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权专制攀高峰（2）

　　六十一年的大帝（擒鰲拜后算五十三年），让人啧啧称叹外，却也给大清集权统治提供了一个稳定充足的、成为参天大树的极佳机会。以后的雍正、乾隆不过是再让它枝叶更茂而已。

　　这样说可能与康熙留给世人的形象不符，但真相就是如此。试问康熙亲政后那么长时间，有出现过一个诤臣吗？没有，大臣们全都是唯唯诺诺的，顶多也是就事论事，谈点看法，然后每次又都是康熙力排众议，作出最后的英明决断。虽然有点夸大，一个人怎么可能如此伟大，从中却也看出了康大帝有多么的独断专行。

　　当然专不仅是制度上的专，更有思想上的控，这才是最可怕的，民众的聪明才智、国家的生气活力，将会因此而消亡殆尽，想想看，没有了前进的推动力，还能再谈什么前论什么进？

　　有清一代思想控制之深之广之高，历代无出其右也。客观上讲，大清入关后，被征服者庞大到比征服者高出几百倍，文明程度毫不夸张地说又何止千倍，后者有极强的防范之心也属正常，但能像满洲贵族这样残酷打压的，恐怕人类史上也不多见。无情杀戮不讲，强迫被征服者剃发易服，直接从文化、心理等认同上进行摧残，手段之毒、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也不会有来者了吧。还有像圈地、投充等，更把被征服者当奴隶看待，某种程度上讲简直奴是隶制度的再现了。

　　诸如此类，对一个被征服民族从内到外已经层层加了紧箍咒，不是孙悟空头上的唐僧认为你做了坏事才念的咒，而是无端随意便可产生极大恐怖后果的那一类。可想而知，对民众的束缚压制有多大了。

　　到了康熙时代，如此直接且流于表面的手段开始慢慢消失，捧康者们便大肆吹捧，圣主就是圣呀，你看多仁义，却掩盖了以前这样做得混蛋，现在稍加改进不过是走向正常化而已。被征服者头上的金钱鼠尾不还在那儿顶着吗？传统服饰不仍在故纸堆里放着吗？帝国到了他那个时候，已经趋向缓和稳定了，调整一下过去残暴手段，给它披上一件温情的外衣，就值得歌颂了？

　　何况统治者们又有了一个新手段，看起来冠冕堂皇，却以血流成河为背景，以万马齐喑为代价，实则更狠更酷，那就是文字狱。这东西历朝历代都有，也非大清独创，但全盛时代大清也。

　　秦始皇杀了些儒生，焚了些书，便被痛骂两千年，成了集权专制的代表，可这在清代算得了什么？十足小儿科！就是被捧康者称为相对缓和的康熙时代，找两个往那一放，他也根本上不了台面呀。

　　前文多次讲过，康熙不论做什么事，哪怕惨无人道到了极点，也总会有人出来替他打圆场。就像这文字狱，缺德事没少做呀？竟被解释成比起乾隆来要少多了，而且事发原因也非后来那样的不可理喻，甚至是汉人自己揭发，没满洲人啥事。

　　看看，什么思维！好比杀了一人，不愿认罪，凭啥吗？有的人杀好多呢，咱这算是轻得了，且咱杀人只是一刀结果性命，不象人家用五马分尸、磔刑啥的，痛苦要轻多啦！真是天下之大，啥人都有，这些人比起造恶者还要可恶。

　　康熙一朝文字狱大大小小一二十有吧，最有名者两个。庄延鑨明史案不能算到他头上，那会儿他还是不到十岁的孩子，另一个他不负首责谁也不够格担着喽。

　　集权专制攀高峰（3）

　　戴名世，安徽桐城人，文学家，著名的桐城学派奠基人。少有亡明之痛，但绝无反清之志，前者原中原之士多少都有点吧，后者就非一般人能具备了，那是需要胆量、勇气和奉献精神的。戴名世为人颇有一点文人的傲骨，社会上人气指数也很高。要说与当朝作对，那是断然算不上的，他年方五十七岁还坚持考取大清的进士，搞了个翰林院编修干干呢。

　　恐怕连他自己都不会想到，好不容易入了当朝的仕，也算表明了人生态度，却因过去一个兴趣爱好，招来了杀身之祸，并引发了两起文字狱的大案。原来戴名世金榜题名前，曾有学生尤云鹗为他编辑了一本《南山集偶钞》，就是后来著名的《南山集》，记载南明史的，大散文家方苞等在书前也作了序，刊行后风靡江南，很是有名。

