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团成立了几个轻装雪橇队。雪橇队由1个步兵排或1个步兵连组成，配备2挺机枪和15至20名骑兵。这些雪橇队在与团的其它分队保持目视联络的同时，在宽大的正面上，对现地进行仔细搜索。当发现树林中的敌骑兵后，他们就合围并用机枪扫射敌人。

　　如果遇到大股敌人，他们则绕到敌人的翼侧或后方，等主力到达后，再一起去消灭敌人。

　　我军进抵伊希姆河后，得知哥萨克兵由于不愿远离自己的家园，不愿继续撤退，他们纷纷逃离高尔察克，藏身于干草垛中。在这些地方，我军侦察员要用长枪和马刀刺探草垛和粮食堆，看看是否藏有敌人后，才从其旁边通过。经常发现有人拿着枪支和马鞍，而这些东西是红军特别紧缺的。

　　这样，在进攻托波尔河的红军部队的打击下，白匪军的一些精锐的团队再次被粉碎。在两个星期的时间内，我军且战且进约250公里，10月末已前出至伊希姆河。

　　在这些日子里，战斗在白卫军后方的游击队，也加强了活动。他们炸毁敌人的仓库、辎重和司令部，并与红军部队会合。

　　第43团来到伊希姆河后，各营都分来了很多来自库斯坦奈的年轻的游击队员。这是一些身体强壮而且十分勇敢的人。他们把西伯利亚的暴风雪和严寒看作是最得意的境界。他们为遭受抢劫和屠杀的无辜的人们报仇，他们无情地狠打白匪。他们在冲锋中一往无前，在弹雨下也不弯腰，就是炮弹也不能阻止他们前进。每个人都希望尽快展开肉搏战，而肉搏战则是高尔察克白匪最害怕的。

　　这些年轻人补充进来之后，增强了团的战斗力。

　　我军各部队的士气日益高涨，而白卫军则恰好相反。无论前线后方，敌人的士气都明显地下降了。不仅士兵、军士、哥萨克兵，就连军官也对胜利丧失了信心。在我看来，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已经丧失了抵抗能力，甚至简直是在寻找无条件投降的机会。

　　当然，不能说高尔察克军队在1919年11月就已丧失了抵抗能力。当我军对他们发动的进攻并不十分坚决，而他们仍有可能保持战斗队形时，白匪军尚可保持战斗能力。但是，当他们失去既定目标，并变得优柔寡断时，只要勇敢地行动，即使是以小部队去突入其战斗队形，也是完全可能的。

　　有这样一件事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那是11月4日，在布格罗沃耶村地域内。该村位于彼德罗巴甫罗夫耶克东北40公里处。我们得知，村子已被白匪的两个步兵团占领。

　　早晨，我带领部队从诺沃尼古拉耶夫斯基村向布格罗沃耶村出发时，途中遇到第237“涅维尔斯克”团团长。我们商量好进行协同动作。

　　预定第237团穿过梅特利希诺村从南面对布格罗沃耶村进行迂回，我团则从北而进攻，以便共同突击粉碎敌人。

　　于是，我们各自朝自己的方向出发了。

　　在距布格罗沃耶村3公里处，我碰到了侦察员们。

　　“村子已被大股敌人占领。”他们向我报告。

　　就在此刻，南面传来了射击声。这是第237团进入了战斗。根据事先的约定，我将1营和3营展开，他们立即向村北发起进攻。同时，骑兵对敌翼侧和后方进行深远迂回，2营则留作预备队。

　　第43团地段内的战斗按计划发展正常。我们占领了村西北边缘。这时，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了一个湖。该湖从村中央向西延伸约3公里。我们应该在湖的后面与第237团会合。但是要各营从湖面上通过是危险的，因为冰还很薄。

　　没过多久，我发现了一队人马绕过村子和湖泊从东南方向向西北进攻，在他们的后面跟着一队步兵。所有队伍又都与骑兵侦察群和单个骑兵混杂在一起，一时很难分清这是哪方的部队。如果是敌人，那么，我团翼侧将遭到突击的威胁；如果是自己的部队，那么，他们简直是迷路走错了方向，正在向不该进攻的方向进攻。

