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欣愉看到那张长案，像是能感觉到阴沉木极致的光滑和冰冷，她早已想象过无数次，直至此刻，触手可及。

　　“林师傅，没收徒弟啊”她走进去，轻声玩笑。

　　林翼仍旧望着她，一点一点地认着，像是在找她哪里变了，哪里还跟从前一样，又好像只是难以置信。

　　她走到近旁，他才起身。一只三花从他膝头跳下来，轻捷地落地。他眼睛看着猫，避开她的目光，笑说：“这是小金。”却掩饰不去声音里的沙哑。

　　而她只是看着他，伸手抚摸他的脸，他无法控制的表情，展开的眉头，微红的双眼，以及其中模糊了的泪光。

　　“你明明已经找到我了，为什么还是要等我来找你呢”她轻声地问，拇指抹过他眼睛下面潮湿的皮肤。

　　他睫毛颤动，像是终于回过神，意识到她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人，而不是出自于他的想象。只此一念，便再难自已。他一把拥紧了她，却又低头埋首在她掌中，是最有力，也最脆弱的动作。而她也任由自己跌进去，跌进那副熟悉的身体，那双手，以及那种心跳的节奏，如温暖的海水灌涌，没了顶。

　　“你是不是以为我不会来了”她问。

　　他不答，只是贴着她耳语：“戒指呢”

　　果然看见了，她没戴在手上。她勾唇，无声地笑，回嘴说：“是你摘下来的。”

　　“在哪儿我再给你戴起来……”他低头吻着，找着，喃喃地说，“在哪儿……在哪儿呢”

　　她推他，不让他找，但他索性把她的手包进掌中，一同摸索，直到发现她旗袍前襟下面那个小小的坚硬的圆环。是那枚素金圈，她用丝绳串起来，一直戴着。他找到了，两人的手叠在一起，覆在那上面，而后十指交握。

　　“你是不是以为我不会来了”她又问了一遍。

　　“但是你来了……”他只是道，只是吻她，眼里已经没有一丝一毫的惊讶。她一定会来，他们一定会在一起。

　　与过去的无数次一样，她感到窒息，却又觉得这便是她的空气。

　　自那一日起，钟欣愉和林翼谈了好一阵的恋爱，是因为不愿跟周围的人解释，也是因为他们自己想要这么做。

　　他们就像任何一对普通的男女那样约会，一起吃饭，散步，跳舞，看电影，或者只是躲在他店铺楼上的房间里。唐楼的格式与血巷有些相似，房间的窗户上同样装着百叶帘。但南方的阳光穿透进来，看起来却又与上海的不同，微微带着些暖色调，在两人身上投下特别的光影。他们不辨晨昏地做爱，而后静静相拥，过完那一点浮生偷闲的时光。

　　离开同风轩，她还是回到罗便臣道的宿舍里。

　　林翼每天早上过去接她，陪她把阿念送到幼稚园，阿渡送进学校，再陪她走到文咸东街的中国银行上班。

　　一开始，阿渡和阿念不喜欢他，总觉得他是莫名其妙多出来的一个人，非得挤在她们三个人中间。

　　但他时常去接她们放学，把她们带到他店里去。阿渡做功课，他教阿念写字，有时还教她们画几笔画。

　　总是国画小品里最常见的那几样，梅兰竹菊，花鸟虫鱼，但教法不像齐师傅当年那么古板。他给她们预备了各自的毛笔，从不吝啬颜料，随她们涂得满纸斑斓。

　　他也问阿渡学校里教些什么功课，告诉她说自己没有上过学。阿渡惊讶，因为他写得那样一手好字，又兼同情，便也开始教他，给他看她的课本，给他讲学校发生的事。

　　等到钟欣愉下了班，便会走路到中环他店里，每次都能看见他们在一起，三个人，一只猫，画画，写字，讲故事。

　　她喜欢在门口站上片刻，静静看着。她其实早知道他们会合得来，但还是意外自己竟然真的过上了这样的生活，琐碎，平静，却也美好。

　　1946 年底，他们在香港办了婚礼。

　　那位侨领自认为是介绍人，中行香港分行的郑经理给他们证婚。

　　现成的婚书到处都有卖，比从前的更加精美，有彩印的底色，上面是鸳鸯和并蒂莲。

　　但林翼却特为去定做了一个卷轴，还是齐云斋的样子，还是那一句——赤绳早系，白首永偕。此证！

　　他们又一同把名字添进去，林翼，钟欣愉，后头还跟着一长串的签名，介绍人，证婚人，主婚人，最后盖上红印。

　　他写着，侧首看她一眼，无声地笑。她发现自己竟能明白他的意思，这一回不是写着玩儿的了。

　　他们在酒楼摆了喜宴，是照香港本地的规矩，客人们下午就来了，摆开桌子打麻将，一直打了大半个晚上才开席。她穿大红绣金的褂裙，他也是一身长衫马褂，一桌一桌地敬酒。

　　等到席散，他喝多了，醉卧在床上。她支肘在旁边看着他，或许也是酒精的作用，只觉又回到了很久以前，起了少时的性子，食指描过他的眉眼，逗着他问：“从前那张婚书呢”

　　“烧了……离开上海去日本之前……”他回答，睁开眼在灯下看着她，伸手抚摸她的脸颊。

　　她好像立刻就能想象到那个场景，黑夜寂寂，他一个人，嘶一声划亮一支火柴，引燃那副卷轴，火焰蜿蜒成一条金线，一点点吞没他们的名字，卷曲，化灰，成烟……

　　她不愿再想下去了，用盖头蒙上他的眼睛，隔着那一层丝绸吻他。

　　他抱住她，处处感受着她的存在，喃喃地问：“是真的吗”

