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他在伏尔加河对岸时，就从我们的联络官那里得知，第62集团军创了新的战术方法。因此，他命令他的团长、营长们学习研究城市作战经验，并给每个战士准备了双份弹药、手榴弹、梯恩梯药包等战斗物资。

　　与巴秋科简短地谈话之后，我就得出了结论，他的师将会与法西斯战斗到底，决不会退回伏尔加河左岸。这时巴秋科师正沿着伏尔加河河岸向南、向中心码头实施反攻击，以增援罗季姆采夫的部队。同时，罗季姆采夫那里也得到了近两千名兵员的补充。我们打算借助这次反冲击，不仅遏止敌人从南面发动的进攻，而且还要消灭已冲到伏尔加河的德军部队，并与留在城市南部的各个旅恢复密切的联系。9月23日10时开始反攻击。

　　激烈的战斗持续两天两夜。

　　战斗之激烈，屡次都达到白刃格斗的程度。巴秋科师暂时遏止了敌人从中心码头区域向北的进攻。但没有能够消灭进犯到伏尔加河的敌人，也没有能够与在察里察河附近作战的各步兵旅会合。

　　但是，保卢斯企图前出伏尔加河、然后沿伏尔加河从两翼突击我集团军后方的计划落空了。我集团军各部队表现出了顽强的战斗精神。这些部队是：罗季姆采夫师、巴秋科师、戈里什内师、叶尔莫尔金师；巴特拉科夫旅、捷里霍夫旅、博尔维诺夫旅、安德鲁先科旅；波波夫、布勃诺夫的坦克部队以及第62集团军的其他部队。

　　对于第62集团军来讲，危机已经过去。敌人第一次突破到伏尔加河，没有给我集团军防御带来太大的影响。马马耶夫岗仍然在我们手中。我军虽损失很大，但没有任何一支部队完全被歼。以西伯利亚人为主的巴秋科师的反冲击，遏止了敌人在市里的进攻。法西斯匪徒的进攻被挫败了。大街上趴着几十辆燃烧着的德军坦克和数以千计的德国士兵的尸体。

　　我从未想过离开这里撤到伏尔加河对岸去，甚至也没有考虑过撤到伏尔加河中的某个岛上去。因为这样做将会立刻影响到各兵团的指挥员、他们的司令部以及全体战士的精神状态。有一次，K·A·古罗夫告诉我，他为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留了几条船。我回答他说，这与我毫无关系，我只要神智健全，就决不会撤到伏尔加河左岸去。

　　古罗夫紧紧地拥抱着我，激动地说：

　　“就是剩下我们俩个人，也要战斗到最后一粒子弹。”

　　这是比任何友谊都更加牢靠的战斗情谊，它使我们更加亲近了。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克雷洛夫同意我的观点。即使在距敌人1—3公里这样近的地方，指挥集团军部队作战已很困难，但当我暗示他回到左岸的中间联络站时，他坚决反对，说：

　　“我们将一起清洗好自己的手枪，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自己的脑袋”。

　　我们感觉到并且发现，几乎所有的师、甚至团的司令部都在注视着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动向。为了确信我们仍然与大家一起留在右岸，许多司令部都派自己的指挥员和政工人员到集团军司令部来。

　　明白这点之后，我们，也就是我、古罗夫和克雷洛夫，就不总是呆在自己的指挥所里，而是经常到师、团的观察所去，有时去坑道，直接让战士们亲眼看见，将军们—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们，没有离开他们，而是与他们一起战斗。

　　激战时，保卢斯和他的司令部设在距前线120—150公里的下奇尔斯卡亚或在戈卢宾斯卡亚镇。而第62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和集团军司令部，在10月中旬的那几天里，距前沿仅400米。

　　当时，尤为重要的是，不仅要让师、团各级指挥员们，而且要让战士们都感到并且认识到，他们不是孤独的，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全体成员就在他们身边。

　　9月24日傍晚，市内的战斗渐渐平息。电台向全世界报道说：伏尔加河的要塞仍然在我们手中，城市在燃烧着，它已变成一座活火山，正在吞噬着成千上万的希特勒分子。是的，事实正是这样。

