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1日清晨，这座桥又被重新修好了。在烟幕的掩护下，我军把14门火炮运过桥去，其中一部分火炮立即向敌人工事的射孔进行了直接瞄准射击。

　　中午，开始架设可通过坦克的30吨桥。这座桥建在供炮兵使用的大桥旁边，是木垛桥墩桥。

　　我认为，只有将坦克投入核心堡，才能迅速消灭被合围的敌军集团。因此，我催促尽快架桥，这项任务交给了工程兵第261营。营长亲自进行了侦察，并决定对土围墙和要塞壕沟墙进行爆破，以造成一条坦克可以进入的斜坡通路。半夜，响起了剧烈而巨大的爆破声。壕沟外墙和土围墙被彻底摧毁。为了减小斜坡的坡度，又补充进行了3次爆破。2月22日夜3时，坦克第259团、重型坦克第34团的坦克和自行火炮突入了核心堡。只是到这个时候，希特勒匪徒才成群地、从20人到200人不等，开始向我投降。

　　在所有地段上，都在进行激战。核心堡西面三角堡被我步兵第27师的近卫军人与坦克第259团和第34团的坦克兵封锁。副师长M·A·杜卡将军命令三角堡的守敌投降。法西斯军官拒绝了，敌人继续抵抗。杜卡将军过去曾任白俄罗斯某游击兵团的副司令员，他采用了当年游击队惯用的方法来对付敌人。他们将装满重油的大桶燃烧着后顺着斜坡滚向三角堡内的主要入口。灼热的、令人窒息的浓烟将法西斯匪徒从他们的巢穴中呛了出来，他们爬出三角堡，高举着双手投降。

　　要塞及其守敌存在的时间已经屈指可数了，投降的敌军告诉我们，在要塞的地下工事内，已挤满了伤员。水管被炸坏，士兵们正在遭受口渴之苦。我不想让他们白白地流血，因此，再次通过无线电敦促被围的敌人投降。但是，敌人此时仍不接受我们的呼吁。他们毫无理智地集中了最后的兵力，投入枉然的反冲击。

　　这是红军建军节的前一天。虽然正在进行艰苦的战斗，但大家的心里都充满节前的欢乐。由于预感到胜利已为期不远，这种心情就变得更加强烈。2月22夜，在市立大剧院的一个房间里，各军军长和师长正在举行会议。

　　这时，近卫步兵第74师师长巴卡诺夫将军被叫去接电话。他回来后报告说，电话是从核心堡中央大门打来的。敌军的谈判特使到了那里。巴卡诺夫请求允许他回去接待他们。不久他报告说，要塞的守备部队准备投降，前要塞司令马特恩将军就在他的身旁。一刻钟过后，马特恩少将像火车头喷气一样，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几乎是使尽全力才勉强地进我们正在开会的房间。这是一个体重130多公斤的大胖子。他喘了一口气，然后将要塞司令克内尔将军写的一张纸条交给我。克内尔请求苏字军当局对伤员给予帮助。

　　“克内尔本人在哪里？”

　　“自杀了！”

　　当我问马特恩将军自己有何感想时，他耸了耸肩说：“对我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不是纳粹党员，既然知道进行抵抗已无希望，那么，就不想白白流血。希特勒完蛋了！”

　　马特恩说，在波兹南的6万德军官兵当中，尚有战斗力的仅有1万2千人左右。他们现在准备无条件投降。

　　1945年2月23日，在苏联红军建军28周年的光荣节日里，我国首都用224门大炮齐鸣20响，以示庆贺我军在波兹南所取得的胜利。

　　波兹南的浴血奋战持续了整整30个昼夜。这场战斗是残酷的，它使士兵们疲惫不堪。看来，参战的战士们不能不因此而丧失诸如对敌人也讲点同情怜悯的这种人类的本性。然而。苏联军人的人道主义者的高尚形像，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有一次，我有机会读到西德的一个叫托尔瓦尔德的历史学家写的一本书，书名是：《这发生在维斯瓦河》。作者在书中说到苏联解放波兹南的战斗情景时，竟硬说什么苏军战士占领了德军医院后，虐待了被俘的伤员，苏军医生还拒绝给他们治疗。

