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等东京下雨。
　　毛利兰的伞还存在我这里，上次下雨时留下的，走时天晴了便落在门口。我把它收起来，用手指抻平褶皱，放在书柜第三层的隔断里。隔一层梨木是清少纳言和吉田兼好，前者是初相识时毛利兰赠我的，后者是一个月前。
　　一月前我被佐藤美和子叫去警视厅问话，去时高木千叶和白鸟警部都紧紧跟在身后，千人一面的欲言又止，最后要我别紧张。我低头看，才出离迟滞地发觉自己在颤栗。
　　我喉头紧窒，想说我不是怕，是兴奋。我在审讯室门前停住，向来处看了一眼，我身后的男人们也随着我看，长廊空空，什么都没有。转过头，我才把那口气吐了出来，又恢复了以往不经意的模样。
　　审讯结束在下午三点，出门时佐藤美和子叫住我，我回头，她说：“隔壁办公室有大麦若叶茶，我叫高木冲的，这里好冷，你去暖暖身子。”我道了声谢便合上门，转脸看见隔壁办公室的门牌，隐隐听到里面的人声。
　　我要敲门时门先自里面开了，毛利兰走出来，似无事发生一般对我说：“你出来了，我来接你。”
　　毛利兰手里拿着一副手套，背包里鼓囊囊的。我坐进办公室喝茶，她在一旁站着，往桌面上掏背包里的东西。一本书，一把伞，一个绒面耳套，是我的。
　　“博士特意交给我的，你的耳朵不经冻，出门怎么不知道戴上。”
　　她的语气似在责备我，好像我不是去警视厅而是春游。我想说，我差些以为自己再也走不脱这个庭院了，抬头见她刻意作若无其事的神色又闭上嘴。
　　我从她手里接过耳套，她又把伞套取下，说：“喝了水就走吧，外面开始下雨了，再等就越来越大。”
　　我眼看她把那本书取出又装回包里，没忍住问她：“是什么？”
　　她给我一个不自然的停顿，我都看在眼里，“不方便说就算了”，话音刚落毛利兰说：“是给你的礼物。”
　　毛利兰是十足的学院派，送的礼物也仿佛镌印着old school，像一块看不见的铭牌。
　　我说：“那为什么又收起来了？”
　　她就诚恳地回答我：“下雨了，你没有包，抱着就淋湿了。”
　　我想调侃她把她的书看得比活人重要，倒不担心淋湿了我。但我只想象了一下她意图反驳又明知我在做戏的无奈模样，就快乐得似拍卖行宣布要富士山归我。
　　我没有问她是什么书，她也好沉得住气，车到了阿笠府邸前她才把书给我，又撑着伞把我送到门口。我问她不留下吃饭吗？她只说学校有事，就又急着回东大了。
　　我把书攥在手里，素裹的书封空无一字，想是毛利兰折了纸页亲自包上的。这个年头还有几人肯为书裹衣，可毛利兰会，我也说了，她是个十足的学院派，行事一板一眼周周正正，同我这类为活命便不惜走穷途害人性命的人不同。工藤在时不许我这样形容自己，神情认真得与毛利兰如出一辙。他怎么就听不出这是句玩笑话，因为虽则我是在同他说笑，可每处字句又都是真的。他怎么会忘了自己就是差些死于我的药的倒霉受害者之一，这时又因幸存者偏差来愚蠢地替我开脱。
　　工藤走的前夜对我说，若他不能再回来了，就让我把一切都告诉她。
　　他没有说她的名字，只是一个简单的代词，“她”，我听得心惊，又气得要死，便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路人物，你若有话讲就自己来说，不要劳烦我。”
　　工藤只是笑了一下便走了，博士到门口送他，我坐着没动，努力使之像以往每一次稀松平常的分别。“再见”我都怕讲，更没做好说一句郑重其事的farewell的准备。我向来怕此类场景，太具仪式感了，一不小心就成了永别。
　　而后就真成了永别。我怪阿笠博士去送他，使他应了谶。博士懒得理我，面色如常地说些废话，要我好好生活健康快乐云云，自己坐在楼上实验室里偷偷掉眼泪。我从门缝里看他，又打开门把抽纸递给他，走时嘱咐他：“要好好生活，健康快乐。”
　　之后我去北海道一周，一个人滑雪，摔得浑身青紫。期间那三个人不住打来电话，光彦问我在哪里，步美又问柯南在哪里。我一一敷衍过去，以为终于无人打扰，又接到另一个电话。
　　她问我在哪儿，玩得好吗，我想，好慈悲的人，竟还记得问我饱暖。
　　前些日子我看着她在医院醒过来，发疯似的找工藤，还以为会因此消沉很久。我常觉得是工藤把命渡给了她，不然怎么人人都死了，她却神迹一样醒来。由是我终于肯别扭着承认或许爱情这种听来无用的东西真有什么摧枯拉朽的神力，我告诉她，江户川柯南就是工藤新一，他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你。当然，现在，他永远地离开你了。
　　说完我背过了身子，没有走。是我主动来照看她，等一下还要出去打饭给她吃。
　　我听见她落泪的声音，不是哭泣，不是哽咽，只是落泪的声音。我想这病房是太静了，缺了些人气，就把电视打开，日卖电视台又在重播圣斗士星矢，我把频道停在这里，说，等下雅典娜要出来了。
　　毛利兰的声音有些钝，混着浓重的鼻音，说，知道，我看过这里。
　　这会儿她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已经再复清润爽利了。
　　我说，北海道很好，比东京要好，连天皑皑，有雪国的冬。我没说我愈摔愈勇最终摔得似无痛觉神经，她在电话那边笑，说，要穿得厚些，一个人不要病了。又说，“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