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很多要做的事，没有马上睡觉，先整理了明早出发去隔壁泾庄的东西。

　　室外开始下小雨了，他的平房隔音不好，北面连着片树林，淅淅沥沥打在叶片上的声音听得清楚。泾庄走的是一位附近几个村落很知名的先知，祭典明晚开始，持续两天。郁知年和小常走山路过去，在泾庄借宿三晚。

　　他整理了衣物，日用品，将笔记用防水纸包好。

　　这次出行，他不准备带电脑，因此在睡前又打开文档，看了看自己写的民族志的第一部 分。这部民族志离完成还有很远，停留在整理笔记的阶段，他新建了一页，打了个 “致谢”，没有往下写。

　　宕庄没有一丝一毫的信号，郁知年的想念无从纾解，还未习惯这场太迅速的见面和别离，全部思维都被杨恪占据。所以他最终还是打开了存进 U 盘里的那些婚礼的方案。

　　杨恪一共发来四个，方案里有大量的图片，三个室外婚礼，一个在室内。

　　都做得很精美，只是郁知年不喜欢太奢华的场面，看来看去，觉得其中一个相比较最简单的室外婚礼最符合他的审美，不过最好也能再删减一些不必要的饰物。

　　杨恪拟的宾客名单并没有郁知年想象中长，有一些是郁知年认识的，一些郁知年曾听过名字，还有赵司北在内的几位长辈。

　　郁知年想了想，也有模有样地先打下了几个名字。

　　第二天一早，郁知年出发去了泾庄。

　　这一趟观察祭典的行程，比郁知年想象中要劳累许多。

　　他们走山路往返，花了十几个小时，郁知年淋了好几场雨，还在祭典中由于太过投入，靠得太近，吸入了太多烟雾，嗓子变得很哑，一回宕庄便病倒了。

　　他躺了一周多，一到夜里就发烧、不断地干咳，喝了村里老人给他弄的药，怎么都不见好，昏沉得手臂都抬不起来。

　　梅齐得知他生病，也很是着急，先给回喜平给他开了消炎药和退烧药来，效果不大，便还是开车载他回了喜平，住进了医院。

　　医生给郁知年验了血，说是细菌感染，转肺炎了，得住院。医院的普通床位满了，他加钱住了单人间，输完液后，烧退了，由于一人一间房，休息得还可以，精力也有所恢复，只是还是咳得厉害，像是脑子都缺氧了，想不了事情，头疼胸口疼，他便打算等声音听起来没这么虚弱了，再给杨恪打电话。

　　不料到第二天中午，他收到了赵教授的消息：“知年，我们已经按计划抵达三文，现在准备在去喜平的路上，然后再去宕庄，不知你是否能收到信息，但还是先发来告知。”

　　郁知年这才想起赵教授告诉过他来喜平的日期，躺了一会儿，硬着头皮给赵教授打了个电话，说了自己这几天的情况。

　　过了一个多小时，赵教授和他的同事徐教授敲门进了郁知年的病房。

　　赵司北看见郁知年躺在病床上咳嗽的模样，表情变得很担忧：“知年，你瘦了这么多。”

　　他提着水果，放到病房的矮柜上，和徐教授一道去搬了凳子，在郁知年床边坐下，对郁知年说：“做田野工作还是也要以身体为重啊。”

　　郁知年还没说话，护士走进来，给郁知年测了体温。

　　等她出去，赵司北又问他：“你告诉杨恪了吗？”

　　“没有。” 郁知年说。

　　“他早上还打电话问我，说你好久不来喜平了，让我见到你问问有没有选好方案……” 赵司北面色犹豫，徐教授忽而在一边问：“知年和杨恪的关系这么好？”

　　郁知年下意识地看了赵司北一眼，赵司北微微一顿，也看看郁知年，而后转头对徐教授低声说：“知年是杨恪的伴侣。”

　　徐教授怔了怔，很快恢复了正常 ，隔了几秒，埋怨赵司北：“老赵，你也不早说。”

　　“没找到机会。” 赵司北不大好意思地解释。

　　“我记得杨恪小时候和我们去露营，还帮我把两个胖儿子背进房车，” 徐教授回忆，“性格很温柔的，跟知年很般配。”

　　赵司北笑了：“虽然是我亲儿子，杨恪算不上温柔吧。”

　　接着，他又看向郁知年，说：“你不准备告诉他吗？是不是还得住几天院？”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说，” 郁知年有些犹豫，“是还要住三天。”

　　这时候，赵教授的电话突然响了。

　　他拿出来看，又看了郁知年一眼，说：“是杨恪打的。”

　　他问郁知年：“能说吗？”

　　郁知年觉得为难，看着赵教授，赵教授叹了口气，说 “行吧”，接起电话。

　　“怎么了？” 赵教授随意地问。杨恪便在那头不知说什么。

　　郁知年很久没听见杨恪的声音，哪怕听不清杨恪说的内容，只是听见一些细微的声线，心也像被揪紧了。

　　“我刚到喜平，” 赵教授说，“发了消息没回。”

　　“一会儿吧，现在喜平吃个饭。”

　　“你来干什么，” 赵教授一惊，问杨恪，“什么出差，早上怎么没说？”

　　“我不激动啊，” 赵教授的语气又平缓了，“你出差以工作为重吧，别四处跑了，我见了知年会问的。”

　　郁知年听得紧张极了，忽然喉咙一阵发痒，先还忍了忍，后来实在忍不住，弯着背咳嗽起来。

　　赵教授看着他，站起来，一面给他递水，一面想把手机按静音，但已经来不及了。他离郁知年近，郁知年终于听清杨恪说的一句完整的话，杨恪说：“爸，你不是在喜平吗？为什么郁知年在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