　　就这个问题，我访问了当时积极参加了这些事件的人、现波兹南市荣誉公民、历史学博士、教授M·A·谢里亚加上校。他是这样答复我的：

　　“确实，在近卫步兵第27师的进攻地带内，在一幢楼房的地下室里，有一所德军医院。根据师长的命令，我参加了一个接收医院的委员会的工作。这个医院全是收容受伤的德军战俘。作为这些事件的参加者。我要坚决地驳斥西德历史学家的无耻诽谤。德军医生移交给我们的数百名伤员，他们挤在又潮湿子阴暗的地下室内，处在没有食品和饮水的极为恶劣的条件下。而我们却尽了一切努力，以便在当时的战斗条件下，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他们的痛苦。

　　应该指出，托尔瓦尔德的书问世之后，有关在波兹南的德军伤员命运的问题，在1962年又重新被提了出来。当时西德曾公布了希特勒大本营作战会议的记录。这些记录的出版者和注释者G·盖贝尔，在引用那个托尔瓦尔德的话，并为希特勒1945年2月召开的一次例会作注释时，写道：波兹南要塞司令马特恩将军，似乎是由于苏联当局在最后通牒中威胁要枪毙所有被俘的德军伤员，才于2月23日投降的。

　　当时，我的工作是用扩音器向波兹南要塞的守备部队广播我军最后通牒的内容。因此，我有充分根据揭露资产阶级诽谤家的这种欺骗宣传。况且，在这个问题上，读者可以自己作出判断。

　　大约在2月初，崔可夫将军向德军被包围的守备部队发出最后通牒，建议他们停止抵抗。经过几天之后，即2月11日，在对要塞发起决定性攻击的前夕，朱可夫元帅又向被围的守敌司令官发出新的最后通牒。在两次最后通蝶中，均未进任何威胁。不但如此，还强调，停止抵抗将使数千名官兵的生命得救，如果哪个苏联军人破坏了苏联人民所固有的人道主义原则，侵犯了战俘有人身不受侵犯的保障，那么，根据战时的严厉措施，他将受到惩处。”

　　4

　　正当马尔琴科的近卫步兵第39师、近卫步兵第29军和步兵第91军攻打波兹南的时候，近卫第8集团军、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的基本兵力（后来还有第69集团军的基本兵力），在坚决向西挺进的同时，前出至德国边界，并越过边界径直地向敌人领土纵深迅猛突进。

　　这个日子终于来临了！我进攻的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浩浩荡荡地向西挺进。我第8集团军进抵德国边界的日期是1945年1月28日。战士们按自己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欣喜心情。在国境线的界桩上，我看到这样的字迹：“这就是法西斯德国！”

　　这种感情是可以理解的。显然，这个时还不可能在战士们的思想上将国家、人民和以希特勒为首的法西斯主义区分开来。占领者在我国及波兰领土上的兽行，他们还记忆犹新。我疑视着这些字句，就回想起马伊达内克集中营……也引起自己的顾虑；我们俄罗斯人会不会将愤怒发泄在德国这块土地上！

　　我集团的政工人员早已在这方面开展工作，以便使战士们正确地对待当时的时局，防止发生任何过火行动。

　　红军政治机关对些问题异常重视。《红星报》在2月9日的编辑部文章中写道：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们的父辈曾这样说……当然，我们完全不应该简单地理解这个提法……不能将事情想像成这样：比如，两条腿的法西斯野兽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强奸我们的妇女，或者进行抢劫，而我们为了报复，也干他们那种事。”

　　越过第三帝国的边界线，不能不使我军士气大振，不能不对他们的进攻锐气产生影响。所有的人，从士兵到将军，都在奋勇向前挺进！

　　执行航空侦察任务的飞行员回来说：德国境内的所有道路都挤满了难民的队伍；铁路运输受阻，道路边沟被许多小汽车塞满了；成行成列的难民涌进柏林，又从那里朝四面八方散去；人们惊惶失措奔逃。

　　我们的无线电截听员有时让我们看柏林广播电台播发的一些很有趣的材料。记得，柏林电台以极简短的形式报道前线的局势时，是这样评述当时的战局的：“东线局势令人难以置信的严重……”

