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杨鹤真有点冤，他是有自知之明的人，当初崇祯让他去平乱，他就据实说干不了，后来确实力不从心，又上书请辞，可崇祯非让他干，而且招抚之策也是崇祯同意的，陕西三边之兵还经常被崇祯调去保卫京师，兵马单薄，不招也不一定就能剿。

　　崇祯就是崇祯，行为乖张得让人无法理解，不称职的人非要你干到底，失败了再拿你问罪，又毫不留情面，专断固执得要命，可能干的人，他又常常不能放手一用，轻信多疑，患得患失。唉，反正结果一样，基本上都是他的错。

　　就像这次，陕西民众起义之初，局限于黄土高坡，也未形成后来李自成、张献忠大闹中原的实力，只要用人得当，像以后大红大紫的洪承畴等，极有可能早几年就搞定。

　　但人家崇祯就是用了杨鹤，两年最宝贵的时间白白浪费了，危局未解反而更危，殊为可惜呀。

　　官民激斗犹正酣

　　头未开好，下面就难了。所幸接替杨鹤的洪承畴颇为了得。前任延绥巡抚时，即主围剿，刀光闪闪，血迹斑斑，王左挂、王嘉胤、点灯子赵四儿这些影响很大的实力派，先后被斩落马下，这让崇祯印象深刻，委以重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三边军务。

　　随后，老洪带着曹文诏、马科、曹变蛟等一班虎将，东征西讨，战无不胜，再击灭不沾泥张存孟、混天猴张应金、可天飞何崇谓、黄巢高应昌等几十股起义武装，一举荡平陕西。

　　随之山西成为焦点。崇祯三年（1630）起，陕西起义军陆续入晋（其中就有李自成），势力越来越大。你别说，老洪这个人不愧名帅，大局观很强，坐镇陕西，却以整个平乱为重，主动派出曹文诏等精锐秦兵赴晋协剿，崇祯对此十分赞赏。

　　问题是一方重臣有几个能达到老洪的境界，还不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政情复杂，官场争斗，各谋其私，不相协调，起义军又骁勇善战，山西局势尚未安，豫北又陷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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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可好，一省之复杂政治又扩展至两省之间了，山西与河南互打小算盘，总想把起义军赶到对方那里去，只图自己保境安民。

　　实际上，这时起义军声势虽盛，但局促于晋南豫北，具体为太行山东南、黄河以北狭窄地带，形势并不乐观，如果能设置陕晋豫三省总督，统一指挥调度，合三省力量为一，起义军还真就被包围消灭了。

　　至于这总督人选，老洪自然众望所归。地方有此想法，兵部也觉可行，但崇祯不同意！唉，无意再去探讨原因了，对崇祯都麻木了，反正大是大非上，他极少判断对过。

　　那崇祯咋做呢？有两大壮举，一派太监监军，二派京营出征。纵不论太监是否狐假虎威，京营之军有否战斗力，单论这协调各军统一作战的事不还是没解决吗？难道皇帝遥控指挥，太监们现场协调吗？你说这仗还怎么打？

　　最后，恰恰就是这帮“皇亲国戚”们坏了大事。本来起义军越来越步入险境，随时有被围歼的可能，可他们却被起义军诈降所误，眼睁睁看着十几万起义大军，从山西垣曲与河南济源之间的关阳、长泉一带，驰马坚冰上，南渡黄河去。也是天意吧，这段河水从不结冰，今年却冰坚如石。

　　这就是震惊当时的“渑池渡”，时间为崇祯六年（1633）十一月下旬。从此后，起义军掀起了新的一页，他们从黄土高坡下来，纵横驰骋于中原大地了。唉，要是用老洪做三省总督，何至于此！

　　我们的崇祯同志哟，决策何等“英明”！先用人不当（当时还年轻也就罢了），耽误了两年，让起义之火在秦晋大地燎原开来，而今又一次失策，导致起义军从太行山与黄河两大天险之间，轻易突围而去，进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再把两年的艰苦努力毁于一旦。

　　难道这是一出明末版无间道？崇祯原是那起义军的刘建明？哎！倒要再往下仔细瞧瞧，探个究竟了。

　　失策葬送决胜机

　　跃马横刀于中原大地的起义军，各分东西，往来驰骋，更难以围而歼之了。严峻的形势面前，崇祯终于决定设置一个前线总指挥，但仍没有选洪承畴，据说考虑他身负陕西三边重任。崇祯选择了陈奇瑜，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五省军务，全力剿“匪”。

