点优柔的性格来看，可能吗？

　　恰于此时，命运垂青了多尔衮，对手两招不慎，满盘皆输。豪格见多数人支持，以为胜券在握，假意推辞一番，表示一下谦虚，没想到弄巧成拙，不仅未有人及时劝进，还给对手以可乘之机，正好推翻支持他的决定。随后，他又恼羞成怒，极不冷静地拂袖而去，关键时刻，自动退出了竞争舞台。如此不成熟的政治人物，多尔衮大幸也。

　　从豪格事件可看出，当时更多的人还是骑墙派，并没有坚定支持哪一方，如果多尔衮一开始行动迅速，快捷凌厉，是能把这帮人镇助，从而取得多数人响应的。

　　接着往下说。豪格虽然退出了，但支持皇太极儿子与支持多尔衮的已是剑拔驽张了，面对这样的形势，多尔衮不退而求其次也不行了，于是折衷选择了皇太极九子五周岁的福临当了皇帝（与庄妃有关吗，以后再表），而他名为与济尔哈朗相携摄政，实很快独专，从此开始了又一个决定大清命运的七年多尔衮时代。

　　运来咋能挡得住

　　这个时代对大清来讲是个超级大转折的时代，从此它成为中国历史传统意义上的大王朝，而且一干就是二百六十八年，略逊唐明，远超蒙元。多尔衮足够担当伟“帝王”了吧？

　　功业确实算得上，只是靠了时运相帮，自己并未显出多大能耐。千年前的唐高宗，外战上比他老爸更加辉煌，打造的疆域不仅是唐也是汉民族历史上最为辽阔的，又有谁说他伟大呢？

　　言归正传，真是运气来了，挡也挡不住。虽说大清前中期的领袖都是幸运的主儿，还出了像康熙、乾隆这样顶尖有福之人，不过他多尔衮的幸运指数也绝对能排在第一档次。就说争皇位那会儿，眼看就要败了，没曾想对手先自动缴械了。再看看上台（1643）后，面临的又是何等大好局面啊。

　　老爸老哥两代人的拼搏，大清到他接手时，早已不是地处辽东边墙外的蕞尔小邦。整个东北（包括沙俄占去的）皆为所有了，漠南蒙古（今内蒙）忠顺良民了，漠北蒙古（今外蒙）、朝鲜臣服了，就连西藏也遥尊了，规模声威远超当年大辽鼎盛时；军事上更是东北亚，不对，应该是整个东亚的巨无霸，打野战独孤求败，叹无对手。

　　昔日天朝，大明帝国，在咱们崇祯同志的英明领导下，离全面崩溃只差一步了。松锦决战惨败（1641）后，除了吴三桂尚能在关外宁远勉强守孤城外，还有什么力量可以抵御大清？壬午之役（1642—1643），满洲铁骑在华北平原上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半年之内，明军不敢一战！

　　还有那造反双雄，李自成与张献忠，就在多尔衮上位的这一年（1643），不仅把残破大明再搞个天翻地覆，还相继于襄阳、武昌建立了“革命政权”。华夏由一统变成了明、大顺（李）与大西（张）三方混乱共存，一地鸡毛。就算人家不来打你，又到啥时才能三合为一？

　　可以讲，大清入主中原的最佳时机来临了。这一年（1643），如果多尔衮还像皇太极曾经干过的那样，入塞侵中原，取北京占华北易如反掌，内外交困的崇祯将不堪一击。

　　至于吴三桂，届时西南东北两相夹击，瓮中之鳖了，还能做什么？从他以后的表现看，即使不投降也会被干掉。正在华中的李自成、张献忠即使很强大，东南大明仍然很牢固，大清也可凭依华北，牢据制高点，取得逐鹿中原、掌控天下的优势。

　　但多尔衮并没这样做，结果失去了征服中原的最佳时机，假如他有这个念头的话。谁曾想老天竟如此垂青于他，硬是把一个更大的机遇塞到了他的手里。

　　这个机遇就是华夏周期交替轮换中，此次上来的新生力量，竟如此不堪大任，无论是李自成还是张献忠，面对满洲铁骑时都是崩盘式的溃败。这在华夏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也是最值得检讨的一次。