　　本来没啥，都是好多年前的事了，不曾想做官后，却出了问题。可能与他的性格有关，书生意气了些，直爽坦诚了点，得罪了同僚吧，结果被小人参了一本。你戴名世竟敢私刻文集，多狂妄语，且用南明诸帝年号，而置本朝于何顾？难道你想反清复明？罪该万死！

　　其实文集内没有丝毫攻击大清的字眼，仅仅有一段文字用了“永历”年号，绝非全部。康熙却不管那么多，得知后龙颜大怒，责令严纠细察，事情一下子搞大了，立马世上有了一个《南山集》大案要案，牵涉人员也越来越多。

　　还不止呢！就因书中一文《与余生书》，谈到了方孝标的《黔滇纪闻》，载有南明桂王抗清事迹，结果又牵扯出另一大案——方孝标案。方也是桐城人，以文见著，方苞便是他侄子，顺治年间进士，做过当朝内弘文院伺读学士，曾在吴三桂那里干过，后根据在滇黔所见所闻南明抗清事，写了《滇黔纪闻》一书。

　　具体写的什么并不重要，这已足够。结果两案合并处理，受株连者一百多人，就这还是康熙要过六十大寿从宽处理的呢。当然，肯定也有圣祖仁义慈悲为怀的因素了，这点是不能不说的。

　　戴名世免凌迟（恩典呀），即刻处斩。方孝标已逝，也不行，开棺扬灰！惨忍之至！相关人员斩的斩，发配东北的发配，入旗为奴的为奴，妻子儿女自然也都跟着遭殃了。方苞也本该斩首的，后因康熙宠臣李光地相救才得以不死，但经此打击，彻底洗脑，今后人生十足良民文人一个了。

　　对这个案子，及以前的庄延鑨案，康熙曾对李光地发表过伟大帝王的见解：“你们相倾相害，满洲谁害汝。”不仅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到头来还怪你自己呢。

　　康熙时代的文字狱，远不止此。像徐骏案、鹿樵纪闻案、朱方旦案、王锡侯案、陈鹏年诗案、徐转造书词案，等等，包括很多方面，并不仅仅是因为防制汉人反清。比如朱方旦案，就有科学方面的压制在里面。总体来讲，有清一代文字狱，非始于康熙，也非全盛于康熙，顺治时便有，规模不大；真正搞大文字狱、杀人也多的，则是从康熙时代开始的，从此愈演愈烈，至乾隆时走向极至也。

　　集权专制攀高峰（4）

　　这种东西对国家社会的危害极大，深入骨髓型，比战争的摧残还要厉害。民众害怕了，不敢去触摸现实问题，生怕啥地方犯了禁，那可是要杀头，甚至诛灭九族的。有清一代文人考据学盛行，就是这个道理，因为钻进故纸堆里，才是最安全的。长此以往，整个社会都凝固了，呆滞了，僵化了，晚明的那种思想大活跃大解放真是一去不复返了，而这才是阻碍发展的最根本的东西！思想的被禁锢，引发的是一连患的恶性效应，学术文化、科技制度等各个方面都将为之停滞，国家真是离全面衰落不远了。

　　更甚者，有清一代还在专制方面推波助澜。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个文化极端落后者，满洲贵族入主中原，确却说，入据辽东后，不可避免会汉化，向大明全面学习。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东亚，汉化就是走向文明，文明就必须进行汉化，除非你再回到茹毛饮血的年代。至于汉化好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任何文明都有其精华与糟粕，汉文明同样如此。表现在国家统治方面，既有大开大合，也有抱残守缺，民主与专制、开放与封闭、唯物与唯心等皆在其中对立统一着，但如前所言，前者才是主流的，就是到了晚明的最后阶段，国家已风雨飘摇之际，仍具有开放大气的一面。

　　可惜新来的征服者，学习时囫囵吞枣，什么都学了，又重点掌握了他们最想学的东西――最能长治久安的统治方式和最具防范功能的驾驭手段。这对他们来讲，比什么都重要。由此，大兴文字狱就能理解了，也能明白大清在统治方式上为何采取的是中国历史上最能禁锢人们思想的那一套了。