　　不能再犹豫了。我命令预备营做好与那支队伍作战的准备，自己带着彼得·亚库舍夫向前奔去，以查明情况。

　　此时，暴风雪骤起，它尤如一面白色的布幔，将我们面前的地带时而遮上，时而显现出来。由于在队伍的前方和旁边有一些小股的骑兵侦察队在疾走，我们得以悄悄地接近了他们。这时我才看清，那支进攻的队伍是白卫军，而向村子行进的纵队，则是被解除了武装的第237团的红军战士。

　　现在，我和通信员已处在白卫军的战斗队形内。幸好暴风雪帮助了我们，使我们得以混杂在敌人的队伍里。

　　看来，敌人的队伍现在处在麻痹大意之中。这就提醒我应该立即行动。但是如何行动？朝自己的部队往回走，那是危险的。敌人将会认出我们，会朝我们背后开枪，把我们结果了。不，不能向后转。

　　我们穿过淡淡的雾气，跑到敌人队伍的尾部。风卷着雪花在白匪队伍的后面上下飞舞。

　　在敌人的队伍后面，有军官缓步走着。我当时有两支左轮手枪。我先拿出一支；有选择地射击。我骑马跑到近前打了5枪，5个军官应声倒地自己的士兵后面。那些士兵竟连头也没回。因为，在如此混乱之中，有几声枪响是不足为奇的。

　　随后，我赶到被俘的红军战士那里。他们由哥萨克匪兵押送着。我拿出另一支左轮手枪射击。3个哥萨克兵相继摔下马鞍。此时，我的通信员却开始自作主张，他不但没有从后面掩护我，反而去收集那些被击毙的哥萨克兵的带马鞍的马匹。

　　这时，被俘的红军战士明白了哥萨克兵是被击毙掉下马的，于是立即扑向其它的押送兵，夺了他们的武器。听到我的口令：“向后转！从后面射击白匪！”之后，红军战士们信心倍增，他们把那些失去指挥的白卫军士兵俘虏起来。

　　这时，有两个哥萨克骑着马朝我奔来，大概是想弄清我是什么人。

　　我将其中的一个击毙，另一个则掉转马头朝村里飞奔，在激愤之中，我向他直扑而去。赶上之后，我一把抓住斜挂在他背后的步枪。劲用得如此之猛。以致他从马上掉下来之后，头撞在冻得硬梆梆的土地上，便一动不动了，

　　我朝四周一看，才知道原来我已处在白匪四面包围之中。

　　我的通信员彼得落在后面。怎么办？

　　突然我发现，那不是我们团的勇猛的侦察兵吗？就是要有这样的敏感，哪里需要就出现在哪里！侦察兵们举着红旗，从东面疾驰而来。他们推测得那么准确！正是此时此刻在我们急需援兵的时候，他们高举红旗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似乎告诉敌人，他们后面致少有1个团的红军骑兵。这准是古里亚诺夫想出的好主意，其实他只带领着14名侦察员。

　　我们趁白匪惊慌失措，自己一无伤亡就俘虏了300名敌人，其中有6名军官。

　　11月5日清晨，我第43团接到旅长斯特罗加诺夫的命

　　令，要第43团朝红洛格村方向进行侧敌行军，去增援步兵第45团。从布格罗沃耶村至红洛格村的距离是25—30公里。而从简短的命令中又无法弄清，第45团出了什么事，需要对它进行什么样的支援。

　　我们之间没有电话联系。我们只好改变原定的方向，沿战线向北前进，去解救友邻。11月份的白天很短，我们行军走了整整一天，傍晚前才抵达红洛格村。根据推测，我旅第45团应该在这里。但是侦察员刚一接近村边，即遭到枪击。为了防止误伤自己人，我停止了进行间的攻击。我派出侦察员沿村子四周再次进行侦察，他们又遭到射击。真见鬼！如果这里驻着白匪，那么，我们的人又在哪儿呢？最后，终于传来了大队人马行进的嘈杂声。这支队伍是从伊希姆河朝着村子开来。侦察员判明，这支队伍是我第45团。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见到团长F·T·克列诺夫，他向我讲了一件有趣的事：