　　尤其李自成，最厉害时，北京打下了，整个北方基本也在手上了，纵然野战打不过满洲人，但凭着一股新兴勃发之气，加上也是千锤百炼很有战斗力的军队，崩盘后再起都能抗清二十年（1664年才彻底失败），守住家业应该不难吧？唉，只能一声叹息了。

　　还有那个代表“旧势力”的弘光小朝廷，南明历史上仅有的还算统一、中央又有点权威的“第一届政府”，更是脆败得不得了，连精气神都没了，说是多尔衮们的对手，简直都抬举它了。

　　多尔衮一上来就登临绝顶，一览众山小，而且差距大到何等程度？不管时机合不合适，规划周不周全，措施到不到位，只要他一出手，又不是很无能，大功业自然就来了！

　　但好笑的是，这位现已被捧得如此高的大人物，却把这样一个手到擒来之业，东搞搞西弄弄，最后竟变成了好像是捡了一个大便宜，人家无意间送给他的，而且还大反复了一下。要不是满洲人战斗力太强，汉人太散，不就又失去了？真不知道他的雄才大略究竟表现在哪里？

　　<　牛刀实在有点钝

　　领袖级的人物，当然要宏观微观全方位地看看了，大战略、大思想，肯定少不了，而且是要放在第一位的。

　　如今高捧多尔衮的，多半把他与老爸老哥放在一起说道，男儿岂能无大志，自有万丈雄心在，僻处塞外非吾愿，定鼎中原方为杰嘛。

　　于是不论多尔衮干什么说什么，都要和入主中原联系起来，好像不这样，显不出他的雄，透不出他的伟来。问题是他心中有吗？有，又有多大呢？

　　前面探讨明亡时讲过，大清（后金）建国以来，前两代国君努儿哈赤、皇太极父子，哪想过要入主中原？努尔哈赤不用说了，本是大明人，却做叛乱者，屠杀有一手，眼界山大王，皇太极不都坦白过，他老子从未有灭明之图吗？至于他自己，又何尝有过？

　　观皇太极一生对明作战，五次入塞战无不胜，攻城拔寨如探囊取物，除第一次留下极少量人马驻守过遵永四城（见己巳之变），其余皆无占领意图，甚至松锦一战已把明军精锐打得落花流水，仍是“和”字当头，而且战略上一直采取汉族谋士们（比起主子来更有远大理想与抱负）认为是最下下的蜗牛之策，即稳扎稳打，一步一脚印，先取宁锦，再窥山海关，大明愿和罢了，不和也更容易打你。

　　这说明什么？不是皇太极笨蛋，而是他骨子里根本就不打算灭明。否则，宁锦真有那么重要吗？五次入塞那会儿，动辄半年，哪一次受过宁锦的牵制？大后方受过袭扰吗？回军之师又遭过真正拦截吗？

　　待到多尔衮上台，明之宁锦防线更因松锦大战的惨败崩塌一年，两角只剩一角宁远，带着中前所、中后所和前屯卫三个小城，实力大不如前，守卫都勉强，更别谈什么牵制了。其实宁锦让满州人神经高绷更多是另一种象征意义，原来大明始终没有放弃收复辽东。

　　据史书记载（常常自相矛盾），多尔衮及另一个摄政济尔哈朗（很快就靠边站了），都属于满洲贵族中力主入关的激进派。既然这样，掌了权后还不弃了下策，避开宁远，西入长城，挥军南下，直捣北京，速占华北？当时形势就像前文所说真是好极了，美极了。

　　何况大清前期尚武重军功，新任领袖哪个不想战场上立刻扬名树威？当年皇太极一即位，就发动了宁锦之战，便有这个因素在里面，多尔衮自然也不例外。但奇怪的是，既然目标不同，他为何又延续皇太极的老路，把打击的重点放在山海关外呢？

　　崇祯十六年（1643）九月十一日，皇位争夺战结束不到一月，多尔衮即坐镇大本营沈阳，由济尔哈朗带着满洲铁骑狂啸而去，关外三个小城全部拿下。不过，重镇宁远依然在吴三桂手里，大明旗帜高高飘扬。整体上这次大规模征伐，清人并未达到预期目标，有点丧气而归了。多领袖牛刀小试锋不利啊。