　　斯大林格勒的捍卫者们学会了在烈火和浓烟中作战，他们为祖国的每一小块土地顽强地搏斗，成千上万的希特勒匪徒葬身在这里。关于这些情况，每天电台在晚间的战报节目里都有报导。而第二天，好像为了报复我们，希特勒的统帅部派几百架轰炸机来轰炸这座城市，在我们的头顶上倾泻着数以千计的炸弹。

　　在1942年，伏尔加河上的这座城市是希特勒的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这就是为什么这位元首毫不吝惜德国士兵的生命，把一批又一批的新的德军师投入这场战火中。

　　参加过攻打这个城市的德国将军汉斯·德尔在《进军斯大林格勒》一书中写道：

　　“9月中旬开始的争夺斯大林格勒工业区的战斗，可以称为阵地战或‘要塞战’。大规模的战役终于过去了。战争从草原开阔地转到被大大小小沟壑分割的、有许多小树林和山谷的伏尔加河沿岸高地；转到斯大林格勒的岗峦起伏、坑洼不平的工厂区。这里到处是铁的、混凝土的和石头的建筑物。作为长度单位公里，已被公尺所代替；总参谋部的地图也被城市平面图所代替。

　　敌我双方为争夺每一座房屋、车间、水塔、铁路路基，甚至为争夺一堵墙、一个地下室和每一堆瓦砾都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其激烈程度是前所未有的，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它消耗弹药之多已属空前）也不能相比。我们与敌人距离已近到极限。尽管我们有优势的空中力量和密集的火炮力量，但在近战中都无法发挥作用。俄国人比德国人的优势在于：他们更善于利用地形和进行伪装；他们有丰富的街垒战和固守楼房的经验；而且他们占领着牢固的防御阵地。”

　　从缴获的德军摩托化第29师的战斗日志中得知。9月17日，该师师长向第6集团军司令保卢斯报告：

　　“……我师的两个摩托化团几乎全军覆没，220辆坦克只剩下42辆。”

　　希特勒曾经对第6集团军司令说：“你带领你的集团军，你将所向无敌！”

　　可是，在斯大林格勒的初期战斗中，这个集团军就碰得头破血流。

　　希特勒撤了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的职，仅仅是再次表明自己的意图：无论如何要占领斯大林格勒。

　　9月23日，所有侦察渠道都证实，敌人继续在市内战斗的同时，又在戈罗季谢和亚历山德罗夫卡地域集结大量兵力。这就不难证明，新的敌军集团将对马马耶夫岗以北的工厂居住区、拖拉机厂、“街垒”厂和“红十月”厂实施攻击。

　　为了击退敌人从这个方向来的突击，我们立即着手组织后方反坦克地区。其界线是：从码头（在梅切特卡河口）、梅切特卡河南岸至维什涅瓦亚峡谷口，往下沿多尔吉冲沟北脊的小树林西缘直至伏尔加河。工程兵部队接到命令：在3天之内敷设密集的反坦克雷区，掘出崖壁和断崖。各师长、旅长们接到命令：选派出特别分队及为其警戒的分队，在自己的防区内构筑反坦克地区，敷设反坦克雷区。为了防止敌坦克冲到我后方地区，要组织一个配备有备用地雷的工兵小组，以便能随时在敌坦克可能突破的所有道路和路口敷设地雷。

　　9月24日晚，当市中心的战斗停息时，我们得到证实，敌人的生力部队正在拉兹古利亚耶夫卡和戈罗季谢地域集结。夜里，我们决定局部地变更集团军的兵力布署，以便压缩并强固莫克拉亚·梅切特卡河的正面和马马耶夫岗地域的战斗队形。9月25日，下达了变更布署的命令。在命令中特别强调了：

　　“在任何情况下，绝不允许敌人闯入阿尔季列里斯卡亚大街地区和靠近伏尔加河河岸。并准备进一步肃清城里的德军……

　　1942年9月26日黎明前，集团军所有部队要作好一切准备，反击敌人可能实施的攻击、特别是在戈罗季谢和‘街垒’，厂方向上的攻击。”

　　我们作出这个决定，全靠侦察兵向我们提供的准确的情报。应该对第62集团军M·3·格尔曼领导的全体侦察员作出应有的评价。他们没有报错过一次敌情，因此，使我们能够预先知道德军的行动，并作出必要的决定。

