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连里挑了一些人组成几个小组，给他们配备了反坦克武器、手榴弹和燃烧瓶。但是，这一天，敌坦克没有发起进攻。

　　午夜，一个当地的妇女，冒着生命危险，从敌占区偷偷地来到我们这儿，告诉我们，德军坦克准备发起突击。她还告诉了我们，许多有关敌军布署的有价值的情况。我记得她的名字叫玛丽娅·维杰涅耶娃。在那些日子里，城里的居民经常帮我们搞一些侦察，也常常给我们送水来。遗憾是的，这些勇敢的爱国者没有留下姓名。我只记得还有一个年青的女侦察员，战士们都叫‘莉莎’，她在一次轰炸中牺牲了。

　　9月21日，这一天是1营命运攸关的一天。德军在坦克、大炮的掩护下，从清晨起就发起疯狂的进攻。火力之猛，攻势之凶，完全出乎我们意料。敌人把在这一地区的所有武器、所有的预备队都投入了这次进攻，想一举摧毁我车站地区的抵抗力量。但是，他们每前进一步，都遭到巨大的损失。下午，我们营被切为两段。

　　营部和一部分部队被隔在百货商店附近。敌人包围了这一地区，并从四面向其进攻。百货商店里展开了白刃战。费多谢耶夫上尉率领营部人员，在那里与敌人进行了了力量悬殊的搏斗。有几个勇士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我们派了4个战斗小组赶去援救。但法西斯匪徒集中了坦克火力，猛烈轰击所有活下来的人。就这样，1营营长费多谢耶夫上尉和他的勇敢的助手们全部牺牲了。

　　他们牺牲后，我承担了剩下的几个分队的指挥。我们开始向‘制钉厂’附近集中。我把这里的形势写成报告，派通讯员给团长送去。可是，这个通讯员再也没有回来。我与团里失掉了联系，只能独立作战了。

　　敌人隔断了我们与友邻部队的联系，弹药的供应也中断了。每一颗子弹对我们来说都像金子一样宝贵。我命令部队要节约弹药、收集阵亡者的弹药盒及缴获的武器。傍晚，希特勒匪徒又一次发动进攻，他们以密集队形向我占领的阵地逼过来，想挫败我们的最后抵抗。我们的战斗分队愈来愈少，只得缩短了防线，并开始慢慢地向伏尔加河撤退。我们尽量拖住敌人，并与其保持着一定的近距离，让敌人无法使用火炮和飞机对我实施攻击。

　　我们一边撤退，一边利用每一个建筑物来战斗。只是在地板和衣服都被烧着了的时候，我们才退出这个临时阵地。整整一天时间，敌人才前进了不到两个街区。

　　在红色彼得堡街和共青团街的交叉路口，我们占领了拐角处的一座三层楼房。从那里可以有效地控制所有的接近路。这座楼房也是我们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下令在所有的出口构筑防栅，利用所有的窗户和墙洞裂口作为我们的射击孔。

　　我们在地下室的窄小的窗户上架设了重机枪，我们把应急储备弹药—最后一条子弹带装上了重机枪。

　　两个由6个人组成的小组爬上了三层楼和楼顶，他们的任务是：拆掉隔墙，准备大石块和木头，以便在敌人密集进攻时派上用场。我们在地下室划出地方作为安置重伤员之用。我们的防守兵力总共只有40人。决战的时刻终于到了，敌人的进攻一次紧接着一次。每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后，我们都仿佛觉得，再没有力量对付下一次的进攻了。可是，当法西斯分子发起新的攻击时，我们不知从哪里又来了力量，又想出了办法。战斗就这样持续了5天5夜。

　　地下室里的伤员愈来愈多，能作战的只有19人了。没有水，就剩下几公斤外壳烧焦的粮食。德国人想困死我们，他们停止了进攻，只是用大口径机枪不断地扫射着。

　　大家都视死如归。只是想怎样才能死得更有价值。这时，在我们中间出现了一个胆小鬼，他看到在这里迟早就要死，就决定扔下大家，趁夜色逃过伏尔加河去。他明白这是可耻的叛变行为吗？他当然明白。他怂恿了另一个胆小和意志薄弱的人，一起去干这卑鄙的勾当。夜里，他们悄悄地溜到伏尔加河边上，他们用大木头做了一个木筏并把它推下水。但刚离岸不远，就遭到敌人的射击。胆小鬼的同伙被打死了，可他本人却渡过河，并找到了我们营的留守排。他胡说，全营覆没了。

