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子，他真没让人闲着，说审狱，便有狱审，之前俘获的袁氏谋臣文吏，降了也好，俘得也罢，都一直关在军营中。
　　他收编了冀州豪强出身，能力品行都还过得去的武将，但这些根脚古老的士族，却是过去笼罩在冀州头顶的云，要让冀州百姓得见天日，少不得要将这云给掀了。
　　当然，这些才俊的人家，是如何理解这事，那又另说。
　　什么一朝天子一朝臣啦，什么扶持亲近势力啦，什么拉踩平衡啦，随他们怎么想，毕竟他可从来没许过诺。
　　但冀州，终究还是要靠冀州人治理。
　　荀柔清楚。
　　哪怕他极为讨厌此地风气。
　　可他能选择州牧，选择郡守，甚至调一些别处的青年吏员，可终究本地人会占大头。
　　乡里之间，一开口的亲切，同样的方言、俚语，同样的习俗、习惯，外来者一时间是比不得的。
　　这些才俊以及其出身门庭，当然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大多数人都很卖力。
　　当然，这期间，也会出现一些刚烈正直，要主持正义的头铁青年，也会出现，想要卖好抄底投资的大聪明。
　　前者调往它处培养试试，毕竟性情难得，后者……那只有厚葬。
　　荀柔都不必自己动手，消息是同乡传的，排挤是同列做的，打压必然是往死的打压让这些大士族缓过气，他们还有什么利益可争。
　　总之，冀州各家才俊这段时日的工作积极状态，让他比较满意的。
　　在民间，则秋社过后，渐渐街巷里，出现玩耍蹴鞠的人。
　　再后来长安送来补给，与此同来的还有益州人，在镇压巴蜀叛乱中立了大功的巴人甘宁，这个巴蜀汉子，性情豪爽，颇具侠气，由于暂时也没仗可打，每日带着他一众“兄弟伙”，在市井间四处游玩打闹。
　　他们手中也有钱，看什么都新鲜，连馆陶的梨子，都造了几筐，不知不觉中，竟也促进了几县的经济贸易。
　　故而冀州的气氛，就愈加祥和了。
　　扛着牛皮木鼓，扎着头巾的说书人，在这时来到里巷市口，将破席往地上一铺，将小鼓一敲，唱得竟都是新鲜歌谣。
　　夫妻拌嘴，父子闹架，小儿戏弄，大人玩笑，市井之间，家长里短，在说书人两瓣嘴皮子一张间，真是又亲切又有趣。
　　也到农闲时候，纵使衣衫褴褛，纵使过冬的衣裳粮食还不知够不够，人活着总还是想要片刻轻松。
　　大多数人匮中空空，偶有一二喜好戏耍的人家，一碗酒水、半碗稀饭，这都是好的，大多数时候，口干舌燥一天，一口吃都没有。
　　不过，近来这些说书人学精明了，不知从何处偷得方法，说个几段玩笑段子，必要念一念自家苦事。
　　或是被占了地，或是被抢了妻女，或是家中大儿征兵一去不回，或是兄弟死于冤狱。
　　大户人家自然隐去名姓不敢提，总之，自己是孤苦无依，孤寡老头一个，求大家给口饭吃。
　　这些事本也不新鲜，平头百姓好命自己还没遇着，才得活到如今，但谁没个亲戚故旧街坊好友，十几二十岁上，这些事情，囫囵都能见、听个全。
　　可说书人前因后果讲得详细，人物依稀像是故人，哭得凄凄惨惨，肝肠寸断，听得人也是低头叹息，也是默默垂泪，也是涕泗横流。
　　幸运者是相同的幸运，不幸之人，各有不同可不幸，本就是人们的共通之处。
　　固然，国人常善忍耐，可有时候，也只是缺一个引子。
　　“情动于中，当发于言，有诸内则形诸外，反之亦然，发诸于外，而动情于内也。”
　　心中情绪激动，就要发泄出来，同样在情感之下说出的话，也能感动人的内心。
　　当初荀柔说出这话，提出种种安排，尤其是要求说书人务必要哭出声，哭得越要越加钱时，董昭并不明白，只是出于本能，坚决执行领导分配的任务。
　　直到他亲临现场视察，在无知无觉中，莫名其妙也同哭一场，哭泣过后，竟隐隐觉得心底放松许多。
　　黔首百姓，还是那些百姓，可渐渐风静了，市井间却活泛了，甚至异乡之间的隔阂，在民间也隐隐有消失的倾向。
　　董昭自己就是拿捏人心的高手，这次却说不出究竟，只能感觉厉害，甚至比荀太尉摆弄冀州士族，更让他震撼。
　　后者，不过是庙堂那些平衡之道，古来就是，并不新鲜，但前者，甚至不用奖罚，不用财物，如春雨无声，不过几个说书伎人，就轻易摆布他人情绪，而一个人若能掌握他人的情绪，那么离他摆布人的行为已不远。
　　《诗经》所谓王师采风，是采来给贵族们看的，自来没有精心编排的故事乐曲，演奏给黔首听。
　　董昭识时务的对冀州士族敬而远之。
　　夹杂在伎人口中，男女之事，家庭逸趣中，凄寒的身世中，关于家国，关于立身，关于道理，以及道德的思辨，让他感到战栗。
　　这才是教化，他隐隐察觉这一点，对这个体弱多病、年纪比他小十余岁的太尉，又敬又畏。
　　如果他知道荀太尉手中还握着“诉苦活动”这一利器，只是担心把握不住，不得不藏而不用，大概他对荀柔的感受又将改变变成欲除之而后快了。
　　不过，眼下他并不知道，所以虽然不缺钱，董昭还是一直稳稳当当客居在馆陶县衙，并在霜降这样一个休假日，大清早起来，去向荀柔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