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仪的呢？史书说：“同年十二月（665年1月），武则天指使亲信许敬宗，诬陷上官仪、王伏胜勾结废太子李忠，图谋叛逆。”
上官仪为什么跟废太子李忠又扯上关系了呢？史书称：“上官仪曾在李忠的陈王府担任谘议参军，与王伏胜一同事奉过李忠，因此遭到诬陷。”
这件事的最终处理结果是：“上官仪与儿子上官庭芝、王伏胜一同被处死，家产抄没，李忠被赐死于贬所。左威卫大将军、太子左卫率、郜国公郭广敬因为平时跟上官仪交好，也被贬官外放为隰州刺史，不久即病逝；右相（中书令）刘祥道罢知政事，改任司礼太常伯，唐高宗从此大权旁落，朝政完全由武则天掌控。”
先在这里小声说一句，这李治的大权早就旁落了好吧！之前就提过，早在显庆五年（660年）十月，李治在朝议时突然“目眩头重，眼不能视物”，于是下令“百官奏事，请武后决断”。那时，李治的大权就移交给我了，显庆五年与麟德元年之间，隔了整个龙朔时期的三年。而且这件事，也被记在同一部史书里，这不是前后矛盾吗？这史官写故事的时候，太不注重逻辑了，不过，他写的故事那么长，有点疏忽也在所难免，求人不如求已，我自己来澄清！
先来回顾一下，整个上官仪事件，最初的起因是：“皇后武则天引道士郭行真入宫，行厌胜之术。
这个郭行真，我还真认识，我也真请过他入宫，但目的是为了给我家太子李弘治病，结果郭行真却借着李治和我的名义，到处收刮民脂民膏，李治非常愤怒，将郭行真发配爱州（今越南），并同时下令“官司检校不得令出县境”（当地官员要看住他，不让他离开县境）。这事被记载在佛教典籍《法苑珠林》中，此书著于总章元年（668年），与所谓的我引道士进宫厌胜（664年），仅隔四年。
更可笑的是，发配郭行真一事，发生在龙朔三年（663年），即行厌胜之术（664年）的前一年，那时，这个郭行真，已经在爱州好久了。难道是我觉得生活太无聊，夫妻之间太和睦，于是把这个骗子从爱州招回来，制造点夫妻矛盾吗？
所以，所谓的“高宗废武后”事件，纯属子虚乌有。但是上官仪等人确实被问罪，上官婉儿确实也是因祖上问罪而被没入掖庭，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答案其实就是史书自己说的：“谋反”！“高宗废武后”事件，明显属于后世（哪个朝代我就不点名了）写史之人的自由创作，所以逻辑上出现前后矛盾也就可以理解了!
前面已经提过多起谋反案了，可以得知，所谓的谋反，大多数都只是一个杀人的罪名而已，未必真“谋”真“反”。上官仪的谋反案，也是其中之一。
要说清楚这个谋反案，就要提到在上官仪案的前两个月，一封奏书：“麟德元年（664年）冬十月六日，检校熊津都督刘仁轨上书，备言百济戍兵疲惫，征役劳苦，奖赏无信，西归无期。恐师众疲老……”——这封奏书，被简称为“刘仁轨上书言百济戍兵疲惫”。
百济是朝鲜半岛上的一个小国，显庆五年（660年），唐军与新罗联军攻击百济，百济灭亡，百济故地被我唐划分为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五个都督府。这刘仁轨，就是戍守熊津的都督。
唐罗联军灭亡百济后，纵兵大掠，激起百济遗民的反抗。百济人将故王子扶余丰从倭国（今日本）迎回拥立为王，并赴高丽、倭国请援。龙朔三年（663年）八月，刘仁轨等在白江口以少胜多，大败倭兵，焚毁倭国的船只四百多艘……倭国经此次援助百济失败，历九百年不敢侵略朝鲜半岛，但大批百济遗民逃亡倭国，成为隐患。
刘仁轨，作为一名在一线指挥作战的将领，他说的话，是来自前线的呼声，当时作为宰相的上官仪，响应了，并向我提出止战休兵的建议，但是，我知道李治是不会接受的，不仅是李治，当时朝堂上上下下，都弥漫着一种极度乐观的气氛，大家都沉浸在开疆扩土的亢奋中，任何止战的建议，非但不会被采纳，甚至会被视为“不爱国”！
当时，朝堂对于刘仁轨的上书，普遍的看法是，这是在“表功”——条件越恶劣，越能衬托出功劳不凡。所以大家都认为，处于一线的人，肯定会把情况往差里说，真实的情况，未必如此。其实，我也是这样想的。只有上官仪，把刘仁轨的上书“当真”，大家都笑上官仪书呆子，不知人情世故……
在这种情况下，上官仪要求我去向李治建议休兵，我当然不会答应，我直接把皮球踢回给他，说：“劝谏君王，是你宰相份内之责，要去你自己去，你何苦在这为难我一个妇道人家？”
我以为上官仪会知难而退，但上官仪真去了，李治震怒，但上官仪一根筋，一而再，再而三上书，同时上官仪并不孤单，废太子李忠、郭广敬、刘祥道、上官庭芝、王伏胜这些人，均附合上官仪，那时，李治正醉心于征高丽——那个隋炀帝、唐太宗都未能征服的高丽。皇帝的心里，只有前代皇帝才是对手，如果能打下前人所不能打下的地方，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满朝文武，何曾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