　　“11月3日晚，我团从西面抵达红洛格村。白卫军第45团也在同一时刻从东面朝村里开来。红洛格是个大村。村子被满是树木的沟壑分隔得十分零散，夜间就更不容易辨清方向了。

　　11月份的夜晚又长又寒冷，越下越浓的雾使夜晚变得更长更黑。战士们急于找住房和取暖。双方都减少了行军警戒，人们摸着黑朝各个农舍走去。农民们没有油灯。他们把马铃薯挖空，放上一块炼过的脂肪，再放进一支棉灯芯，点燃起来光冒黑烟，灯光却很微弱。这就是当时的灯。就是这样的灯也不是每家都有。

　　冻得发抖人的们，一踏进屋门，就躺在地上进入梦乡。在某个角落里还进行着大致是这样的对话：

　　‘你是哪个连的？’

　　‘你问的是我吗？我是9连的。’

　　‘我是8连的。劳驾挪一挪，让我躺在这儿。’

　　或者是这样的对话：

　　‘你是哪个团的”’

　　‘我是45团的。’

　　‘我也是。先睡觉吧！明天再去打听我们连在哪儿’。

　　白卫军的警戒设在村西，我们的在村东。白匪45团的司令部设在牧师家，红军的团司令部则设在教堂执事的家里。人们又累又冷，匆忙吃上几口东西，就都睡着了。寒冷的大雾之夜，将敌对双方同时收容在同一屋檐之下。

　　清晨，当晨曦开始透过结满冰霜的小玻璃时，农舍中又进行着这样的谈话：

　　‘你是哪个连的？’

　　‘3连的。你呢？’

　　‘我也是3连的。怎么，你还带着肩章？’

　　‘你的肩章呢？你是什么人？你是红军吧？’

　　于是，展开了一场肉搏，还有一些人跑到屋外，动用了武器。

　　我军的哨兵下岗时在街上抓到一个白匪军官，可糊里糊涂地把他押送到白军司令部。刚一迈进牧师的家门，我们的人看到茶炊后面坐着的都是一些白匪军官，于是，开始了一场枪战。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枪战也越来越激烈，并很快席卷全村。当时的惊慌混乱的情况是难以描述的。最后，白匪开始从村内向东撤退，红军则向村西撤退。

　　在一段时间内，村子无人占领。白匪首先察觉这一点。中午，他们就折了回来，没放一枪一弹，就将村子占领。我团则向东撤到伊希姆河上的一些居民点。”

　　听完这些故事之后，我捧腹大笑了一阵，就提议从正面、翼侧和后方实施突击，合力消灭白匪第45团。克列诺夫表示赞同。1919年11月5日夜，我们顺利地完成了这次机动。

　　白匪被彻底击溃。士兵们躲藏在村子里的农舍和草棚里。

　　一直到第二天清晨，我们才将他们全部抓获。

　　这是我在东方面军的最后一次战斗。尔后，我们几乎是不停顿地进攻。

　　不久，第5集团军的部队占领了高尔察克的首都鄂木斯克。高尔察克将军本人和部长会议主席佩佩利亚耶夫也在伊尔库茨克被俘并被枪毙。

　　当时我觉得，我们已经接近决胜点，接近我们一生中的最后的一次交战。当然，当时我还不能预测到，我和我的同胞还将在与希特勒匪徒的斗争中再次经受更艰巨的考验。现在，当我回首半个世纪以来所走过的战斗历程时，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并可以骄傲地说：是她，是战斗的青春带领我去参加战斗，并使我学会了如何去消灭我们的敌人。

　　5

　　在强攻波兹南的日子里，我过了45岁的生日。

　　在这段时间里，在方面军的地段上，即在我近卫第8集团军及其左、右友邻的活动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夺取波兹南的战斗，仅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我军的前进，而最糟糕的则是供给问题。燃料和炮弹的缺乏，是勇敢和果断精神无法弥补的。

　　我们的苏联铁路员工，为了保证前线源源不断的供给，奋不顾身，努力工作。军用物资的运输规模是巨大的。当我遇到身穿铁路员工制服的人时，看着他们就象看到在前线冲锋陷阵的战士一样。

　　2月，敌人为了加强柏林方向的部队实力，从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预备队、陆军总部、西线、苏德战场的几个地段上，抽调了大量各种编成的部队和18个师，其中包括3个坦克师和摩托化师。