　　‘我亲手在伏尔加河岸边埋葬了德拉甘上尉’。他撒谎说。

　　只过了一个星期，一切都水落石出了。可是，正如您所看见的，他不应该在我40岁以前就把我埋葬了。

　　……法西斯又进攻了。我跑到楼上去看望我们的战士。我看到，战士们消瘦、变黑的脸上，充满紧张的神情，伤员们身上都缠着血污的绷带，可他们双手仍然紧握着武器，目光中没有丝毫的胆怯。卫生员柳巴·涅斯捷连科因胸部受伤、流血过多而牺牲了，她的手里还拿着绷带。看来，她在死前的一刻，仍然想帮助同志们包扎伤口，但是，没来得及……

　　法西斯的进攻被打退了。在寂静中，我们听到，在马马耶夫岗和城市工厂区那边，仍在进行着残酷的战斗。

　　怎样帮助城市的保卫者呢？怎样才能把已停止向我们这个楼房进攻的敌人，哪怕是一部分，吸引过来呢？

　　我们决定在房顶上悬挂起红旗——让法西斯分子知道，我们并没有停止战斗！可是，我们没有红布。怎么办呢？一位重伤员明白了我们的意图，他脱下血迹斑斑的白衬衣，用它擦干正在流血的伤口，然后交给我。

　　敌人用扩音器向我们喊话：

　　‘俄国佬，快投降吧，要不就是死路一条！’

　　就在这时，在我们的屋顶上，飘扬起了红旗！

　　‘狗养的，别瞎说！我们还要活很久呢！’我的通讯兵科茹什科大声地回答。

　　接下去的进攻又被我们打退了，我们有时射击，有时扔石块，并掷出了最后一批手榴弹。突然，从后方、在无门窗的墙壁外面响起坦克履带声。反坦克手榴弹已经用光了。只剩下一枝带3颗子弹的反坦克枪。我把这枝枪交给反坦克手别尔德舍夫，让他通过暗道去拐角处，从正面射击敌坦克。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占领阵地，就被法西斯的自动枪手抓住了。别尔德舍夫对德国鬼子讲了些什么，我不知道，但过了1小时，敌人重新发起了进攻，而进攻地段正好在我们唯一的一挺重机枪的射界内。我可在断定，别尔德舍夫蒙骗了敌人。

　　法西斯份子以为我们没有子弹了，变得猖狂起来，他们开始大声喧闹，挺直身子从掩体里走出来。他们甚至列队在大街上走路。

　　这时，我把最后的一条弹链装进重机枪，把250发子弹一古脑都射向法西斯匪徒。我的手受伤了，但是枪没有丢下。敌人倒下了一大片。活下来的张慌失措地逃回掩蔽所。过了一小时，他们把我们的反坦克手别尔德舍夫推到瓦砾堆上，我们亲眼看见他被枪毙了。

　　进攻停止了。炮弹象雨点似地向我们坚守的房子落下来。法西斯分子暴怒了，把各种武器都用上了。一时间我们连头都抬不起来。

　　又传来坦克发动机的喧啸声。从临近街道的拐角处，出现了矮小的德国坦克。看来，我们的死期已到。同志们开始相互告别。我的通讯兵用芬兰刀在砖墙上刻着：‘罗季姆采夫的近卫军军人在此地为祖国战斗、献身。’在地下室左边的角落里，在一个挖好地坑内，整齐地摆放着营部的文件和装有大家的党证、团证的军用图襄。大炮第一个齐射打破了沉静。巨大的轰击声房子幌动起来，接着倒塌了。我也说不清过了多少时间才苏醒过来。周围一片黑暗，到处是刺鼻的砖灰。我听见身边人在低沉地呻吟。通讯兵科茹什科爬到我身边，并拽了我一下问：

　　‘您还活着吗？’

　　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还躺着几个处于半昏迷状态的红军战士。我们被活埋在三层楼的废墟底下。空气很少，呼吸十分困难。吃的、喝的就更不敢想了——空气成了维持我们生命的唯一东西了。

　　但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战友的脸庞，感受到同志间的温暖。

　　我们决心要走出这座坟墓，开始不声不响地挖起来。浑身上下满是又冷又粘的汗水，简单包扎的伤口阵阵发痛，砖灰、沙土在牙缝里咯吱作响，呼吸更加困难了，可是，谁也没有抱怨什么。