　　一年后车箱峡事件的发生，证明了这又是一次用人不当。崇祯七年（1634），李自成被困于汉南车箱峡，濒临绝境，再使诈降计，轻易骗了陈奇瑜，绝处逢生，突围而去。除了逮捕陈奇瑜，崇祯又能怎么样呢，反正他不会承认自己看走了眼，也绝不会想到，就是这个李自成给了他最后一击。

　　陈奇瑜的失败在于自己的失策，但也与以崇祯为代表的朝廷，屡屡在剿与抚上徘徊不定有关。先前的杨鹤，还有渑池渡事件，皆类似也。不知为什么，崇祯一直不能吸取招抚失败的教训，下定不了主剿的决心，这也给了臣下很大的心理暗示，否则天大的胆子，谁也不敢去抚呀。

　　一再失误后，崇祯终于任了洪承畴为五省总督，仍兼三边总督，同时起用卢象升（1600－1639）为五省总理，协同围剿，具体分工，洪主西北，卢主东南。这次倒用对了人，但起义军已在中原大地扩散开来，局势至为严峻，非能轻易安定了。

　　洪、卢受命后，征战不息。卢象升在中原打了不少胜仗，起义军第一强的闯王高迎祥（李自成后期的）也败在他的手下。这时，满洲人又翻越长城而来（1636年，第三次犯内地），镇压起义军的关宁边兵调走了，卢象升也被调去入援京师，做了宣大总督，起义军连败后又得到了喘息机会，洪东卢西夹剿之势也不复存在。

　　洪承畴在陕倒还不错，有一个好帮手。孙传庭，字伯雅，山西代州（今代县）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身长七尺二寸，雄健多谋略，平日慷慨谈兵，颇有澄清天下之志，崇祯九年（1636）任陕西巡抚。

　　孙传庭上任后，协作得很好，黑水峪之战生擒已退回陕西的高迎祥，接着施计斩杀了降而复叛的与闯王齐名的蝎子块，又连续打了两次胜仗，威名简直不逊洪承畴了。

　　看起来，剿匪形势又有好转迹象。新任兵部尚书杨嗣昌（崇祯初次议和时讲到过）也是个大能臣，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对外务实求和，后因崇祯不坚定做罢；对内实行“四正六隅，十面张网”计划，剿抚并用，取得了巨大成功。

　　到崇祯十一年（1638），起义军两大势力，中原的张献忠等部，尽被招抚。这里插两句话。崇祯一而再、再而三不接受教训，对于张献忠这样的“顽匪”，依然剿抚不定，模棱两可，让急于招抚立功的熊文灿之流，不仅钻了空子，还对张献忠全力保持军队的独立完整，都不加丝毫防备，终酿大祸。

　　陕西的李自成等部几乎被洪承畴、孙传庭全歼，自己丢妻弃女，带着十八骑狼狈逃亡商洛山中，几次自杀未成，惶惶不可终日。

　　看起来，十一年起义之火终于要熄灭了，崇祯中兴大业也终于有了点眉目，但是他在攘外与安内间的一再犹疑不定，甚至不自量力以攘外为主的战略，又一次让这得来不易的美好化为泡影。

　　还是1638年，这边厢安内成功在即，那边厢皇太极求和不成，兵戎相见，第四次向中原杀奔而来，崇祯赶紧征召各地勤王，洪承畴、孙传庭都在其列。一向言听计从的杨嗣昌力争留下一人绝“匪”之根，崇祯也断然拒绝，甚至在清军退走后，仍将洪、孙二人及所带秦兵劲旅留了下来。这真是不可理喻！

　　终究一地鸡毛啦

　　后果不堪设想！崇祯十二年（1639），张献忠重举义旗，李自成也乘势再起，倾刻间中原大地又是一片战火。崇祯唯一至始至终亲信的大臣杨嗣昌，亲往前线督剿也不管用了。

　　两年（1641）后，崇祯攘外与安内政策彻底破产，两线作战全面崩盘。大明最精锐的部队在辽东战场几乎殆尽，其中就包括昔日“剿匪”卓著的曹变蛟等所率秦兵劲旅，这时李自成该偷着乐了。

