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9月，我们那生产马刺的工厂，由于需要量下降，关闭了。我们失业了。

　　我闲了下来，便开始经常到我的两个哥哥彼得和伊万那里去。他们和伊里亚一样，都在波罗的海舰队服役。正是在他们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关于列宁的事。在他们那里读了《共产党宣言》，看到了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和传单。当然，在那个时候，我还不懂得宣言里所说的深奥的理论。但我深深地懂得：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枷锁，而他们将得到整个世界。工人阶级在反对资本家和地主的斗争中将起决定性的作用。

　　我逐渐开始理解，布尔什维克的口号“穷人需要和平，富人需要战争”的具体涵义。

　　有一天，我去喀琅施塔得看望我的哥哥们。但没看见伊里亚，他去放哨了。我犹豫了一会儿，不知该怎么办。后来，我干脆躺到他的铺位上，睡熟了。

　　有人在我背上猛地一推，把我惊醒了。我一下子跃起身来。在我面前站着一个水兵。

　　“崔可夫，你为什么离开哨位？”

　　他肯定看错了人，我与我哥哥长得很象。我平静地回答。

　　“我是崔可夫·瓦西里，伊里亚是我哥哥。”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水兵是支队委员会成员。他马上详细地询问起我来：

　　“你有什么事，为什么在这里？”

　　我向他讲了我的许多想法。我什么也没隐瞒，甚至对他坦白了我想打机会搞到武器。为我死去的好朋友向克伦斯基复仇。显然，他很欣赏我的坦率态度。他请我抽空儿到委员会去一趟。

　　我哥哥回来后，我把同那个水兵的谈话内容告诉了他。

　　“他是库兹明同志，”伊里亚说：“一个很好的人，一个布尔什维克。”

　　……不久，我又来到喀琅施塔得。我很快找到伊里亚，刚刚告诉他，我依然还没找到工作的事，库兹明就来了。他问明了事情的原委，建议我留在喀琅施塔得，留在水雷教导队。17岁就当一名水兵，而且还在喀琅施塔得。还有什么比这更了不起的呢？我高兴得不知怎么说才好。

　　“太好了，谢谢你！”

　　从这时起，穿上一身水兵装的想法，占据了我的整个头脑。

　　过了两天，我把装有零碎物品的小箱子带到了喀琅施塔得。正如库兹明所允诺的我作为一个水兵被编入了水雷教导队。

　　于是，我的新生活、军人的生涯开始了。

　　在十月起义以前，我两次去彼得堡的奥布霍夫工厂，库兹明派我带着党的任务去那里找工人同乡，了解他们的情况。一切迹象表明，奥布霍夫的工人们已在积极地准备着，他们正在焦急地等待出发的信号。

　　10月23日，喀琅施塔得的水兵队伍开始编队。几乎所有人都被编入队伍。一支队伍要去海军第2支队，另一支队伍去波罗的海造船厂。但是，不知为什么哪支队伍里都没有我，大概这是哥哥伊里亚对我的关心。他自己带一队伍去彼得堡了。我心里感到很难堪——要知道我同样可以消灭士官生。但我所受的这种委屈并未持续多久，一天以后，好消息从天而降：列宁领导的武装起义胜利啦！……我们欢呼着，跳跃着。就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得知二哥伊万的命运。他在几个月以前就失踪了。原来，他在7月就被抓进了监狱，囚禁于死牢中。伊万怒斥克伦斯基之流是革命的叛徒、是屠杀工人阶级的刽子手。法院判决伊万死刑，但狱吏没来得及执行这个判决。

　　冬天来了。芬兰湾和涅瓦河都封冻了。许多水兵从喀琅施塔得来到彼得堡，在那里执行着苏维埃政府的各种任务。这一时期发生了计多使人忧虑的事件。革命的敌人开始抬头了。他们不断地暗中破坏人民政权各项决议的实施，接连地组织反革命暴乱。党把最可靠的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队伍投入到与他们的斗争中去。这一次，伊里亚把我带上了。我们被派去警戒莫斯科至萨拉托夫铁路上的列车。列车从萨拉托夫将粮食运送到俄国中部地区。整个1月和2月，我们都在粮食专列的取暖货车上度过。

　　2月份，我们收到了父亲的来信：

　　“富农、商人、官吏煽动人们起来反对苏维埃。因为你们，他们向我报复。前几天，他们放火烧了我的谷仓，整个棚子都烧光了。家里已无粮草，盼你们回来帮助我……”

　　在这一天，伊里亚被批准短期休假。

　　“跟我走，回家去看看父亲！”他对我说。

　　“时间很长吗？”

　　“咱们看情况。”

　　……谢列布里亚普鲁德村散布在奥谢特尔河河谷里。村庄的中心部分在右岸。笔直的街道两旁是木板或铁皮屋顶的房屋，或者是高高的围墙。在中心区的广场周围，布满了贸易货栈和石头房屋——商店、小铺、仓库等等。在中心区居住着富裕的农民、商人、牲口贩子和工人。在河的左岸，沿着坡地和洼处，乱糟糟地散落着一些小房子和残破围墙围着的小木屋。河彼岸的这部分村子被称为“鳄鱼嚎”。这里住着贫农。只有我父亲伊万·伊万诺维奇·崔可夫的房子夹在这一带都是两个窗子的木屋中间显得突出。房子呈十字形，一共有6个窗，大门安装在深埋地下的橡木柱子上。我父亲是个身强力壮、性格刚毅的人。他养活着一个有8个儿子和4个女儿的大家庭。家庭生活水平虽然还不能摆脱贫困的威胁，但还能维持下去。他用尽最后的心血，建设了这个还算是坚固耐用的家。林里人都叫他“大力士约内奇”。当村里进行角力时——这是常有的事，父亲站在密密的人群中间，无论谁也别想在他身上讨到便宜：他那一普特重的拳头，打得又猛又准，谁也招架不住。但是，现在他顾不上拳斗了，谷仓被烧光了，春天播种用的种子一口袋也没有剩下，用于磨粉的谷粒一俄斗也不到。