　　顿河与伏尔河之间是一望无际的光秃秃的草原，这使我们能够大纵深地观察整个地形。但仅此一点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把所有观察到的情况作出正确的分析，识别出假机动和虚拟情报。

　　我们是冒着风险行动的，因为这次变更布署是在与敌人十分接近的地方、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并且是在防御纵深极窄地域里实施的。这里没有直通路和行军路线，到处是深沟、坍塌的建筑物、障碍物以及大大小小的弹坑。

　　时间计算上的一点错误或者伪装上的丝毫不惧，都会破坏整个战斗的布署，遭受敌人炮火的重大杀伤。集团军司令部的所有参谋作为向导被派到部队中去，具体组织夜间的部队机动。

　　防御集团军北翼的部队由三个步兵旅（第115、第124、第149旅）、萨拉耶夫师的一个团、步兵第315师的摩托化步兵第2旅的一些建制不全的分队组成。它们的左面，即从莫克拉亚梅切特卡河到多尔吉冲沟北脊的地段上，由拥有56辆坦克（其中36辆中型坦克，20辆轻型坦克）的坦克第23军防御。这个军与叶尔莫尔金步兵第112师互相紧密策应。

　　在小树林西缘、标高112的地域内，有作为第二梯队的近卫坦克第6旅。这个旅有7辆T—34坦克和6辆T—60坦克。这些坦克几乎全都被打坏，在这里只作为固定发射点使用。

　　萨拉耶夫师的一个团被包围在靠近中央车站的一个城市公园里。他们坚持战斗着。与他们的通讯联系时断时续。这个团剩下的人已为数不多了。

　　步兵第92、第42旅与集团军失去联系，前者在察里察河以南地区单独作战，后者在察里察河以北—在青年共产国际大街、比尔斯卡亚大街和科兹洛夫斯卡亚大街战斗。集团军司令部派往这两个旅的参谋都没有返回。步兵第92旅（其战士来自水兵）在机枪营营长B·E·雅科夫列夫少校和政治部教导员B·C·弗拉索夫指挥下，进行着顽强殊死的战斗。

　　在得知步兵第92旅的真实处境后，我决定把该旅的剩余部队和巴特拉科夫的第42旅一起撤到伏尔加河对岸。巴特拉科夫上校对本人在此决定之前因受伤已离开这个旅。

　　在我左翼，敌人放开手脚地给部队补充了兵员和装备，并开始向马马耶夫岗及其北面地区调遣部队。

　　占有空中优势的德军部队，既不想认认真真地侦察，也丝毫不想掩饰其准备对我实施突击的企图，他们大大咧咧，蛮横不可一世。第一次调到斯大林格勒战场上的那些德军部队，尤其显得狂妄可笑。

　　德国兵在进攻之前的晚上或夜里经常向我们大喊：

　　“俄国佬，明天你们就要被赶进伏尔加河啦！”

　　这时，我们通常能正确无误地判断，明天敌人一定会从这个地域发起大规模的攻击。

　　在与狂暴的亡命之徒作战中，我们精心地制定我们的战术和特殊的斗争策略。我们学习并学会了在肉体上以及精神上打击和压倒侵略者。

　　我们相当注意在各部队中开展狙击手运动。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支持这一创举。集团军的报纸《保卫祖国》报，每天都公布被我狙击手打死的法西斯匪徒的人数，刊登出色的狙击手们的照片。

　　各个政治部门、党团组织都参与领导狙击手运动，在党团会议上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并详细地制定各种措施，以提高神枪手的技术。每个狙击手都承担起训练几个射击能手的任务，并把他们培养成为独立的狙击手。这样一来，昏头昏脑的法西斯分子可要大吃苦头了。

　　我亲自会见过许多著名的狙击手，经常与他们交谈，并尽我的所能帮助他们。瓦西里·扎伊采夫、阿纳托利·契霍夫、维克多·梅德韦杰夫及其他狙击手，特别引起我的关注，我经常同他们商量问题。

　　这些著名人物同其他人相比，没有什么特别不同的地方，甚至相反。当我第一次遇到扎伊采夫和梅德韦杰夫时，使我注目的是，他们的谦虚态度、从容的举止、格外沉静的性格和机敏眼神。他们能够长时间地盯着一个目标不眨眼睛。他们的手结实有力—握手时，就象一把老虎钳子一样，紧紧挟住对方的手。