　　中原战场只有左良玉、贺人龙（很快被崇祯怀疑通匪所杀）尚称有力，但哪能抵挡起义军已然形成的狂风暴雨？明军除了惨败还是惨败，局势开始逆转。也许此时能够集中全力的话，帝国还有安内的一线生机，但是崇祯最后一次拒绝与清议和（1642），这时啥机都没了。

　　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李自成在湖北襄阳称新顺王，五月，张献忠下武昌，建立大西政权。这在起义军历史上可是划时代的事儿，从此他们告别了流寇主义，向建设国家大步流星迈进了（可惜后来遇到了满洲人）。

　　之后，起义军越发所向无敌。与杨嗣昌不和在狱中呆了近三年的孙传庭重新出山，赢是不可能了，但扼住潼关，保住陕西，局势尚未全毁也。此时，明军还剩三支主力，辽东吴三桂松锦战后重整的关宁铁骑，正勉力抵御清军；湖广左良玉部已被李自成打怕了，畏敌怯战；只剩陕西孙传庭部（包括贺人龙旧部）驻守关中，成了“剿匪”战场的中流砥柱了。

　　可那崇祯再行乖张，竟要求孙传庭出关赴中原打李自成，结果一败涂地，力量俱损。唉，和松锦大战时的洪承畴何等相像，历史被复制得为啥如此之快？就两年时间！

　　且说李自成，反过来克潼关（孙亡），占西安（1643），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初一，称王于此，改国号大顺，年号永昌，随即，“百万雄师”过黄河，向着京城汹涌澎湃而来，明军望风而靡。

　　唉，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就在生死存亡之即，我们的崇祯同志老毛病一点不改，又在南迁与勤王上，犹疑不定了，结果把尚存的一点点希望也全部打碎。

　　不像拒绝奉召的山东总兵刘泽清等人，艰难时刻吴三桂仍听中央的话，可崇祯竟为了关外早该放弃的宁远孤城，迟迟不征召入京，抵御李自成，待到最后决断时，早已落花流水春去也。痛心的是，以吴三桂反过来助清讨大顺灭南明的表现，足可证明这本是一支完全可以依靠乘凉的大树啊！

　　真正听召并及时赶来的只有蓟镇总兵唐通和他的八千人马，崇祯视之如救星，但很快又掉转头降了李自成，连带着把通向京城的最后门户居庸关也献了出去。勤王之举彻底破产，北京城哪还能守得住呀。

　　守不住，咱赶紧跑也行啊，南方还是咱大明的，坐镇南京重整河山非不可行也。结果呢？他没跑，起初也没让儿子跑，等想了又来不及了，父子的命运就不用说了，只可惜了汉家抗清大业。

　　以后的南明，之所以迅速败亡，连南宋抗蒙都不如，根子还是在于自始自终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领导核心，抗清力量形成不了一个牢固的整体，一盘散沙，还互相争斗，结局可想而知。

　　还有更令人惊叹的，当李自成兵临城下，京城指日可待时，竟还给了崇祯一个天大的机会，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只要你封俺为王，把西北给了俺，再赏个百万两银子，俺不仅不打你了，还可派兵帮你内遏群寇，外御满洲，只是不奉朝觐，怎么样，够宽容了吧，本来俺可是能灭了你的。（《甲申传信录》卷一）结果怎么着？崇祯又拒绝了！像过去很多次的一样！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八日，北京城陷，三月十九日凌晨，三十四岁的崇祯自缢于煤山（景山）一棵老槐树下，黎明时分，李自成大部队进城。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王朝正式告别了历史舞台，至于南明一般不计算在内。

　　呜呼哀哉！就在十七世纪，军事科技发展略为缓慢的东方，也即将告别游牧民族仅凭金戈铁马便能征服四方的冷兵器时代的前夜，文明最终战胜野蛮的前夜，一个幅员辽阔、光芒万丈的文明巨人，竟被一个“小小”的蛮族击倒征服了！

