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学语训练是他负责的，所以连续好几天训练结束后小陈都对一黑一蓝两只鹦鹉格外关注，随着这种关注而来的是被发现的各种小细节,而这些小细节无一不在证明它们根本不需要什么被精心安排过的基础课程。
　　有那两只亚马逊鹦鹉就够了。
　　人类要做的全部就是准备好承受心理打击。
　　那是个阴天下午,水果摊打电话说最近有一批新鲜葡萄到货了，小陈于是骑着三轮车下山去运。
　　等他推着三轮车走到围墙边上时，忽然之间就听到墙壁后面传来一声字正腔圆的国骂，紧接着是好几只鹦鹉相互指责对方是笨蛋的声音。
　　他急匆匆把东西卸下来跑到落地门边去张望，只见四只鹦鹉正在和桌子上摆着的连环锁较劲，大宝怎么都解不开，而安安则不费什么力气就能把锁解开,然后趾高气昂地扇着翅膀炫耀,把一旁的大宝和小宝气得上蹿下跳。
　　当天吃饭的时候老刘还说什么他“在午睡时好像没关电视,里头在放不知道什么乱七八糟的电视剧”,浑然不觉自己家里的鹦鹉们已经染上了某些“恶习”。
　　这种事不止发生了一次。
　　即使两只亚马逊鹦鹉不在,安安和大黑自己待着也不消停,小陈常常看到它们凑在一起叽叽喳喳地说小话，有时候说着说着黑色大鸟就会用嘴巴去叨对方的脑壳，或者用翅膀去搓对方的尾巴，旋即招来一通毒打，紧跟着一连串他绝对没有安排在课程里的词语。
　　小陈把整件事都怪在大宝和小宝身上。
　　据他所知，这两只亚马逊鹦鹉的前任主人是个道上混的，每天在家里打电话的时候总会飙出一些“奇奇怪怪”的词句，常年耳濡目染，精于学舌的亚马逊鹦鹉也不可避免地学会了很多。
　　有一次大宝的脚环不小心挂在树枝上，把它挂疼了，那天小陈抓住它给伤处清理的时候听它发了一通脾气，连珠炮似的叫着“知道我是谁吗”、“这棍子下去你可能会死”和“等下就把你埋在地里”之类的话。
　　不，他完全不想知道这些话是从哪来的。
　　至于小宝就更绝了，它说话的功夫比不上自家配偶，但说话时的姿态学得十足十，每每要发飙时总会把两只翅膀打开一半架在身体两侧，脚爪叉开，身体后仰，看起来颇具风范。
　　安安不可能自己学坏，大黑刚来的时候也是个很乖的憨憨，所以小陈坚决认为是大宝和小宝带来的影响。
　　为了防止这两只老刘特别喜欢的、将来肯定会带到老朋友聚会场合的大鸟张嘴就对某个老人家来一段“小心挨打”之类的怪话，小陈一边腹诽自己的工资不够高，一边尝试对它们施加正面的影响。
　　正面影响——
　　指把鸟放在沙发后面让它们看电视。
　　事实证明这两只鹦鹉确实聪明，第二天就学会了如何使用遥控器，并开始自己掌控想看什么节目、看多长时间，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十次里面有九次电视都被调到法治频道。
　　更夸张的事发生在十月份。
　　那会儿电视台正好在放一起被破获的鹦鹉走私和非法交易的案件，一黑一蓝两只鹦鹉盯着就挪不开眼，看得津津有味，安安还跳到小陈肩膀上一边拼命打他脑壳，一边喊着“办证”，“办证”，笑得老刘差点把茶叶呛到气管里。
　　它的行为并非毫无作用。
　　老刘大概是看到电视节目心有戚戚，于是连夜给几个同样在养鸟的老朋友打了电话，询问他们哪里可以得到稳妥的一条龙服务，赶在翻年之前顺利完成了进度。
　　对此，小陈感到十分欣慰。
　　比他更欣慰的大概只有强迫自己看了一个月法治节目的安澜和诺亚——他们连做梦都要梦到各种各样的法学术语了。
　　不过这几个月的摄入和练习颇有成效，眼下他们虽然还不能说什么长难句，表达基本的意思已经绰绰有余了。
　　和小陈的理解不尽相同的是，安澜根本不担心她和诺亚会被大宝和小宝带坏，她一直担心的是大宝和小宝一不小心就把某些从他们嘴巴里听到的话模仿出口。
　　这种担心在春节临近时达到了顶峰。
　　小年夜时老刘兴致勃勃地向每只鹦鹉问好，希望它们在新的一年里仍然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最好少生点蛋，优生优育嘛。还没等他话音落下，只听小宝高呼一声“生殖隔离”，差点让老爷子拐杖打滑。
　　好在老刘很快就没心思去追究是谁在鹦鹉面前胡言乱语了，因为小陈得回家过年，而他自己则接到一通电话说几个孩子和孙辈今年出去旅游了，没法过来吃年夜饭。
　　就是从那天开始，气氛变得有点沉郁。
　　年三十那天，喝得有点小醉的老爷子把房子里的灯开得大亮，电视机的声音放得能把聋子震醒，他没有选择自己待在沙发里感慨怎么这么孤单，而是搬着那把熟悉的小凳子进了后院，放出了那些陪伴他已久的大鸟们。
　　安澜认为她最好为这个房子带来一点快乐。
　　于是在电视节目放到一首节奏感比较强的歌曲时，她站在横木上鸣叫了几声，就张开翅膀跟着音乐摇摆了起来，几只乐感比较好的鹦鹉很快就兴致勃勃地加入其中，旋即是被硬拉进来的还有点不情不愿的诺亚。
　　老天作证，诺亚可能是这个星球上最差的鹦鹉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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