　　挖了几个小时后，眼前忽然闪现出星星光亮，一股9月份特有的清新空气，从小洞口飘了进来。

　　大家疲备不堪地倚偎地这个小洞口旁，贪婪地吞咽着秋天的清爽的气息。洞口挖开了，可以爬过一个人了。科茹什科受伤较轻，我派他出去侦察。过了1个小时，他回来报告说：

　　‘报告上尉同志，我们在德国人包围之中，他们沿伏尔加河岸边埋设了地雷，附近还有敌人的巡逻兵……’

　　我们决定突围，回到自己人那里去。

　　我们想从敌人后方绕过去的尝试失败了，因为我们遇到德军的一队人数很多的自动枪手，我们费了很大劲才摆脱他们，又回到了地下室并在那里等候。我们一直等到乌云遮住了月亮，天空昏暗了，才从地下室爬出来，我们小心翼翼地向伏尔加河移动。我们相互搀扶着，咬紧牙关，忍着伤痛，慢慢地向前走着。我们一共只剩6个人，而且全部都有伤。科茹什科走在最前面，他现在是我们这个小组的战斗警卫，是我们的主要战斗力。

　　城市上空弥漫着烟雾，建筑物的废墟冒着阴燃的火烟。伏尔加河岸边的蓄油池在燃烧，铁路路基上的车厢也在燃烧。左面，激战仍在继续，爆炸声震天价响，五颜六色的曳光弹象爆火箭豆子似地飞向天空，空气中充满了火药的焦糊味。那里，正在进行着决定城市命运的搏斗。前方，在伏尔加河岸边，在照明弹的闪光下，可以看见德国人的巡逻队。

　　我们爬到近处，选择突破地点。眼前主要任务是悄悄地干掉巡逻兵。我们发现，一个德国兵有时走近一个单独停放的车厢。从那里，很容易接近他。科茹什科用牙咬着匕首，向车相爬去。我们看见，那个德国兵又慢慢地走近车厢……一个短促袭击，德国鬼子倒下去了，连叫都没来得及。

　　科茹什科迅速地扒下他的制服，穿在自己身上，然后不慌不忙地向迎面而来的另一个德国兵走去。这个德国巡逻兵毫不猜疑地走近科茹什科身边。我们的通讯兵又解决了第二个。我们忍着伤痛，快步穿过铁路路基，散开队形顺利地通过地雷区。伏尔加河就在我们眼前了。我们伏在河边，不管水多么冰冷，贪婪地喝起来。我们喝呀，喝呀，怎么也喝不够。后来，我们拣了一些圆木和碎木头，费力地钉扎了一个小木排，轻轻地放下水，然后扶着它，顺流而下，我们没有浆，就用手划。我们尽量靠近急流，使速度快一些。天快亮时，我们被冲到一个沙滩嘴上，这里靠近我高炮部队。高射炮手们惊讶地看着我们这几个衣衫褴褛、满脸胡须、瘦弱不堪的人，费了好大劲才认出是自己的同志。他们给我们拿来面包干和鱼汤。我们好像一生中从未吃过比这更香的食物！这是我们三天以来第一次吃到东西。

　　同一天，高射炮手们把我们送到卫生营……”

　　安东·库兹米奇结束了他们营在9月21日以后的故事。

　　现在，对近卫第13师第42团1营的遭遇都清楚了。这是我们军队英雄主义精神的又一见证。他们在被分隔开的防区，以战斗小组为单位独立作战，他们为争夺每一座房屋而战斗，一直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使敌人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我们的小分队所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精神，使得敌人大为头痛。每一个这样的战斗小组，都与兵力优势的法西斯匪徒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殊死战斗，敌人开始害怕我们的战士了。通向斯大林格勒的路，在他们眼里是一条通向坟墓的路，斯大林格勒被他们看成是地狱。

　　而大斯大林格勒的红军战士们却竟相比赛，看谁最勇敢，看谁最经得起考验，看谁消灭的侵略者最多。

　　在那几天里，德军的一大股自动枪手，在坦克的掩护下，突入中心码头，切断了我集团军主力与在库尔斯克大街、高加索大街和克拉斯诺波利斯克大街作战的两个步兵旅和萨拉耶夫师的一个团的联系。但是，到了9月21日，保卢斯还不敢宣称，他已完全控制了城市的南半部和中心渡口。因为在那里，我军仍在进行着顽强的战斗。