　　可这一切本来不会发生！崇祯，作为最高领袖，如果你举措得当，大明何至于灭亡，华夏何至于沦落，你说，你是不是罪大至极！

　　[摄政卷]定鼎中原皆因命～文武情说多尔衮

　　开启摄政多时代

　　多尔衮的形象，如今越来越雄才大略了，乍一看也是，早年跟着皇太极东征西讨，骁勇善战，后来主政时又定鼎中原，何等了得。还有那一段越来越伟大的三角恋，影视剧里狂轰烂炸，满洲第一俊男与满蒙第一美女的爱恨情仇更让他人气旺旺，丰姿伟伟，名星指数直线攀升，远超充分信任过他，悉心栽培过他，不经意间给了他夺皇权立伟业的机会，却被他占了老婆的所谓三角恋的另一矮角――皇太极。

　　如此巨星级的大人物，真要脱下他的黄金甲，再碾碎那段奇恋花，恐怕非议多多吧。硬去标新立异，反其道而行之，当然不可取，但以事实说话呢？有证据示人呢？心坦然，心坦然啊。

　　不错，多尔衮是一员骁将，沙场上跃马横刀，英勇无比，战功无数，比那个“千年一帝”强多了，也是他能得皇太极信任，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要因素，但说到文，他就有点菜了，远不如他的八哥皇太极，一介武夫到不是，平常二字更合适。

　　为何？就从他成为大清第三代领导人，步入人生最辉煌说开吧，至于前期如何上位的事，三角恋的事，且听后面分解。

　　崇祯十六年（1643）八月初九，大清历史上最出色的领袖皇太极病逝，事发突然，也未留下什么遗嘱，皇位争夺战随即拉开帷幕，多尔衮与豪格有得一拼。

　　肃亲王豪格，皇太极长子，也是位能征善战的主儿，三十有四（周岁），长多尔衮三岁，正值壮年，若在华夏，肯定是继承皇位的不二人选，但满洲人没有这个传统，特别是前期。不过他有皇太极下的嫡系两黄旗，还有一支正蓝旗，合计三旗拥戴，牛叉得很呢。声明一点，这里的旗专指满洲八旗，至于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当时根本没有资格参与皇帝选举。

　　二人之间的PK，被后世渲染得激烈纷呈，特别是把多尔衮塑造的雄健有力，冷静从容，审时度势，老谋深算，且一心为祖宗社稷着想，为大清安定团结考虑，为下步入主中原谋划，十足一个伟大领袖也，实则远非那么回事。

　　从皇太极突然病逝，到皇位争夺战结束，也就五天时间，真不知道所谓的连横合纵能复杂到什么程度，不要把多尔衮们想得太能了，难道皇太极在世时，他们就已经预谋好了？

　　多尔衮自然想当皇帝，也是奔这个目标去的，基本班底同母大哥阿济格与小弟多铎的两白旗，也是强劲有力，不过从整个争位过程看，虽不能说象他以后入关那样，纯粹摸着石头过河，但也绝没有一个高瞻远瞩、周密详实的规划，气魄、雄略、坚毅、果敢等，此时跟他也沾不上边，可以讲初步反映了多尔衮的为人为政风格。

　　再简单PK多豪一下，各有千秋。军事实力：你有两旗咱有三旗，你有牛录65咱有61，相差不大。人气指数：豪格攀高，有皇位决定权的七位亲王及郡王，支持豪格的多数，包括他俩之外举足轻重的努尔哈赤次子礼亲王代善（拥有两红旗）及侄子郑亲王济尔哈朗（镶蓝旗主），但并不坚定。个人地位：多尔衮称强，皇太极逝前，他实际上已是群臣之首，这从他皇帝选举会议真正的主持者身份便可看出。

　　多尔衮唯一可能当上皇帝，应是PK之始。他能凭借自身崇高的地位（这一点相当重要）和实力强劲的两白旗支持，在多铎率先提议他为帝后，快刀斩乱麻，果断迅速同意，一下把犹豫者拉过来，造成即成事实，说不定还真行。

　　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在犹豫，他在观望，结果机遇稍纵即逝。接着，多铎见他没答应，也未迂回支持，竟自我推荐起来，遭到他的拒绝后，又推荐代善，后者自己拒绝了。阿济格呢？不仅未给老弟说一句话，其间还跟着代善退场了！说明什么？多尔衮事前根本未在三兄弟中，做一个很好的谋划，形成合力，共推他当选，否则怎会发生这样的事？还有一个更大胆的假设，也许多尔衮根本就没打算要当皇帝，只要能推选一个能让他掌控的主儿就行了，只是没有任何历史记载作后盾，这个就点到为止吧，以后不再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