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又燃起了希望，毕竟有朔就有望，初一已到，十五应不远矣！期待月归于中天之时！

龙朔


龙朔是李治当皇帝期间用的第三个年号，前面两个分别是永徽、显庆，其中永徽用了六年，显庆用了五年，所以，龙朔元年时，李治当皇帝已有十二年了。
皇帝用年号，为汉武帝首创，在那以后，史书就常用年号加上年数来进行纪年。而在那之前，史学界常用的纪年方式是：皇帝的谥号、庙号加年数，如首创年号的那一年，称为“汉武帝十九年”。
李治他爷爷一辈子只用了一个年号，为“武德”；李治他爸爸也只用了一个年号，为“贞观”，所以说武德几年，或贞观几年，叙事起来非常方便，但是李治一辈子用了14个年号，只用年号来纪年，有时候时间线不太清晰，所以，提到李治，一般常会用唐高宗某年。
需要说明的是，更改年号的事，其实很普遍。汉武帝就用了11个年号，而我，在这方面则遥遥领先，俺用的年号有18个之多。
话说回来，龙朔这个年号，用了三年，分别为龙朔元年（661年）、二年（662年）、三年（663年），对应就可以称为李治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按史界正统的说法，应该是唐高宗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但是，我们这是闲聊，没必要那么正式，再说了，让我管李治叫高宗，怎么听怎么别扭！
这三年，我从幕后来到了台前，李治则腾出手，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扩边工作中去了，他首先瞄准的目标，就是高丽。
这高丽，李治他爹太宗打过，没打下来；李治他家表叔祖隋炀帝打过，也没打下来。这两位皇帝打高丽时，都是御驾亲征，李治这回，将政事委托给我了，就是想自己去亲征，我当时一听，死活拦住了他，他还跟我嬉皮笑脸，但这事我是寸步不让，我直接放狠话：“你前脚走，我后脚就从你兄弟里面挑一个出来摄政，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孤儿寡母就指着这点恩情，在新君手底下讨点活路！”——真是的，多大的人了，孩子才多大，不清楚吗？一点责任心都没有，就知道玩，不想处理政务，我忍了，想亲上前线，门都没有……
李治看出我绝对不是在开玩笑，这才老实地留在宫里，但是，内政事务，他是彻底放手了。什么叫彻底放手呢？这就要把显庆年间的情况拉出来对比了！
显庆初年，我只负责批阅奏折，大臣有事，都是向李治奏报，再由李治转交给我，我跟大臣并无交流。如果有争议的事，要进行讨论，也是由李治主持，再由李治将经过转告于我——不过当时，长江以南的地方，有争议的事情不多，所以这种转告的事，一年也就两三回。
显庆中期，我的事务版图，开始北拓，于是议政的情况多了，李治觉得麻烦，于是设了个屏风让我听政，但是，若我有疑问，不能正式发问，需要写个小纸条让人递给李治，由李治代问。
显庆末期，我的事务版图进一步扩展，这种情况就更多了，手写的速度本来就跟不上口语，再加上书面用语有时需要斟酌，这费时就更长了，所以议事的时间被显著拉长，于是加班就成了常有的事，而且那时帝国已经进入了扩张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需要不断交流，李治和大臣们觉得这样影响效率，于是他们双方达成一致，让我直接在屏风后发问，确实加班的压力得到了极大的缓解，但有几次议事结束时，我竟然发现，李治在座位上打着盹……他还真是心大！
龙朔年间，李治连样子都不摆了，也不再在两仪殿设屏风了，大臣有事，直接到我的立政殿去奏报，而李治的办公室，即两仪殿，成了军事指挥部，只处理军事、外交以及战后安置问题，其他的，一概不理。
我的立政殿，自皇宫建设之初，就是为皇后设计的，规格比李治的两仪殿要小很多，若只当皇后，完全没问题，但如果处理外朝事务，就有点捉襟见肘了。
首先，两仪殿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了大臣要在外等候的问题，于是设计了足够的廊檐围栏，供大臣休息，还可以遮风避雨。但我的立政殿，都是处理六宫事务，本来就没那么多人要来，而且大家都在一个院子里，来去方便，所以这个等候的地方，也就基本没怎么考虑，于是，大臣们可就遭罪了，春秋天还能凑合，夏冬两季，那就够呛，尤其是，能到我面前来奏报事务的人，都不年轻了……
其次，殿内的坐席也不够，如果人多了，就是人挤人，当然，我是不担心，因为甭提有多挤，反正是挤不到我。只是，就苦了那些大臣了，说话时都不能用手比划，否则，就会打到人……
还有，两仪殿设计了官员待诏处——有点像现在的秘书处，因为考虑了二十四小时待命，所以各种设施一应俱全。但皇后一年能下几回命令？就算要写，后宫才多大，又哪会有什么十万火急的事务？所以这些也就没有。但现在得配上了，于是只好搭棚子——本来看着挺大的院子，这下可是寸土寸金了。我园子里的花卉草木，全遭殃了……
至于茶水供应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