　　9月21日晚，在达尔和戈拉地区的我军观察员，发现了大批敌步兵和坦克在集结。不久，敌人在猛烈的炮火的掩护下开始进攻。他们企图在行进间冲到察里察河左岸，但其进攻受到我伏尔加河左岸炮兵火力的拦阻。部分坦克和步兵退回出发阵地，剩下的敌人被苏联英雄巴特拉科夫上校的旅歼灭了。这个旅的成员中大多数是水兵。在这次战斗中，B·茹科夫中尉率领的、由17名水兵组成的小分队，就击毁了6辆坦克。在这个地段上，法西斯匪徒共损失8辆坦克、近300名士兵和军官。而苏联水兵一步也没有后退。

　　次日，敌人在市中心每隔1小时就用步兵和坦克向罗季姆采夫师的阵地发起攻击。他们竭力想切断罗季姆采夫师与集团军主力的联系。只是在傍晚，敌人加强了其坦克、步兵和飞机以后，才把罗季姆采夫的部队稍微压退了一些。德军先遣支队沿莫斯科大街前出到伏尔加河岸。与此同时，敌人一个步兵团沿基辅大街和库尔斯克大街推进到专家楼地区。

　　尽管德军在数量上、尤其是在坦克数量上占优势，但他们始终没能切断罗季姆采夫师与集团军主力的联系。近卫军战士只是退到中心渡口偏北一点的地方，但是市中心仍在我们手中。仅在9月22日一天之内，他们就击退敌人12次进攻，击毁敌坦克32辆。尽管敌人不断地发动猛烈的攻击，但敌人在这里没能再向前挪动一步。9月21日，戈里什内师的部队来到多尔吉冲沟的北源头，使其右翼与坦克第36旅衔接起来。但在9月22日白天，敌人多次进攻，将其从这里的阵地逐出。戈里什内师退到了沿马马耶夫岗西南坡的防御阵地。这样一来，在多尔吉冲沟和克鲁托冲沟之间（戈里什内师和巴秋科师的接合部）、在人民委员会大街和维连大街一线占领防御作为第2梯队的步兵第112师，就突然出现在第一线，并投入战斗。

　　在城里进行的第10天的战斗即将结束。希特勒原拟在9月15日以前占领斯大林格勒的计划破产了。在这些天里，德军陆军总参谋部不得不向斯大林格勒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不断地投入预备队。我们的侦察发现，每天都有敌人的补充人员和坦克抵达斯大林格勒。

　　4

　　敌人靠近中心码头，我集团军的后方以及伏尔加河就几乎整个地暴露在敌人眼前。而伏尔加河又正是我集团军后勤供给的主要通道。我命令我的负责后勤的付手，迅速建立3个码头和3条横跨伏尔加河的水路交通线。第1个码头在上阿赫图巴地区，第2个码头在斯库德里地区，第3个码头在图马克地区。从这里，用伏尔加河区舰队的舰船以及一些小船只，在晚上往“红十月”工厂和斯帕尔塔诺夫克村附近的码头运送物资。

　　从“街垒”工厂到扎伊采夫斯基岛，有一条架设在铁桶上的渡桥，而在岛与伏尔加河左岸之间有一个小渡口。集团军地段上的所有的船只，都严格登记造册，并配置在各师、各旅之间。每个师都建立了小渡口，这些小渡口都受到严格的控制。渡口的所有工作都是按本部队指挥员亲自制定的计划进行。在察里察河附近作战的步兵旅，其后勤供给是经戈洛德内岛单独进行的。

　　敌人只要到达伏尔加河，必将沿河岸发起攻击，切断我部通向河边和渡口的去路。这一点，我们很清楚。为了破坏敌人的计划，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决定，在9月23日清晨，从马马耶夫岗地区不断发起攻击，并把巴秋科师（这个师已于前一天夜里渡过河来到城里）投入战斗。这个师的各团的任务是：消灭中心码头地区的敌人，从两侧牢牢地控制住察里察河河谷。

　　我在给巴秋科师长布置任务时，要他注意总结战斗小组进行巷战的经验。开始时，我以为他不太了解强击队的意义和作用。难道能轻易丢弃传统的连、排战斗队形吗？因为连队组建时他教战术就是这样讲的。然而，这个外表整洁、神态端正而机警的巴秋科（当时还只是个中校）看了我一眼说：

　　“司令员同志，我是来与法西斯匪徒作战的，不是来参加阅兵的。何况我的各团都是西伯利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