　　就说康熙，一向被捧为极其勤奋好学的帝王，究竟从汉文明中学到了什么呢？“民为贵，君为轻”？他肯定不会学。隋唐宋明？学了，但更多是符合他集权统治思想的东西，甚至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倒是晚明已基本弃之的程朱理学中的大量糟粕，康大帝却拿过来发扬光大了，甚至于捏在手中尽情把完，最大限度为己所用。

　　康熙曾自称“一生读书五十载，只认得朱子所做何事”。他下诏升朱熹配祀孔庙“十哲”之列，牌位也进入大成殿，并重新刊行《朱子全书》，组织编写《性理精义》等，颁行全国，并在亲手操刀的序言中，盛赞朱熹“集大成而续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拉开了帷幕，朱熹被推上了实际仅次于孔子的地位，理学也步入了极盛时代，牢牢占据着帝国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对民众的束缚至深至远矣。

　　可以说，有清一代表面上把孔子作为中华文明的象征、笼络中原民族归心的招牌，实则其统治民众的极辣手段并非真正的孔孟学说，就连罢黜百家后的也不是，而是朱喜集大成的新儒学——理学。它更能维护专制统治，更能禁锢民众思想，更能产生广大顺民，与过去的儒学已有根本的不同。而这个不同才是大清统治者最为关注需要的，才是康大帝极端高捧朱熹的根本之所在。

　　恰逢大清完成征服后的第一个治世帝王，又进行着长期稳定的统治，康熙的所作所为堪称帝国今后走向的基石，直接决定着未来发展的方向，地位至关重要！可惜他没能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中国史上最集权专制的统治就是他奠定发展的，到了乾隆时代，已是“日臻化境，完美无缺”了。

　　直接后果是什么？整个社会的顽固不化、因循守旧，民众的愚昧麻木、奴性十足，帝国的创造力、生命力、解放力降至最低点，只能在最基础、最传统的模子里打转徘徊，即使有前进，也只是重复着百年前、千年前的老路，可新时代的要求已经根本不同了。

　　社会发展纵深看（1）

　　康熙的几项所谓大功业被拔得太高了，帝国内部建设同样如此，捧康者们丝毫不吝世间最优美的词藻来赞美，圣主的光芒万丈四射。

　　事实果真如此吗？就说康熙的宽仁爱民又能让人相信多少？不错，康熙没有乾隆那么狠辣，但也绝不是一个善角。沿海迁界（见台湾篇）给东南沿海带来的破坏，当地民众因此所受的灾难，都是无法想象的惊人惨重，也是亘古未有的极端暴行，虽说始于顺康之交，前期又是四辅臣主政，可康熙亲政了十来年，也未见废除呀？就是消灭了明郑，收复了台湾，没有任何理由了，不还是在施琅等人的力谏之下，才总算良心发现废除之！仅此一点，何谈康大帝的宽与仁？还有平三藩之乱时，清军沿途对平民的烧杀抢掠相当惨烈，也未见康熙有丝毫的制止？至于前文已说的文字狱，就更是体现不出爱民的本色了。

　　基于此，即便不怀疑，也不能抱着啥崇敬的心情去看待康熙所谓的勤政善政了。他的六次南巡、四次巡北、五巡五台山，没有一次是微服私访的，怎么可能不扰民？什么关心天下民生啦，治河啦，等等，不否认确实有，也应该肯定，但也没必要拔高吧？最不可理喻的就是什么事，一放在康大帝身上便能点石成金，完全与众不同。其实历代帝王出巡的太多了，但能博得康熙这样声名的几乎没有。因为只有做大帝的才是体察民情、访贫问苦，其他皆为奢靡、扰民、游乐、祭神的，反正没啥好事。这本身就不能让人信服。

　　康熙四十二年（1703）大帝西巡时，山西巡抚噶礼驱使百姓一直跑到直隶望都界内恭迎圣驾，又花了三十多万两白银建行宫，还献了四个美女。康熙表面上很是批评了一番，私下里却受用得很呢。以后对这位出了名的贪赃枉法之徒更是宠爱信任了，谁敢弹劾？撤职！山西太穷？那就让爱卿去干两江总督吧！天下还有哪里富过江南？

　　再说康熙治河的功绩。那黄河连带运河、淮河等水患，清初一大害，康熙时历经三十余年，终于对其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治理，成效不错，利国利民，值得称颂，可物极必反，颂得太高就让人厌了。其实这治河历朝历代都有，只要正常朝廷正常帝王都会去做的事，就连历史上不少被人痛骂的也做过呢。