　　狙手们“打猎”，往往是一大早就来到事先挑选好的地方，仔细地把自己伪装起来，然后耐心地等待着目标的出现。他们知道，一点点疏忽和急躁都可能出事，将使自己付出很大代价。因为敌人总是很认真地观察着我军狙击手的行动。狙击手只消耗很少的子弹，但他们每放一枪就意味着被瞄准的法西斯分子不是死亡就是重伤。

　　我们每一个优秀的狙击手经常向年青的射手传授经验，教他们掌握准确射击的技巧。

　　维克多·梅德韦杰夫同我们一起打到柏林。他打死的法西斯分子比他的老师扎伊采夫还要多。

　　我狙击手的活动使希特勒的将军们十分恐慌。通过我们的传单他们才清楚我狙击手给他们带来多大的损失。他们决定以同样的手段来报复我们。

　　这是9月末的事情了。深夜，我们的侦察员拖回来一个“舌头”，这个“舌头”说，法西斯狙击兵学校的头儿科宁格勒少校已经从柏林乘飞机来我们这儿了，他的任务是首先消灭苏军的主要的狙击手。

　　师长H·E·巴秋科上校把狙击手们召来，他说：

　　“我认为，从柏林来的法西斯的‘超级狙击手’对我们的狙击手来说，没有什么可怕的。对不对，扎伊采夫？”

　　“应该干掉这个‘超级狙击手’，”师长说道：“只是要小心些，要动动脑子。”

　　“是，一定干掉他，上校同志！”狙击兵们回答。

　　我军的狙击手运动发展得很快。日益壮大的狙击手队伍在这之前就歼灭了不下一千个敌人。报纸和传单都报导过这些情况。一些传单落到了敌人手中，敌人便研究起我们狙击兵的战斗方法，并开始采取积极的办法来对付我们的狙击手。事情已过去了，但坦率地讲，我们当时大张旗鼓地在报纸、刊物上暴露我狙击手运动这一作战经验，实在有些操之过急了。这样做的后果是：使敌人过早地知道我阻击兵的作战特点。只要我们干掉一两个法西斯军官，德冠就马上对我预定的伏击地点进行炮击。我们不得不经过备用的通道，迅速转移阵地，以摆脱困境。

　　法西斯狙击手的到来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要找到他，研究他的癖性和手段，耐心地等时机，用准确的、决定性的一枪，结束他的性命。

　　狙击手瓦西里·扎伊采夫回忆说：

　　“对于面临的决斗，我们有好几个晚上都在窑洞里进行激烈的争论。每一个狙击手都发表了自己的建议和设想，这些建议和设想都是他们每天对敌人前沿阵地细心观察而总结出来的。大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和各种诱惑方式。但是狙击技术的特点在于，尽管别人有很丰富的经验，但最终的战果取决于射手本人。与敌人面对面相遇，射手每次都应该有创新、有发明、采取新的行动。

　　墨守陈规对于狙击兵来说就等于自杀。

　　‘那么，柏林来的狙击手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相互发问。我很熟悉法西斯狙击兵们的射击和伪装特征，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辩别出：哪些是有经验的；哪些是新手；哪些是胆小鬼；哪些是执拗、果敢的敌人。然而，这个德国“超级狙击手”的特点是什么，对我来说是个迷。我们每天观察也没发现什么明显的特征。很难说他在什么地段，很可能，他经常变换阵地，并且同样小心地在寻找我，就象我找他一样。就在这时发生一件事，我的朋友莫罗佐夫的光原瞄准器被打坏了，而舍伊金被打伤了。莫罗佐夫和舍伊金都是老练的狙击手。在与敌人进行复杂的、艰苦的战斗中，他们从未败下阵来。毫疑问，他们遇上了德军的‘超级狙击手’。黎明时分，我和尼古拉·库利科夫来到昨天我们的同志呆过的阵地。对研究过多日已经熟悉的敌军前沿进行观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现象。白天快结束了。这时在敌人的掩体里出乎意料地露出一个钢盔，并且慢慢地沿堑壕移动。射击？不行！这是个诡计。钢盔移动得很不自然。可能是狙击手的助手在拿着钢盔移动、而他本人则在等待，等待我射击时才暴露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