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六年，初冬。
今年的重庆似乎格外的冷，却天公不作美，只呼啸地刮着北风，偏偏下不来雪，又干又冻。连大街两旁的梧桐树都裂开了几道口子，就更别提平常人了，一张嘴就呼出一股子寒气，雾蒙蒙地遮在眼前，风一吹，那寒气几乎能渗着骨头缝钻进去，冻得人直发颤。
穿着一身大褂夹袄的老头儿坐在简陋的小茶馆里避风，看见此景，操着一口浓浓的四川口音笑称道：“咱们这是要成仙啊。”
茶馆老板闻言大笑，他戴着个棕色圆顶的加厚绒帽，左手拿着抹布，右手稳稳地端着一个铜制的长嘴茶壶，微微一倾，滚烫的茶水便准确落入小桌上的茶碗里，一瞬间热气便袅袅升腾而起。他用抹布顺手擦了擦桌子周围浸出的水渍，然后将茶碗一推，放到那老头儿跟前，熟稔地闲聊了起来：“我都不奢求什么成仙了，太太平平的就得了。”
“难啊，那仗听说都打到上海去了，不知道都死了多少人了。”老头儿摇摇头说道。
茶馆老板想到如今愈发紧张的局势，心里也是不好受，一时间竟沉默了下去。碰巧这时外面跑过去一个卖报的小报童，他赶忙放下手上的茶壶，匆匆往外走了几步，一边挥手，一边大声唤住那小孩儿，买下了最后一份报纸。
他大致扫了几眼，便卷着报纸转身回了茶馆。老头儿正惬意地饮着茶，见他进来，迫不及待地问道：“怎么样啊老板，今儿有没有发生什么新鲜事？”
茶馆老板将手中的报纸展开，平摊到他面前，指着报纸首页硕大的标题说：“这可不是新鲜事了，这是大事！”
在他手指的位置，几个黑色的大字被印在最显眼的位置，像是生怕别人看不清楚似的。
——国民政府定重庆为陪都！
在南岸区的偏西的位置，有一条不怎么起眼的街道，长不过千米，宽不过十米左右，与重庆其他的街道仿佛没有任何区别，但唯一不同的是，它有一个极好听的名字，叫做“海棠溪”。
这地方古时候据传长满了海棠，有人说还与唐代女诗人薛涛的诗作有着联系，但这都只是传言，名字的由来时间久了，谁也搞不清楚，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当然也没功夫在意这种小事情。
这条街的两旁尽是破破落落的平房和小院儿，砖瓦堆砌着，掩在霭霭的黄昏里，如同一个满身褴褛迟暮不堪的老人。
海棠溪的尽头立着一颗老槐树，凛冬已至，它光秃秃地立在中间，一眼望过去显得极为突兀。而在这棵树的后面，有一栋灰砖垒成的小楼，两层高，掩映在槐树张扬舞爪的树枝后面。
哪怕是这条街上年纪最长的人，也讲不出这颗槐树栽于何时，就像没人说得清楚那栋小楼里住的到底是什么人。
没人见过。
偶尔有人瞥见一个女子出入其中，艳色旗袍，袅娜腰肢，每次都是来去匆匆。
这里一直是重庆城中最平静的一个角落。
今年的春节来得晚了许多，也冷清了许多。
东三省的战火一直烧，一路马不停蹄地烧到了上海，又从南京烧到了洛阳，国民政府匆匆忙忙的在新年之际将政府从迁到了重庆，一众原本还在自欺欺人安慰自己的普通百姓，这下子是再也没办法掩耳盗铃了，甚至连大街上摆摊儿的小贩都会问：“咱们这儿会不会也打起来啊？”
不管怎样，到了除夕的那天，家家户户还是都在门口挂起了大红的灯笼，一盏接着一盏，豆大的烛火在泼墨般的夜色中晃晃悠悠，连成一条看不到头的蜿蜒红绸。
海棠溪的人入睡得比往日晚了些。
福寿是个十里八乡小有名气的木匠，无论是桌椅板凳，还是各种精巧的小玩意儿都不在话下。恰逢佳节，忙活了一整年的他心里高兴，一个人喝了点儿酒，醉醺醺地从他那小破屋子里晃出来，漫无目的地溜达在街上，深一脚浅一脚，嘴里还哼着不着调的小曲儿。
夜里的风愈发冻人，像一柄柄锋利而不见血的刀子似的划过福寿的脸，接着恶狠狠地钻进他的袄子里，他不禁打了个哆嗦，酒意也随之清醒了几分。
这条街径深不过百米，晃晃悠悠间他就走到了尽头那颗老槐树下。由于这里是海棠溪的最末头，所以往日也没多少人会经过这儿，红灯笼截断在槐树前几米的地方，以树为界，两边像是被分隔出两个泾渭分明的世界似的，一头灯火阑珊，亮亮堂堂；另一头则彻底蛰伏在黑暗里，像是一头无声凝视的野兽。
福寿停在槐树下，夜色浓稠似墨，乌压压的拢在天上，连颗星星都看不到。他虽醉酒，但本能还在，一见前面黑咕隆咚的，就下意识地止步不前了。
忽然间，不远前的两层小楼外似乎出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
福寿愣了愣，以为是自己眼花，使劲儿地晃了晃脑袋后，又向那里望了过去。
她仍不急不缓地向小楼里走着，一袭绯色的旗袍在夜色中极为打眼，让福寿想起了重庆二月年年都会盛开的山茶花。女人推开了两层小楼的门，然后又无声无息地阖上。
他像着了魔般，不自觉地跟了上去。
走近一看，那门竟然没有关紧，松松地留下了一个巴掌宽的缝隙。福寿咽了咽口水，心跳得砰砰直响，借着酒意，他缓缓的趴在了门缝上，眯着眼睛朝里面张望。
屋子里一片昏暗，几乎什么也看不清，适应了好一会儿，他才勉强能瞅出一个大致的轮廓。里面又空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