　　略举两例。明万历时就大力治理过黄河，确保了五十年无大患，论功丝毫不逊康熙这一次，好像也没人去赞扬他。元顺帝，有名的昏君吧，其实在他任内，就是因为治理黄河，成为一个直接诱因，导致了红巾军大起义，以致最后丢了中原，逃回了塞外。

　　还有那永不加赋，又是康大帝一个被广为称颂的德政。康熙五十一年（1712），清廷决定以康熙五十年征粮丁册定为常额，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应该承认，就事论事，康熙此举出发点是利于民众的，至于具体操作中存在“丁倒累户，户倒累甲”、“在官谓之补，在民谓之累”等不好现象，不应该抹杀大方向的正确性，却也不宜评估过高，因为原来的赋税基础已经够“雄厚扎实”了。

　　大凡讲到赋税时，常会说明时太重，大清就相对轻多了，清代帝王也是不断自我歌颂一再减税的，真相究竟如何？按官方记载，明中后期人口大致在六千万上下，而清直至康熙后期还不到三千万人，当然也有说两个时期人口分别是两亿和一亿的，不管哪个数字正确，也都是康熙时要少两倍。至于田地数量，明万历时已有七百余万顷，而清顺治十八年（1661）五百四十余万顷，康熙二十四年（1685）六百余万顷，直至乾隆十八年（1753）达七百余万顷，才刚刚与明万历时持平，而康熙中期竟少了百万顷（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税统计》）。如此，再比较一下双方征收赋税的多寡便一目了然。

　　社会发展纵深看（2）

　　明万历初期两税收入实征白银两百六十六万七千六百八十两，若将本色米按照时价（米一石价银一两，麦一石价银五分之四两），则两税收入可达两千两百一十七万七千三百五十八两，商业税收入总额不过三百四十万两（林枫《万历矿监税使原因再探》）。据此，历经两百年的内部平稳发展后，明朝总赋税不过两千五百万两左右。

　　万历四十六年（1618）因抵抗满洲人（建州女真）侵略加派辽饷，崇祯后期内忧外患加剧又被迫加派剿饷、练饷，合称“三饷”，最高时达两千一百万两，但剿饷仅存在三年便停止了，练饷也是最后五年才存在的，顶多只有两年能够并算。

　　后世常把“三饷”加派作为明亡一个主因，其实清人入关后明废实存。辽饷（九厘额银）、剿饷，终清一代再未蠲除；还有呢，像多尔衮边外筑城便又加派钱粮两百五十余万两，比明崇祯初期户部一年实收银都多。应该讲，清初国家战乱更甚、田地人口远逊的情况下，赋税仍不比晚明少。

　　据《清实录》记载，顺治八年（1551），清廷仅征银就达两千一百一十万零一百四十二两，另有米豆麦等五百七十三万九千四百二十四石，多么庞大的数字！而在又一场大规模的三藩之乱后，地丁银竟年收入两千六百至两千八百万两了，留存地方支用约八百三十万两，再加其他收入，一年税收近三千万两。（白寿彝等《中国通史》）

　　另外，大清江南诸省每年都要漕运田粮入京师，数千里运费皆出自纳粮户，谓之“浮收”，范围之广，几乎额征田粮无不纳入也。还有每年征收赋粮，往往折钱交纳，谓之“折色”。但无论漕粮折色或地丁银折钱交纳，折合之时，莫不高出当时当地银价很多，谓之“折勒”，自康熙年间便屡禁不绝，民众仅此一项，实际交纳赋额即达正额的二至四倍。由此观之，康大帝时民众负担是轻是重就不用多说了吧？而这还不算几次大战所带来的额外负担呢。

　　至于圈地（见摄政卷），康熙八年（1669）终于下令禁止，把京畿之地无偿分给无地农民。看起来超级爱民之举，实则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地本就是苦难民众的。清人入关后，对被征服者采取了剃发、易服、圈地、投充等一系列残酷暴行，手段令人发指，也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就说圈地，满洲从皇帝到王公宗室乃至八旗官兵，仅北京城四周便占地一十六万两千三百顷，圈地里的老百姓身份形同奴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奴隶制度在华夏文明大地上的再度上演，堪称历史的大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