　　再奇的是，紧跟着半年内，多尔衮竟无所作为了！面对危亡在即的大明，本来最有实力，也是最有可能给予最后一击的大清，却在他的带领下，好像搞不清方向了，傻愣愣在那看着，甘做绿叶配红花起来。

　　仅有主动的一次是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多尔衮派人到陕西找李自成，欲结同盟共击大明，最终没有下文只好作罢。多尔衮和他的大清，经历了松锦大胜与壬午横扫后，竟如此不了解明情，对一触即溃的帝国，还想着联合起义军共同击之，眼光绝对超一流！

　　直到李自成抢了头彩，三月上旬兵临北京城下，到手在即，吴三桂又奉旨从宁远撤回勤王，多尔衮才于三月十六日得知了一点情况。不是关于李的，而是有关吴的自动撤退，让他感觉到了大明有什么异常（信息收集多么迟缓），才决定乘机攻明（不是大顺），来个混水摸鱼，就这还不是马上，而是四月初。真是无语！兵贵神速呢？抢抓机遇呢？

　　更奇的是，多尔衮带着大军四月初九从沈阳出发，明知吴三桂撤了，他却不从梦寐以求的宁锦大道跟进，乘机拿下山海关，而是又踏上了过去从蓟门一带入中原的曲折老路线，联想到去年还全力攻了一次宁远，试图打通一下，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而且多尔衮仅以每日平均五六十里的速度慢腾腾前进，跟春游似的，真不知何时才能到达北京城下？要是听闻的啥子事被人家搞定了，你还摸谁家子鱼，打谁家子劫？更搞笑的是，十三日渡过辽河后，他才得知李自成进了北京城，崇祯完蛋了！原来我们雄才大略的多领袖，就是这样纵览全局的。

　　真是看不懂了，如果没有李自成东进北京，多尔衮会无为到何时？激进在何方？有本事在何地？不是说偏激话，当时阿多头脑还不如阿李清醒呢！人家在襄阳建立政权后，路线很明确，先下西安，再克北京嘛。而他多尔衮却在明亡在即之关键时刻，不知彼心无底，反应钝动作慢，更严重的是方向太模糊、目标不明确，纯粹摸着石头过河，就像他自己所言：“何言一统，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张怡《谀闻续笔》卷一）。这一点在他此次出兵过程中，可谓尽现无遗。

　　燕雀岂会成鸿鹄

　　多尔衮得知吴三桂从宁远撤退，预感明必有大变后，反应迟钝了点，行动缓慢了些，只是能力方面的问题，不能说他内心里不重视。

　　多尔衮倒是下令全国十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的男子全部从军，就像他老爸、老哥曾经做过的那样，倾举国之力入侵中原，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呀。满洲人虽是一个小民族，但经几十年的征服，加上归附的蒙古人、汉人，人口基数不算小了，而且除了汉人定居民族特性，满蒙可都是男人们上马便是兵、下马就是民的主儿，既比中原民族征兵易、成本低、来得快，还能轻松得到更多能征惯战的强兵。

　　因此多尔衮带走的人马最保守估算也当有十四五万强兵，也许都在二十万以上了，只是清人极不愿记载自己每次出征的军队数量，很难搞得清确切数字罢了。那个时代，中原民族与游牧渔猎民族打仗吃老大子亏了，有些人竟还用双方总人口及军队人数来比较，得出满洲人最终获胜的超凡伟大，极端幼稚不是？

　　一下搞了这么多人马入中原，说没有大志向在后面撑着，好像都不太有人相信，那就让咱们看看历史上名头非常响亮的大清第一汉臣范文程，于四月初四（1644）大军未出发前，给多尔衮上的奏书咋说的吧。可不要小看这个，它可是一向被后人拿来作为清人入主中原总战略方针来看的，代表了帝国统治阶段最高精神。不过清官方记载时已多次删改，很难看到原文全貌了，但其中仍透露的与清人早有定鼎之志不相符的东西，倒越发显得弥足珍贵了。