　　“是假的，”她骗他，“等你酒醒，睁开眼，我就不在了。”

　　他已经大醉，却还是不信，在她耳边说：“欣愉，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

　　1947 年的春天，钟欣愉发觉自己有孕，找医生一查，竟然已经四个多月了。

　　本以为绝不可能，因为她年纪不轻，而且受过伤，很长一段时间身体很差，月经一团乱。

　　得知这个消息，所有人都如临大敌，林翼，阿渡，阿念，甚至还有几千里之遥的沈有琪。倒是她自己不以为意，照样每天上班下班，还辅导阿渡考了中学。

　　又过了四个多月，她生下一个男孩，起名阿升。

　　分娩也是在玛丽医院，从前肺科医生说她好运，现在产科的也这么讲，三十五岁的头胎，生得这样顺利。

　　从产房里出来，她看到所有人都在，阿渡，阿念，还有林翼，抱着那只小小的襁褓，又哭又笑。

　　大约还是因为杰米的教诲，她从来不信运气，直到那时，才觉得自己真的是运道好，比跑马厅头奖，血巷吃角子老虎机上的 Jackpot，抑或是交易所里隔夜大涨的期货，都要好运。

　　也是在那一年，有琪生了第二个孩子。两人隔着几千里互相寄照片，写信抱怨小毛头夜哭，喂奶有多痛。

　　但这些事，说过就忘了。阿升早上醒得早，林翼总是会把他抱出去，教她多睡一会儿。待她起身下楼，见他抱着孩子，总也不厌地看着，轻声拖着长音说：“爸～爸～，叫爸爸，爸～爸～。”

　　她忽而想起从前，父亲也是这样逗她，眼泪像是要沁出来，却又偏要笑他傻，说：“才几个月的孩子怎么可能会讲话”

　　他竟也羞赧，但笑不语，只是走过来，也抱着她。

　　她却又一次明白了他的心思，他从前总是说“我这样的人”，说他没有生日，没有父母，死了便是死了。但现在不同了，他和她一样，从未奢想，却还是过上了这样的生活，琐碎，平静，却也美好。

　　时间跨入 1948，从北边到香港来的人越来越多，既是因为战争，也是因为钱。

　　那一年，法币的发行量到了 660 万亿，12000 元才能换到 1 美元。

　　有琪从上海写信过来，戏谑地说：现在买米都要带一麻袋的钞票，每到发工资的时候，每个人都得用小车拉着回去，中途就买成大米、面粉这样的必需品。

　　要是去饭店里吃饭，一定要吃得快一点，否则等到结账时候，身上带的钱可能已经不够了。

　　听起来像笑话，其实却并不夸张。

　　钟欣愉在行里见过一位客人，她在上海的时候就听说过他的大名，开过厂，办过报，还曾经在跑马厅附近盖过一栋楼。但就是这样一个颇有身家的人，经过几年战争的劫掠，再加上换中储券和大通胀，此时搬到香港，把一生的积蓄换成港币，只剩下了几千块钱。

　　“真的就是这点了吗”四十几岁的人怔怔地问，像是难以置信。

　　到了八月份，法币无以为继，国民政府再次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并且强制民间的黄金、白银、外币也都必须上缴兑换。

　　钟欣愉在银行里拿到这种新发行的钞票，青蓝色团花，一侧有蒋总统的头像，面额一百万元，似乎已经预示着它不可能存在很久。

　　也是在那个月，她写信给沈有琪，问有没有打算搬到香港来住

　　这几年来港的巨商富贾不少，名家也多，林翼的书画生意做得很好，她已经有余力可以帮忙他们在此地安家。但有琪却婉拒了，原因不曾细说。到底是为什么，钟欣愉只有隐约的猜想。

　　转眼，便到了 1949。各种传言沸反盈天，今天说某某行遣散了员工，明天说某某公司倒闭，把开在香港的办事处裁撤了。

　　更有行员早晨走进办公室，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说上班路上有人跟踪。

　　有些年资的同僚自然想到 1941 年的事情，一时间人心惶惶。后来干脆有人去找郑经理，要求行里赶紧发遣散费，好让大家早寻出路。

　　那段时间，郑经理几乎每天都在劝，劝这个安心，劝那个再看一阵，说形势总归会稳定下来，他们得坚守岗位，保护行产。

　　但还是有不少人辞职离开，临走前跟钟欣愉打招呼，还觉得奇怪，说：“林太你怎么不走呢”

　　他们都以为她一定会是最早离开的人之一，因为她那时又怀孕了，家里才刚搬了新居，看起来日子过得很好，根本不缺这份薪水。

　　但她却没走，每天仍旧上班下班，林翼也还是每天送她接她，一切如常。

　　五月头上，收到沈有琪的来信，写的仿佛还是家里的琐事，比如给思承买布做连衣裙，本来想买红布，但上海什么都缺，最后只买到白色的。

　　钟欣愉读着，却好像猜到了更多。

　　不久，便在行里内部电台听到消息，上海苏州河南岸已经解放，中国银行大楼挂出外滩第一条欢迎条幅。

　　那是许多行员分头去买的，然后再一块一块拼起来，一条写着“庆祝大上海解放”，另一条是“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