　　此外，我们已经进入敌人构筑有最强大的筑城工事的防御地带内。只有威力巨大的炮兵，才能给我们带来胜利；只有步兵和装甲兵的协同动作，才能压制住敌人的火力。就是需要炮弹！炮弹呵……

　　军事行动的逻辑是无情的。如果在战斗中，后勤部门不能保障供给战士所有的必需品，那么任何辨解，任何正当的理由，都是不能被接受的。

　　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后勤，也仅仅是后方勤务、是遵循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指示行动而已。正如我们已经知道，方面军司令部原计划实施的1月进攻战役时间是10～12天，其进攻纵深也比实际的进展情况要小得多。

　　要使后勤部门的工作重新适应部队的进攻要求，也就是速度更快、纵深更大，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几天的时间内，部队的供给距离显著地拉长了。汽车运输的行驶里程也加大了，行驶时间成倍增长使燃料的消耗也加大了。总之，前线和前线的战斗均要求后勤供给人员坚决履行其职责，任何疏忽和任何差错都将使数千名士兵付出生命的代价。

　　总之，不管任何情况，进攻要求这样做。而我们越接近奥得河，越深入德国的心脏，供给问题也变得越复杂。

　　尤其是加强兵器（炮兵、工程兵和航空兵）已落在进攻部队的后面。

　　还有一件事我们也必须操心，这就是要保管战斗中缴获的物资。我指的是德国占领者从苏联掠夺、运走、现在在溃逃时又沿途抛弃的物资。这是人民的财产，应该将它们收集保管起来。负责物资供应的同志们看到缴获的饲料、服装和其它物品装满了许多仓库时，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为了使所有运输工具不再往前线运送不需要的物资，以此来加强燃料和弹药的前送，集团军军事委员会不得不采取了果断的措施：在瓦尔塔河的各个渡口上都布置了阻截队。他们对往返于前线的全部车辆进行检查，只放行部队作战所必需的物资。其它一切物资都必须卸下车，在渡口就地储存起来。

　　为了节省汽油，凡是从前线返回的空车有半数要牵引拖回来。缴获的全部燃料都进行登记，并严格控制使用。我们把缴获的酒精，再加上其它成份，混合在一起作为燃料使用。我们还将缴获的火炮，炮弹和所有完好能够使用的武器，都收集起来，用来同敌人进行斗争。

　　在考虑下一步行动时，我们特别关心的是，决不能让进攻速度放慢。当前主要任务是：攻克奥得河前面的筑垒地域，尔后强渡该河。这就是为什么当波兹南还在激战时，我就决定将集团军司令部迁至普涅维，以靠近进攻部队的原因。

　　指挥员们都有这种体会，司令部要是总跟在你脚后，你就会感到好象有人在督促你，使你不由自主地尽力向前推进。

　　1月28日—29日，近卫军第8集团军所属4个师，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所属2个军进抵奥布拉河。根据侦察情报，我们想像到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异常艰巨的。我坦白承认：将我们的兵团投入攻打敌人的坚固工事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况且，我们的炮弹储备已消耗殆尽。而等待其他部队到来，并运来弹药再行动是不行的。丧失时间就等于失败。我详细地分析了情况，权衡了利弊之后，决定从行进间攻击梅泽里茨筑垒地域。近卫坦克第1集团司令员M·E·卡图科夫也作出同样的决定。

　　尽管当时夺取波兹南的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我仍得以两次到达在第1梯队内进攻的近卫步兵第4军第35师。师长U·F·格里戈里耶夫上校是一个勇敢果断的人。我在1939年就认识他，为了发现各支撑点之间和各防御地域之间的接合部和间隙地，他正确地组织了隐蔽而细致的侦察。侦察员们还抓回几名俘虏。通过审问，了解到了有关敌人的钢筋混凝土发射点配置的某些情报。

　　侦察说明，敌人正匆忙地通过奥得河畔法兰克福调来几个新锐师。果然，1月31日清晨，其中1个师穿过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前出至奥得河，而那里已有我军部队。这样，在奥得河和梅泽里茨筑垒地域（尚未被我全部占领）之间的地带内就发生了一场遭遇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