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是罪。”我淡淡地说。
　　“那可是你的外祖父啊，你杀了至亲！这不是罪是什么？你要下地狱的！”史密斯夫人夸张地叫道。
　　“也许吧夫人，可我就是想让他死，那是当时唯一的想法，人有这种想法是很不容易的，要知道杀人的想法一旦酝酿了就不得不做了。”
　　“见鬼见鬼见鬼！”史密斯夫人恼火地从丈夫手中夺下拐杖，一棍一棍地朝我劈来，打得我生痛我却不能还手。谁叫他们是迈克尔的父母，谁叫他们的确爱着我，谁叫他们在我无数个被遗弃的夜晚给予我温暖？我破门逃了，留下身后史密斯夫人歇斯底里的哭声。
　　为了躲避迈克尔的父母，我很少归家，我没有钱，也没有工作，成日游荡在纽约城内，不时把祖父遗留下来的一些书籍或者古董典当一两件换得果腹钱，直到深夜才回家。不过，史密斯夫人并没有放弃，她把这栋旧房子打扫得焕然一新，甚至把我的卧室换上了崭新的棉质床单。尽管我对她避而不见，但她总是有意无意地给我留下点什么，比如一块起司蛋糕，一柄新牙刷。
　　可我对这一切都无所谓，我漫无目的，且诚心诚意地把一些回忆驱逐。战争在我的脑海里逐渐模糊，什么硝烟、炮弹、死亡的恐惧，甚至迈克尔和艾文。不过，除了易北河畔的萨连科，他是很鲜活的，很多次都在梦里散发金灿灿的笑容，这足以说明，我的确对他动过心，想到他时心里涌上的那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的暖流便是证明。老实说，我提笔写过很多封信，但一封都没有寄出去，大约每天我都会在邮筒前消磨一些时光，踌躇许久后最终悻悻收回。
　　我说过，我是一个文化人，但这并非自夸，当然也没什么独特的意义。只是我从小就在外祖父的教导下饱读经典，甚至后面还考上了纽约大学，在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到底是少数人，我们被强迫去思考，这通常意味着能看清楚本质。比如说，我看得清人类之间永远无法消除的对立，看得见所谓和平之下的暗流涌动。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从英法明里暗里斗了几百年就可获得的赤裸裸的经验。让两个力量相同的对手心甘情愿地化解矛盾站在同一阵线上只有出现一个更强大的敌人才行，好了，现在那个敌人没有了，假惺惺的幕布被撕裂是迟早的事。抗衡，只有抗衡才能进步，这是历史理性的体现，人类在其中不过就是理性的工具。历史有他自己的想法。
　　对于这一点，当我还在托尔高城内时就已经对此有所预见。所以当萨连科要求要我给他写信时我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但萨连科——我可爱的、单纯的、半月时效的“露水情人”，却把我的沉默当做了默认，以至于整整九年他都在期待这样一封永远到不了的信。
　　如果要道歉，那也是以后的事情了，况且这事没有道歉那么简单。对此我也不想多说，因为此时灰黄色的纽约才是我的世界。尽管镣铐迟迟不来，但总不能永远漫无目的。我想起了我曾经的那些狐朋狗友，经历过战争，黑手党们也学会了收敛声息，我曾跟着他们做过不少坏事，但这无伤大雅，至少跟着他们我没杀过人，当然，街头火拼时有没有死人我没有统计，可那个时候也可以算作一种自保和反击。这里面是没有杀人的意愿的，我只是单纯地寻找愉快罢了。
　　不过，要找到他们还是很容易。在帝国大厦下，我遇见了一个熟识的意大利人，他居然从良了，成为了一名油漆工人。我唉声叹气，感叹他浪费了他的暗杀才能，要知道最开始还是他把我带上灰色地带这条路的呢。
　　“阿尔，”尼奥语重心长地说，“世界要重新洗牌了，我们不能一条路走到黑，意大利人现在在哪里都不好过。”
　　“意大利可是战胜国。”我笑着说。
　　尼奥脸红了起来，听出我话里的揶揄后推了我一把，“嘿，我可是美国人，老子这辈子都还没去过意大利，我甚至不会意大利语。”
　　我耸耸肩，说：“那我比你幸运，至少我回去过德国。”
　　“啊，没错，阿尔，你该忘掉你身上的德国味儿，那是失败的味道。你得跟着你的美国老爹混。”
　　“我老爹跑了。”
　　“我知道，我知道。美国男人都这样，不是个好东西。”
　　“世界上所有的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我可是好东西啊，我可是啊阿尔，我们意大利人最爱家庭，我下个月就举办婚礼了，听着，你一定要过来，会有很多曾经的人到场，你明白吧，现在这里多了很多舞厅，空出了很多岗位，有很多你能做的，大家都还记得你这个小恶魔。”
　　“我不是小恶魔。”我说。
　　“瞧你这头红头发，不是恶魔是什么？”他起身准备离开，忘了一眼蹲在墙角里的我，下雪了，我冷得直哆嗦，十一月的气温骤降，我还没来得及准备过冬的物资。他思前想后，最终塞了我几张票子。
　　半个月后，在他的婚礼上，我和布鲁克林的烟草走私贩子搭上了线，同时我也认识了一个对我青睐有加的女人。她叫乔安娜·康纳利，比我大十岁，是个三十岁出头的尤物，以前是脱衣舞娘，现在自己开了家舞厅。她给我提供了一个保安或者说是打手的职位。条件是，她觉得我长得好看，可以做她的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