　　“乃者有明，流氛踞于西土，水路诸寇环于南服，兵民煽乱于北陲，我师燮伐东鄙，四面受敌，其君若臣安能相保？……今明朝受病已深，不可复治，河北数省，必属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其不得，患我既得而不能有。夫明之劲敌，惟我国与流寇耳。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是我非与明朝争，实与流寇争也。……彼明之君，知我规模非复往昔，言归于好，亦未可知。……当严禁军卒，秋毫无犯，又示以昔日得内地而不守之故，及今日进取中原之意，官仍为官，民仍为民，官之贤能者用之，民之失所者养之，是抚其近而远者闻之自服矣。如此，河北数省可传檄而定也。……此行或直趋燕京，或相机攻取，要当于入边之后，山海、长城以西择一坚城，顿兵而守，以为门户，我师往来，斯为甚信。惟摄政诸王察之。”（全文详见《清世祖实录》）

　　看下来，真要怀疑这范文程的韬略水平了，文章写得乱不讲，战略上也是杂七杂八，没有一个主心骨，还有点自相矛盾。什么明已不可治啦，河北一带将归他人啦，与咱争天下的换成流寇啦，不要再抢掠百姓啦，得民心河北传檄可定啦（清人得天下啥时凭的人心），大明愿和也不要拒绝啦（不可治了还跟它和什么），直趋燕京或相机攻取啦（等于没说），长城内要择一坚城固守啦（不是要夺河北吗），等等。不过其中有两处倒值得关注。

　　一是进兵的最大着眼点一再停留于河北数省（黄河以北，大致今华北），加上其他种种迹象可表明，大清起初的入主中原，跳不出四百年前金国的巢臼，最大限度也就是占据河北而已，哪里是什么整个天下。这从刚入关后的表现，也可看出。

　　二是没有一次提过李自成入京，倒是能侧证出当时的多尔衮确实不知北京的状况，才会在大明北方已亡时，还把直接矛头对准它，直到十三日大军渡过辽河，方知北京实情，原来对手变成李自成了。

　　据记载，范文程还向多尔衮进过一次大策：“自闯寇猖狂，中原涂炭，近旦倾覆京师，戕厥君后，此必讨之贼也。虽拥众百万，横行无惮，其败道有三：　逼殒其主，天怒矣；刑辱缙绅、拷掠财货，士忿矣；掠民资、淫人妇、火人庐舍，民恨矣。备此三败，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我国家上下同心，兵甲选练，诚声罪以临之，卹其士夫，拯厥黎庶，兵以义动，何功不成！”（《碑传集》第三册）。

　　这俨然是对李自成在京表现的完美总结，向来也是喜欢被人引用的。问题是，清人大发兵时都不知李自成打进北京城了，连吴三桂四月上旬也才从逃出的家人口中得知一点京城的消息，他范文程何时知道得这么详细呢？又是谁告诉他的呢？真实性很让人怀疑，不足为凭。

　　且说多尔衮得知李自成打下北京城后，对是否继续前进很有点犹豫，毕竟那是一个从没较量过的对手，想想自家人曾三围北京不能下，而人家一次就搞定了，必有过人之处呀。为此他还专门请来与李打过仗的洪承畴，想听听他的意见。

　　洪承畴自然也是一番高谈阔论，其中认为大顺军“虽不能与大军相拒，亦未可以昔日汉兵轻视之也。”判断还算正确；严明军纪方面，与范文程类似，也应肯定。至于对李自成“遇弱则战，遇强则遁”（《清世祖实录》卷四）的看法，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那更多是六年前的了，彼时李自成标标准准的流寇，此时可是有广大疆土在握的帝王，哪能相等观之？一个新兴政权面对从未交过手的敌人，怎么着也不会面都没碰上，便要逃吧？另外有关入塞攻京的具体战略战术，因为形势很快突变，好也罢坏也罢，基本失去了付之于实践的可能，这里就不再多言了。

　　后来大军虽然继续前进，想必多尔衮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点忐忑的，毕竟未来对手到底怎样，战场上不碰一下、撞一下，仅凭谁谁几句话，便成竹在胸，怎么可能呢？可他就是命好，如果按照原计划来到北京城下，会立刻发现对手远非他想象得那么强，更让人欣羡忌妒得简直有点想抓狂的是，就那老天还怕他万一有个闪失，赶紧又给他派去了一个意料不到却又强劲有力的助手（以后细表），时间就在他八月十五日行至翁后（今辽宁阜新境内）时。

　　自此，李自成的败局不可挽回了，随之而来的一场大战没有决定生死，却是他一路崩溃的开始，而这离他入京仅仅才过了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