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装迟疑的开口，“费力罗……先生？”
费奥多尔的嘴角弧度分毫未变，就像根本不在意我是不是念错他的名字一样：“您叫我费佳就可以了。”
“好的费佳，没问题费佳，”我从善如流的改口，悄悄松了口气——他果然不记得了。
费奥多尔似乎是为了避免我尴尬而微笑了一下——他面子工程一向可以的——紧接着，他很快转移了话题：“我想您或许知道，这辆车是开往什么地方的。”
“我不知道，”我低着头，这话的确是真话，我醒来之后并没有在身上发现船票和相关证件，属于纯正的偷渡人士，“先生，拜托了，让我去——”死一死。
话还没有说完，可我已经知道他的回答，就算我问一百次一千次一万次都是“不可以”。
某一周目他从圣彼得堡的监狱里把我捞出来，我向他问了同样的问题，那所监狱充斥着一种潮湿而发霉的恶臭味，这种味道成功登上了不管多少次我都不会忘记的排行榜榜一。
我曾经也当过这种怯懦而毫无勇断的人，我愿意盲从，因为我已经消耗完了我的勇气，我口口声声对他人说着“让我去死罢”这种消极悲观又毫无根据的话，可我当时又不愿去死，我不愿意相信我竟然这样的无能，我泛滥的美化自身美化他人，这种臆想持续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来见我的时候，他带了一束秋茉莉，而我自顾自的给自己打了一剂抑制药。
他坐在简陋的木制座椅上，雪色的披肩因为监狱窗户的不断漏风变得一鼓一鼓的，隔壁的小丑狱友用铁链修自己的指甲，发出咯吱咯吱的尖锐声音，可费奥多尔就像坐在审判席上宣判一个罪人一样，露出毫不掩饰的悲悯——
您有罪。
我没抬头，当时我还是圣彼得堡监狱里远近闻名的刺头，我点燃半根烟卷——廉价货，事实上在那家监狱里，烟算的上是违禁品——向他懒懒散散的吐出一个烟圈。
罪你**（脏话）
但事实上，我并非不认同[我有罪]这个观点，相反的，我比大多数人都更赞同这个观点，因为我清楚的知道我是个什么恶心的货色，而我也并非不想要对那些被我伤害的生命致歉，又觉得没有人谅解，也没有人听见，所以我那时把怀疑和忏悔当做罪恶。
费奥多尔曾是我跳跃性对话的唯一承接者。
那个时候费奥多尔告诉我，他会给我我想要的，他会给我我追求的，他会给我界定一个新的理想和目标，他会带领我走向一个“没有异能力”的世界。
他曾经说过他会救赎我，而我曾经也真的以为他会是那个把我拉出这个丑恶而肮脏的泥潭的人。
最后那一周目这个有神论者用刀子刺进我的大动脉，三下。
说起来他当时选择捞我出来的原因我现在多少也能猜到一点，无非就是因为利用，利益和共同目标。
或许还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和我一样的疯子。
他的思想被什么禁锢着，束缚着，但是依然十分叛经离道，这种做法放在任何教义里都是病毒一样会迅速繁殖的，伪善而泛滥美化的东西。而更有趣的是，他曾经告诉我他是基督教的忠实信徒。
可惜的是我现在也没资格对他的行为做出任何的批判和评价——甚至连赞同的权利都没有，毕竟我混的比他还要惨，或者是说，惨的多。
为了实现他理想中的美好国度，他需要帮手，需要一些理论上的支持者，他永远的理智，在恰当的时候做出恰当的选择，而我是恰到好处出现的工具人，他可以感知到我的什么，或许是异能力，或许是和他如出一辙的利益至上——甚至是反社会主义的思考方式，总之，在他主动放弃我之前，我永远无法达到我的目的。
可我不喜欢他口中的国度。
“我真的……”我抬起头，很耿直的告诉他，“没什么利用价值。”
费奥多尔哑然，海风带着氯化钠和水蒸气砸在我的脸上，他的口吻温和而平静，带着微不可查的循循善诱，像我最讨厌的那一类的角色：“这可不是您能决定的。”
说一半留一半还顺便威胁我……费奥多尔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可不是那么说的，这难道就是因为年龄渐长嘴巴渐毒吗。
-3
事情解释起来很复杂，所以费奥多尔在面对同伴“你怎么把她带回来了。”的疑问，选择闭口不言。
西格玛好奇心虽然也挺强的，但他也并没有什么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决心，稍微敲打一下就可以让他保持安静，难搞的人是果戈里。
在果戈里第三百六十五次发出疑问的时候，费奥多尔终于开口：“尼古莱，闭嘴。”
果戈里知道他的性格，如果费佳甚至有点亲昵的叫他“尼古莱”的时候，就是真的希望他闭嘴，不然下一步等待的就是这个心眼小还很记仇的人的报复，而叫他“果戈里”的时候，大部分时间只是随口说说，做个样子而已。
但这次尼古莱·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赌上费佳的头发肯定，这是一个超级有趣的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