　　希特勒企图以神秘主义来消除人民的不安和忧虑。他在1月30日对德国人民进行了最后一次讲话，其中有一句话是：“上帝在7月20日保全了我的生命之后表示，他希望我仍然是你们的元首。”希特勒在这里所说的7月20日事件是这样的：1944年7月20日，曾经有人对希特勒进行了一次谋杀。但由于偶然的原因未获成功，希特勒侥幸活了下来。从此之后，他便开始残酷地镇压对他的统治心怀不满的人。

　　我们毫不怀疑，他作为元首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要塞守备部队的垂死挣扎、元首的恳求、秘密外交和政治阴谋……所有这些都已无济于事。

　　正是在那些日子里，不知何故，我常常回想起青年时代的很多往事。

　　……

　　1919年10月，托博尔河上的顽强战斗达到激烈化。白匪疯狂地进行抵抗。敌人将精锐部队、其中包括所谓高尔察克最优秀的伊热夫斯基师投入了反冲击。该师由莫尔恰诺夫将军指挥。由于参加了9月的战斗，高尔察克授予该师一面乔治旗。但是现在，该师也无法阻止苏军的进攻。它在格利亚金斯克耶、波克罗夫卡、达维多沃地域陷入了合围，并遭到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在托博尔河粉碎了高尔察克的精锐部队之后，我各团的侦察队和骑兵连大胆地脱离本团，深入到敌后。他们在日利诺村进行了一次袭击。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有一个团的白匪军在村中驻守，当我骑兵从敌后冲入村中时，白匪的团司令部当即失去指挥，一个团的白匪四散而逃。

　　攻打巴特列沃村的战斗更是有趣。当时我在亚罗沃伊村边靠风磨旁的观察所里，根据发射的闪光，我发现敌人的火炮位于教堂旁，正向我方射击。我立刻拿定主意，要在夜晚或清晨袭击敌后，夺取这些火炮。我把侦察员古里亚诺夫和桑尼科夫叫到跟前，我们共同确定了路线。在谈话过程中，我产生了一个念头，要亲自参加这次出击。我们派苏哈诺夫带一个骑兵侦察班在天黑之前布置好路标。

　　古里亚诺夫的全队人马，在苏哈诺夫的骑兵侦察班出发之后，作好了出发准备。为了以防万一，我命令第1连也做好战斗准备。这个连是由机智勇敢的沃尔金指挥的。我委托副团长（他过去是沙皇军队的军官）在黎明前带领全团作好发起进攻的准备。进攻的信号是向敌驻地射击。当时我们还没有信号弹，电台就更谈不上了。

　　这是一个月夜。我们顺着一个又一个的路标前进。走在前面的是40多名骑兵，随后是沃尔金连。至夜里一时前，我们来到奇斯托耶湖地区，苏哈诺夫在那里迎接了我们。他报告说：在两条路（分别通往洛帕特基和苏赫缅）的叉路口那边，在一片大树林中，发现有篝火，看样子像是敌人的辎重队。

　　我决定由古里亚诺夫率领20名骑兵和1挺机枪前往叉路口；沃尔金连隐蔽地接近小树林，并争取尽量不打枪就收拾敌人。1挺机枪和20名骑兵留下由我掌握作为机动。

　　夜里约2时许，两支队伍出发了。大约在4点钟，看见了小树林。林中有三堆阴燃着的篝火。沃尔金向每堆篝火派去了一个排。他们要隐蔽地爬到跟前，一弹未就俘虏敌人。

　　这时，月亮已接近地平线，地面上的阴影拉得长长的，篝火发出的火光显得越加明亮。小树林中确实有团的一类辎重队、两箱炮弹、3辆炊事车、3辆双轨卫生车、20辆大车，约100名士兵和两名军官。军官里有一名是军医。这个树林里的全部守敌被沃尔金连不费吹灰之力、也无任何伤亡就俘获了。

　　沃尔金立即向我报告，俘虏中有2名炮兵，他们带着电话和电线。

　　“把他们带到我这儿来。”我说。

　　带来的是两个来自托木斯克的小伙子。他们俩人的肩章都已撕掉了。

　　“为什么你们急于撕掉肩章？”我问他们。

　　“我们是被抓来的。我们再也不想跟我们自己的俄罗斯人打仗了。”

　　“你们把电线拉到这个小树林里干什么？”

　　其中一个回答：

　　“详细情况不知道，但听上司说，天亮前要把两门炮拉到树林边，并进入阵地。”