　　我们晚上回到家。父亲坐在桌子旁，满脸阴云，忧虑重重：拿什么来喂饱从长凳这头到那头的一张张饥饿的嘴呢？离秋播作物的第一次收获还早着呢。

　　在这个星期里，我的两个哥哥彼得和安德烈也回到家里。他们都已经结婚。妻子和孩子在父亲家里生活。经过贫农委员会的共同努力，好不容易搞到了几口袋留种用的谷粒。粮食有了，除此而外，还在已逃到国外的舍列梅捷夫伯爵的庄园里，弄到了牲畜饲料。

　　不久，伊里亚回自己的支队去了，支队司令部设在莫斯科帕韦列茨车站。他让我在家待命。

　　春天来了。

　　村子里传起了令人不安的消息。说是国内许多地方都发生了反革命判乱，资本主义国家勾结在一起发动了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战争。看看报纸或其他什么宣传品，才知道协约国用经济封锁和直接干涉我国内部事务等办法来威胁苏维埃共和国。他们妄图扼杀革命，扑灭人民的革命热情。

　　有一次，我在牧场遇见了童年时代的朋友，与我同岁的格奥尔吉·明金、阿列克谢·古巴廖夫和瓦西里·雷金。他们全都穿着缀有白色钮扣的黑色单排扣短大衣。他们刚从市立学校毕业，这种学校相当于今天的七年制中学。他们也被许许多多的流言蜚语搞得惊恐不安。他们怀疑巴黎公社的历史是否会重演？

　　“如果我们不是躲在家里的火炉旁等待观望的话，那么，历史是不会重演的。”

　　在受教育方面，我在他们中间是个才疏学浅的人，因为我只读了四年书。但是，在彼得堡五年的工人生活经历，却使我可以用平等的身份与他们交谈。

　　“那我们做些什么？”他们说。

　　“为工人的事业准备斗争。”

　　“怎么，斗争？”

　　“这个问题正是我们要考虑的。你用拳头是打不倒协约国的。”

　　第二个礼拜日，有人对我们说，在莫斯科有个军事训练班。它从可靠的工人和农民中录取愿意当红军指挥员的人。这个消息使我们振奋起来。我们准备先去一个人了解一下情况。格奥尔吉·明金到莫斯科调查去了，我们焦急地按天、按小时计算着时间，经常去车站迎候我们的“侦察员”。终于我们收到了他的来信。他告诉我们，他已经成为第一期红军军事教官训练班的学员了。他说，录取条件很简单，最要紧的是，需要村苏维埃的证明信，以证明来人政治上可靠。

　　不久，我们三个伙伴带着几只木头箱子，从谢列布里亚内普鲁德来到了列福尔托沃。训练班就设在这里的一座建筑物里，这座建筑的前身曾是阿列克谢耶夫斯基军事学校。当我们闯入前厅时，立即被哨兵拦住了。他是一个学员。他询问我们来此的目的以及我们的身份，并立即报告给训练班的政委。不多会儿，政委来到我们面前。

　　“是来服役的，还是来学习？”

　　我身上穿的是水兵短大衣和宽脚的裤子，很远就看得出是水兵。我首先回答：

　　“即学习，也服役！”

　　政委看了我们的证明信后，让我们去他的办公室。显然，明金已得知我们的到来，他站在政委的办公室旁，直向我们使眼色，这使我们增强了勇气。

　　进了办公室，政委看了我一眼，问道：

　　“除了村苏维埃的证明信，你们还能用什么来证明，你们是真心实意来干革命的？”

　　“用行动”。我回答，沉默了一会儿，又补充道：“我没有其他证明，但如果您给帕韦列茨车站的契卡①支队的首长去个电话，您就会了解到，他的支队里有个水兵崔可夫·伊里亚是我的亲兄弟。”

　　①肃反委员会——译注。

　　我不知道政委是否给车站打过电话。但是，在第二天宣读的命令里，把我——崔可夫·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和雷金·瓦西里·库兹米奇编入步兵第2班，把古巴廖夫·阿列克谢·阿列克谢维奇编入炮兵排。

　　就这样，我成了红军第一期莫斯科军事教官训练班的学员。

　　“这就是彼得堡，革命的彼得堡，你应当锻炼好自己，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伊里亚看见我穿着新的军装时对我说，“你应该成为一名真正的红军指挥员。”

　　是啊，现在已经过去许多年了，但我仍然怀着无比真挚的感情回忆起革命的彼得格勒，回忆起当时的同志们以及他们的战斗精神。涅瓦河边的这个城市成为我个人生活道路上的第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我将永远怀着极为崇敬的感情思念着它。

　　我是在中国重庆听到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侵犯我国领土的消息的。那时，中国军队的总司令蒋介石在重庆，而当时我是中国当局的军事总顾问和苏联武官。

　　当时去中国时，战争的火焰已经燃遍了整个西欧，波兰、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和法国先后沦陷。预料法西斯德国将入侵不列颠群岛。英勇的英国飞行员多次击退了法西斯空军对和平城市的密集轰炸。但是，伦敦在燃烧着，考文垂市被炸成一片废墟。

　　战后，当纳粹档案对社会公开以后，我们才知道，早在1940年秋天，希特勒就已经放弃了强渡英吉利海峡的计划。这在战略决心和战术决心中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对于这一点，我们军人在德军最高司令部刚一将其强渡英吉利海峡的行动推迟到1941年春天的时候，就已经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