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番辗转，我和老廖在新加坡的妹妹取得了联系。她决定马上回来，现在最要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老廖，另一个就是老廖母亲。老廖那边我们这些朋友会想办法去解决，但是家长这一头的工作还要她来做。

　　老廖的妹妹搭当晚的夜航飞机回北京，我去机场接她，早晨六点，天还没亮。高速公路上一路黑暗，对面的车闪着大灯，呼啸而过，远方的地平线一片漆黑，没有云彩，也看不见星光。北京冬天的早晨，干燥，寒冷。

　　我站在出口，在人群中搜索着老廖妹妹的面孔，入境的人流，多是些赶回来过年的旅客，一拨又一拨，或疲惫或兴奋。因为有了心事，再看他们，每个面孔后面仿佛都有了故事。

　　虽然我们未曾谋面，人群中，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因为她和老廖两个人真的是太像了。自从知道老廖出事的消息，我的脑子里转来转去的全是怎么办，怎么和老廖的家人说，怎么和老廖的公司说，最重要的是怎么才能把老廖给弄出来。但是想到他的时候，脑子里竟然是一片空白，突然间好象他的影像在我的头脑里消失了，我再怎么努力，也想不起他的样子。我就是想象不出，这么一个骄傲而体面的人，在那里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境遇。但是在看到她的一刹那，突然间，老廖，带着笑容，闯进了我的脑海，分外鲜明，生动。

　　我把她送回了家，头天晚上，和她通话后，我已经去过老廖的父母家，大致告诉了他们事情的经过，欣慰的是，老廖的母亲表现的非常冷静。这让我们都放下了心。我回到公司，和老板请了假。在我们公司这样的请假非常少见。我的老板很不高兴，我告诉他。晚上我可以回来上班，但是至少春节之前，我在白天没法保证自己的时间。我当时想的是，不管怎样，一定不要让老廖在看守所里过年。

　　但是我们都还是想得简单了，其实从开始，问题就是老史的身份，所以不管我们找到谁，每个人都认为这不过是个普通的带点意外的争执。但是因为对方身份的特殊，就有了使馆的介入，所以情况就变得格外复杂。而且如果情况严重的话，是有可能被判处劳教的。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但是从使馆那边我们得不到任何消息。虽然在此之前我们一直以各种理由瞒着老廖的公司。但是现在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要去寻求老廖公司的帮助了。因为老廖的公司恰好也是一家欧洲的公司。通常遇到这种情况，一个大公司的做法都是尽量去给自己的雇员提供帮助，当然如果问题得以解决，雇员也要自动离开公司。

　　他的公司出面后，果然原来很多不畅的消息就有了新的进展。但是春节之前就解决的希望是没有了。那是一个心事重重的春节，王惠没有回澳洲过年。我们一起还有老廖的妹妹一起为这件事奔波着，我们辗转得知老史已经痊愈出院，现在应该回到法国了。大家都松了口气，希望这是个好的讯号。

　　新年之夜，我和王惠特地跑到昌平去放鞭炮，我们买了能买到的最大最长的一挂，点着后，长长的鞭炮甩动着闪光的尾巴，发出巨大的声响，响亮，坚决。周围都是从城里特地赶来放烟花的人。各色璀灿的焰火从四面升起来，绽放在夜空里，映亮了整个天空。人群中，到处都是兴奋的叫喊。我们站在夜色里，默默地看着这五彩明亮的天空。心里一遍又一遍地祈祷，但愿这除夕的焰火可以冲散所有的晦气，可以让老廖快点，快点回来。

　　老廖出来的那一天是正月初五，经过十二天的奔波和等待。律师通知我们，老廖没事了。我和老廖的妹妹去接他。那是个寒冷的早上，我们在院子里等他。有人在放鞭炮，声音很远，并不密集，一下一下的。等了很久，院子东头的大门开了，老廖走了出来。看上去他明显地瘦了，老廖的妹妹冲过去，和他拥抱在了一起。老廖边安慰着哭泣的妹妹，边抬起头，看着我。笑了。

　　第二天的晚上，我们约了王惠出来吃饭。我们边喝着酒，边听老廖聊着这些天在里面的经历，大多是一些笑话。慢慢地，王惠喝得就有点多。一个劲地道歉：“老廖，对不起。都是我害的你。我现在觉得自己就是那种惹事的女人。特招人恨。”

　　老廖说道：“瞧你说的，我还应该谢谢你呢。”

　　王惠不明白：“谢我什么？”

　　老廖握住我的手，说道：“没有你，我就不会认识赵鹏。”

　　我从座位上站起来，朝洗手间走。已经喝得不少，走得摇摇晃晃，视线也愈来愈模糊。洗手池还有人在洗手。奇怪地看着我。我顾不上这些，站在那里，眼泪流了下来。一会儿，有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转过身，老廖也红着眼睛，他伸出手臂，我紧紧地抱住他，哭出了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