抬回女学，小姑姑也回来了。架子被放在院子里，女学生们隔着窗户指指点点。
　　小姑姑看着老黄，和他鼓起的大肚子，皱起眉，以当年叹张妈的语气，叹道：“可怜！”
　　得了大肚子病，听说是要命的事。而老黄家里老的老，小的小，最顶用的只有他一个。
　　小姑姑和阿姨们实在可怜他，就叫他以后不用再过来干苦力活了，租子也只要交三分之一就行了。
　　后来老黄被送回家去了，还请了个大夫。听说是小姑姑替他掏的钱。
　　更后来，我也不知道了。不过，老黄送来的那袋米，依旧是做成了米饭。味道不大好，女学生们不喜欢，很多都倒掉了。
　　大约过了一年，十五岁的时候，我考上了外省的师范，人也长得很高了。女学门前新载的树都不如我高。
　　小姑姑和阿姨们打量我的目光，也总是像在看一株亲手栽下，刚刚长起来的树，宽慰极了。收拾行李的时候，她们都哭了。
　　我离开居住了四年的女学的时候，春风送行，杨柳行行。女学往外的路上，都是小姑姑和阿姨她们亲手栽下的树。
　　一棵、两棵、三棵、四棵......我坐在马车上，数着树，第一次独身一人，离开了家乡。
　　师范读了三年，其间回来过一次。
　　别的大多淡忘了，只还记得回来的时候，最一次得到关于老黄的确切消息。
　　尽管小姑姑替老黄请了一次医，又免去了他三年来一大半的租，老黄还是病死了。
　　老黄家只有一个瞎眼老娘，和一个残疾的儿子，一个小女儿。女学租给他家的地，就没人种了，总收不上租子。
　　一年也就罢了，两年，三年，总是连一成的租子都交不上来，反而要靠女学接济。
　　女学不是善堂。没人能种地，就只好把地收回来，另派佃户了。
　　近年天灾人祸，很多人没了土地，愿意交更多租子租地种的佃户也是有的。
　　仕绅佃户，谁不说女学慈怜。就连老黄的瞎眼老娘，也只说女学的好。
　　要是那些土豪劣绅，一定会逼他交足租子，就早早就辞了他，哪里还会又给他药钱，又减租三年。
　　也是苍天不公，谁叫老黄命不好，竟然得了大肚子病。
　　不过，虽然如此。那时候，我总觉得有哪里不足，只是说不上来。
　　……
　　一路上先是马车，轮船，最后是驴车，走走停停，我把回忆梳理到不知第几次的时候，终于快到了小妹妹的婆家。
　　我的小妹妹，叫做“桃儿”。
　　在更早一些，老黄的事发生的一年之前，也就是我十三岁的时候，我父亲腆着脸上了女学的门，说已将我许配给了一户县里的有钱人家的独生子，想将我接回去完婚。小姑姑不答应，父亲竟叫了几个流氓做打手，动手动脚，要将我强行劫回去。
　　小姑姑怒极，最后是不顾骨肉之情，拿出枪，才逼得那些人离开。
　　后来打听，才知道父亲做生意亏空，那个总是跟着他做生意的姨娘卷款和别的男人跑了。正巧那户和父亲有过生意往来的有钱人家，病怏怏的独生子眼看快咽气了，他家想要一个童媳妇冲喜。父亲就打起了我的主意。
　　原本小姑姑还指望革命成功之后，过得几年，带着我回家去长住。被父亲这么一闹，小姑姑再也没有这个念头了。
　　只是几个月后，到了秋天，祖母去世了，我们不得不回去奔丧。
　　家里的老宅陈旧破败了不少，仆人也少了。
　　父亲这些年行商，先是经营丝绸，后又摆弄杂货，却都遭洋布洋货冲击。洋货越是便宜好使，如父亲这样的做国货的商人的生意便日亏一日。幸好家里还有祖传的良田，算是仕绅之家，靠收租子也能勉强维持。实在不行，退居乡下，做个田舍翁也使得。
　　弟弟尚且还好，任凭父亲再怎么折腾，他终归是个男孩儿，读书在外，一向成绩不错，再怎么败落，也依旧是个少爷模样。
　　只是小了我九岁的小妹妹，却裹起脚来了！
　　小姑姑那时一身孝，拉着同样一身白衣的我，拜完祖母，还红着眼眶，冷冷地站在一旁，只是痛心非常，质问父亲：“什么年头了，时兴的是放脚了！你还给桃儿裹脚？”
　　这时候那大户的独生子也早就死了。父亲对这门亲事早已绝望了。
　　他这些年操劳生意，两鬓早白，看起来很苍老，脾气也越发糟糕。
　　可是祖母棺前，他似乎也温和许多。听了小姑姑的话，没有骂我们多管闲事，只是抽着旱烟，平静地回答小姑姑：“这些年你们在城里闹的厉害，一日三变，又是总督又是总统又是新帝，什么这法那运动的。还不如乡下安稳，还依旧是老派正经，老式人物。我现在想通了，有皇帝没皇帝，还是这么过。你们的‘革命’――不靠谱！依我看来，一切还是照老时候来，最稳妥――至少比你们这些变来变去的稳妥。”
　　小姑姑涨红了脸，想说些什么。终归说不出口。
　　他们的革命，也似乎的确局域于廖落几座城中。而情形也确不稳妥――最近又满天下地传谣，说袁世凯称帝才是对中国最好的，鼓吹起复辟来。
　　父亲说着，吐出一口烟，瞥她一眼：“我看你一辈子，是不婚嫁了。母亲养大我们不容易。你年纪已经不小了，总不能一直膝下荒凉。杏这个女儿，已经给族里说过了......已经过了族谱，就当送给你养老也罢。只是我剩下的儿女……我也只剩下一双儿女了。要照我的法子养，自然会很稳妥。不用你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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