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朋友长这么大，连电视都没看过。
　　但他知道北京是什么地方，他住的蒙古包里挂着一张很破旧的日历，红色的，上面印的就是北京天安门的照片。
　　他曾经指着那张照片问大人那是什么地方，大人说是北京，是天安门。
　　天安门的城楼是红色的，上面挂有毛主席相。
　　天安门广场很大很大，那里每天都会凑国歌升国旗。
　　因此北京在恩和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一颗终将会破土而出的种子，北京成了他最向往的地方。
　　苏和额乐笑着点点头，又摸了摸他的脑袋，眼神中泛起一阵幽幽的温柔：“阿乐哥哥有个很好很好的朋友就在北京，他马上就要念博士了，很厉害的。”
　　“什么是博士？”
　　“博士就是学知识最厉害的人。”
　　“那我以后也要去北京念博士！”
　　苏和额乐这天专门来这里一趟，除了送钱，就是为了告诉琪琪格，不用担心恩和上学的问题，他会想办法解决的。
　　不过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但他保证，在恩和满七岁之前一定会入学的。
　　琪琪格自今天苏和额乐刚来的时候就一直很沉默，她不是个善于言辞的人。
　　此时面对对方的帮助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只好在他临走时，又给他塞了满满当当一包干酪。
　　干酪被苏和额乐装进密封袋里寄给了远在北京的周安吉。
　　同时在包裹里附带了一封长信，苏和额乐原原本本地给周安吉说了他帮助的那些人，以及打算资助恩和上学的事。
　　苏和额乐写汉字和写蒙文都很好看，笔锋苍劲又矫捷，跳跃在纸面上如同他本人一节皮肤上支起的嶙峋骨骼。
　　并且由于从小并不善于书写汉语，因此长大后花了比常人更多的时间来练习，所以这封洋洋洒洒的长信像是一封艺术品一样，被周安吉反复看了好多遍。
　　这个信封里夹带的除了三页信纸外，还有好厚一叠苏和额乐以前写的东西。
　　周安吉一页一页地打开来看，是他们还在蒙古包那些漫长的夜晚里，苏和额乐坐在餐桌前陪他学习时写下来的诗。
　　每一首都是周安吉精心从诗集里挑选的——
　　为了那个要教人学汉语的笑话。
　　每一首都是他念过的，都被苏和额乐誊抄了下来，这次一并附在了信笺里。
　　周安吉看了一遍又一遍，终于舍得放下信纸，重新拿起手机给苏和额乐发了一条信息。
　　[不够。]
　　[什么不够？]对方回。
　　[信看不够，诗也读不够。]他说，[我每个星期都想要收到一封新的，可不可以？]
　　苏和额乐那边几乎没有延迟地应下来：[可以。]
　　从乌兰察布的邮局寄挂号信到周安吉的学校大概三天，于是苏和额乐每周都计算好时间，估摸着在每周末让周安吉收到信。
　　大学的邮局开在校门口，每次周安吉都会在接到电话后立马赶去那里，以至于邮局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了他有一个远在内蒙古的好友。
　　不过他们的关系不单单是好友而已，周安吉每次听到这个形容词都会笑着不答话。
　　后来地址变成了白云鄂博，收到信的日期也往后延迟了一两天。
　　在现在这种信息交流高度发达的社会，一周一次的信件往来成了一件很奢侈但又蕴含了无数浪漫意味的事情。
　　原来苏和额乐也是个很爱浪漫的人。
　　周安吉又一次在心里这样想。
　　他每次收到的来信都不长，里面夹带一页信纸，和一页抄着诗的纸。
　　两人平日里身边发生的趣事在手机里就会聊，在每晚打视频的时候也会说，所以每次苏和额乐要提笔写信的时候，往往会写一些触景生情的事物。
　　亲爱的周安吉，展信佳：
　　今天是你回北京的第十三天，很想很想你，我想你也是。
　　但我不愿意在书信里写太多忧心忡忡的思念，我更想讲一些快乐的事给你听。
　　今天在放羊的时候，我躺在草原上突然想起，你还记不记得在乌兰察布的时候，你问我为什么我最喜欢的那只小羊没有名字？
　　不像白马“敖都”都有属于自己的名字。
　　其实敖都之前也不叫“敖都”这个名字，它是两年前在我母亲邻居家出生的一匹小马，马的主人叫它“查干”，是白色的意思。
　　那时候我去母亲家，一眼就看上了这匹英俊的白马，于是花钱把它买了下来，给了它“敖都”这个名字，意为“星辰”。
　　因为那晚我骑着它回家的时候，天上的星星很亮很亮。
　　后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的指引，我骑马在草原上遇到了前来拍摄星空的你。
　　回想起那天晚上，敖都还害你摔了一跤。
　　当然，更多的过错应该怪在我身上，不应该怪敖都。
　　敖都本来性格温顺，只是不喜欢陌生人骑它。
　　但现在你对于它来讲已经不算是陌生人了，马儿善识人，就算敖都不会说话，我想他也应该知晓我们的关系。
　　如果后面什么时候你想学骑马了，就用敖都来学，它会带你自由地驰骋在草原上。
　　至于小羊为什么没有名字，是因为当时我在草原上捡到它的时候，它已经非常虚弱了，不知道是不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和羊群掉了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