　　我明白了：原来我们的队伍已经来到敌人的炮兵阵地上。敌人的火炮马上就可能到来。因此应该作好迎击敌人的准备。

　　我们把全部俘虏都押到树林的东边。沃尔金换上了敌人军官的军大衣。他带领被俘的两个电话兵来到树林边。他的1连人也在那里展开，骑兵则布置在两侧。

　　拂晓来临了。从巴特列沃村出现了一个跟一个地缓缓而行的敌人的辎重队。有两辆六套马车分别拉着炮和炮手，它们赶过了辎重队。他们朝已被我们占领的小树木径直地奔来。说实话，当时我们的心在剧烈地跳动，因为没有把握，战斗的结局会怎样呢？

　　沃尔金和被俘的两个电话兵都佩带上敌人的肩章。他们开始挥手，引导炮兵如何展开。跑在炮兵连前面的一个军官向右转了半圈，将火炮引向林边。这正是沃尔金所希望的。我步兵根据他的哨声唰地站了出来。

　　“站住！’

　　敌人的炮兵乖乖地站住了。只有那个军官，当他明白了是中了埋伏之后，调转马头飞驰而去。雅科夫·亚库波夫和雅科夫·别尔德尼科夫追了上去。他们想对他进行两面夹击。枪响了，是那个军官在用手枪射击。他打了7枪后。子弹没有了。亚库波夫用刀背朝军官的头部砍去，但是因为用力过猛，军官摔下马就死了。

　　侦察员们带着白匪中尉的马、武器、带肩章的军大衣和文件回到我这儿。

　　根据缴获的文件得知，敌该炮兵连属于步兵第11师的炮兵营。此时，在巴特列沃村的西面。响起了步枪和机枪的射击声。随后又传来炮声。枪炮声离我们很远，约有5公里。我们知道，这是我团转入了进攻。我决定赶去支援。

　　我将被俘的敌人炮兵召集到火炮跟前，对他们说：

　　“在这之前，你们为高尔察克将军和反革命效劳。现在，你们将为俄罗斯劳动人民为革命服务。把炮架好，瞄准村里的团部，准备向你们的白卫军军官射击……”

　　火炮很快地作好了准备。我在红军训练班里学到的炮兵知识在这里派上了用场。从小树林向西到巴特列沃村，地形象桌面一样的平坦。可以用普通炮弹进行直接瞄准射击。随后，当敌人的步兵出现在村东时，再使用榴霰弹射击。

　　于是，我们就这样做了。

　　起初，向教堂方向发射了10发炮弹。据俘虏口供，那里有敌人的团观察所，不久，野战电话（村里的炮兵连观察所与我们这里的发射阵地进行联系的电话）嗡嗡地响了起来。

　　我去接电话。听筒里传来了骂声：

　　“为什么朝我们的指挥观察所开炮？叫中尉来接电话……”

　　“这么说，炮弹打得很准。谢谢您的校正，”我回答：“再挨一排炮弹吧！”于是，我当即命令向敌人进行急促射击。

　　几分钟后，辎重队开始向村外移动，白匪的散兵线也在撤退。我骑兵前往将其拦腰切断，并将他们赶向小树林。古里亚诺夫带着几十名骑兵向敌步兵奔去，命令他们放下武器。他们举起双手投降，对不想投降和进行还击的人，白卫军士兵自己就把他们消灭了。

　　遭到前后两面夹击的白匪第44团被彻底粉碎了。我们俘虏了约600人，其中有8名军官，还有两门3英寸口径的火炮，7挺机枪和其它许多物资。团长及他的副官不愿投降，并用左轮手枪还击，直到子弹耗尽，我骑兵追上去，将他俩劈死了。

　　这次战役结束之后，我团便开向洛帕特基。

　　我军的进攻速度日益加快。高尔察克的师团，象融化的蜂蜡一样，逐渐被消灭干净。

　　我们亲眼看到高尔察克的哥萨克部队是如何被消灭的。夏天和秋天，他们隐藏在森林地带，经常向我们发起突然袭击。10月中旬过后，天气变冷而且下了雪。这样，敌人就无处可藏了，因为树叶脱落，雪地上可以留下清晰的脚印。我们过去掌握了对付敌人步兵的方法，现在又学会了对敌人骑兵斗争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