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只得忙陪了几句“忙点好”，然后就把这个话题岔开了。谁也没有兴趣对别人家的事情刨根问底。对于一年回来一次，一次只呆两三天的他们来说，只要老母亲身体硬朗，精神状态不错，犯不着去搞清楚发生在这个家里的每一桩事。

吃完年夜饭，一大家子人围着奶奶嘘寒问暖。一大家子人，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与自己的母亲或婆婆或奶奶分离了一年之久，他们恨不得趁这个时候把亏欠的孝顺都补上，顺便给接下来长达一年的再次分离留出些富余。东勰看到只有母亲一个人留在厨房洗一大家子的碗。

东勰看着那个在水池旁边忙碌的背影，肩膀随着手臂的发力有节奏地轻微耸动。说不清楚为什么，他就是知道此刻母亲在哭，而且根本用不着走近求证。东勰把劝母亲离婚的话咽回肚子，其实不需要再劝什么了，母亲已经用行动把那些未及出口的逆耳忠言一句一句都驳回了。她会不知道严洪在哪？她会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此时此刻跟谁在一块？可知道了又如何？就算她明知道另一个女人收了她丈夫的魂儿，明知道让她操了一辈子心的男人此时正在另一个女人那里逍遥快活，她还是想都没想就在亲戚面前成全了他的脸面。

东勰终于知道自己其实错怪了舅舅，阻止母亲离婚的根本不是舅舅，一个人若真是铁了心，是任凭谁也拦不住的。可是若要让母亲的心变成钢铁，恐怕再瞎一只眼睛也不够。

大年初三的早上，东勰拖着他那只摔断了一条腿的箱子飞回了上海。本来这次回家，他是打定了主意要让母亲和严洪离婚的，可是他低估了事情的复杂程度。纠缠了二十多年的两个人，恩怨情仇早就不是一纸离婚证书能够裁断清楚的。何况以他现在的经济条件，确实无法不计成本地带着母亲说走就走。

严洪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东勰没有办法当面警告他善待母亲，所以他只好拜托舅舅和小姨帮忙照看。这下没有人再逼着他把上海的工作辞掉回家守着父母了，自从上次他在医院里把花盆砸在父亲的头上之后，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也都如梦初醒，原来这个从小性情乖巧的孩子还有这么乖戾的另外一面，要是继续任由这样一对父子同住一个屋檐下，早晚会出大事。

广播里正在用不带任何感情的官腔播报着安全须知，空姐站在过道里笑意盈盈地为乘客们演示氧气罩的使用方法。东勰拿出手机，迅速地发了条消息：“上飞机了，呆会儿见。”他盯着屏幕等了一会儿，微信没有任何回应，他关了机。

很难说他如此匆忙地想要飞回上海，究竟是受了哪一种外力的影响——究竟是来自家里的推力，还是远在上海的某个人的拉力。自从上次在机场的那一晚之后，他觉得有些东西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覃嘉穆这三个字开始频繁地、不经意地溜到他的脑子里，引得他自己和自己猜谜。

在回家的这几个月里，他开始去猜想覃嘉穆每天自己一个人会做些什么、在酒吧里会碰到哪些人；在意自己发出的每一条消息未能及时得到回复的原因。他一次次打开“索多玛”，天南海北的帅哥引不起他的兴趣，反倒是嘉穆的账号是否显示在线更让他在意。然后，他便自我折磨地开始一番推理：既然2分钟前他还使用过这个软件，为什么没有回复我10分钟前发的微信消息......诸如此类。他必须得承认，每一个关于此人的起心动念，都开始让他的心里草长莺飞。

大年初三的虹桥机场人出奇的少。东勰下了飞机直奔南出口的星巴克，覃嘉穆早早就等在了那里。

“不是跟你说别来接我吗？”东勰的声音里透着掩饰不住的愉快，“我又不是不认识路？”他眉飞色舞地说。

“反正也没事，难得出来逛逛。”

事实上街面上根本没什么可逛的，没几家店开门，商场也都大多空空如也，只有一家乐器行在一排紧闭的大门中孤零零地营着业。嘉穆说想要进去看看，东勰把大拇指朝店门一竖，“走！”

走进店里，最先看到的就是整整齐齐挂满左右两面墙的吉他。老板是一个梳着马尾辫蓄着山羊胡的中年男人。他有着艺术家的装扮、艺术家的气息、艺术家特有的怀才不遇的神情，见到客人进门也不招呼，只是点了点头，然后仍旧自顾自地擦拭着手里那把泛旧的木吉他。嘉穆缓缓朝店里踱着步子，目光细细地拂过墙上一把把崭新的乐器，如同在欣赏博物馆里陈列的藏品。东勰拖着断了一条腿的箱子跟在他身后，东看看西瞅瞅，这些乐器在他眼里都长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