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多的学生、青年，还有如米店老板这样的人，总不是共/产/党/员了罢，他们又为什么要死！
　　我流着泪，满怀愤怒地给小姑姑寄出一封信。
　　几日后，小姑姑剪贴下一段国/民/党内部刊物上的文字，放在信里回给我：
　　那是《民国日报》总编辑，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兼青年妇女部长叶楚伧，在前年写的《说几句私房话》里的一段话：
　　“我们为何与赤色主义决不两立？
　　根子上讲，乃其宣扬之阶级对立，也就是被压迫阶级推翻压迫阶级。
　　你，我，包括海滨兄（邹鲁），以及在座的诸位，我们这些人，按照赤色学说，都属于压迫阶级。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田家，是乡绅，是士人！
　　诸位，我们反满革命、反对军阀，为了什么？不讲大理论，（就是）为了我们自家的田地能安安稳稳地种，自家的产业能和和气气地生财吗？田种得安稳，工厂开得和气，这世道也便好了，这国也就渐兴了，又何苦去为下田人捧角儿，最终了却革了咱们自己的命？
　　诸位，我们不是自利自赎，我们是当不起这个压迫阶级，受不起人家要推翻我们。我们革命，不是为了有朝一日，人家革我们的命！”
　　小姑姑说：杏儿，反对的不是这个党还是党，他们（仕绅）反对的是所有敢于替泥腿子说话的人。
　　我默然良久。想起了在桑县遇到的黄小丫。
　　人年少的时候，记忆最好。我记得老黄，也记得他那个才四、五岁的小女儿。有时老黄来送租子的时候，会带着这个耷头耷脑的小女孩子一起来，说是要她也沾沾“女先生的灵气”，好出落得不要那么呆。
　　老黄“有伤风化”，靠近不得，这个小女孩却可以打量打量了。她不但呆头呆脑的，皮肤是紫红色，脸上右下方还长了这么一颗大黑痣。摔倒了，也不哭，爬起来继续呆呆站着。
　　有时候，女学生们逗她玩，故意叫她跌跤，然后偶尔会塞给这个小女孩几颗糖。
　　这女孩子再小几岁，大概生得都是一团稚气，看不出眉眼来。再大几岁，人有相似，我也不敢轻易认。
　　可是这十三、四岁模样的，刚好既留着当初的稚气，又长出了爹妈给的眉眼详细来。那个县长家的小丫鬟，我看她生得，很是像老黄。又依稀是当年那个小女孩。就叫了几声。
　　县长家门口的家丁还没有回来，小姑娘看人都散光了，才走上前来，看了我一会，看看我的眼镜，又看看我的大衣，很踌躇。最后，她还是抵不过什么似地，半弯着腰，老鼠一样蹿过来，涨红着脸，低声用官话问：“您，您认得我？”
　　我问她的爸爸是不是叫做黄癞子。
　　小姑娘喃喃念道：“黄......癞子。我、我......”她忽然落泪，念道：“......爸爸。”
　　她很快就抬手擦擦眼泪，用熟练的家乡话开口：“我、我被卖之前，家里的确是姓黄。可是我不记得自己是叫做黄小丫，还是黄什么丫。”
　　最终，她摇摇头，很憾然：“我小时候，阿爸就病死了。我长到七岁的时候，我姆妈也快饿死了。我瞎眼的阿嬢，牵着我到县里，把我卖给了县长。”
　　“我到县长家的时候，连爹妈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只知道人家喊阿爸老黄，叫我姆妈是‘老黄家的’。”
　　她到县长家的时候，才七岁，瘦小的像是五六岁。伺候县长家已经二十一岁的女公子。
　　那个二十一岁的女公子，就这样安然地享用着一个七岁小女孩的服侍。一个不顺心，做得稍微错一点，就挨打挨饿挨罚。
　　时间一久，小女孩连家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自己是个下人。
　　我虽然知道，不管丫鬟年纪多小，人们看来，都是合该被打骂的丫鬟。但是仍旧十分难过。
　　我问她记不记我，记不记得得小时候经常去女学玩。
　　她又说：“我恍惚记得，小时候见过一些特别和气漂亮的女先生。阿爸病死后，阿嬢拉我卖身前，还特意去谢过女先生们的宽恕。”
　　她说自己的不幸都是从她爹死后开始的。是她命不好。那年为了交上租子，虽然村里好几个人都得大肚子病了，他爹还是下了田，结果也得了病，没多久就死了。
　　她说感谢女学先生的宽恕，免了她爹三年的租子。否则她就不是被卖成丫头了，而是被卖去窑/子。
　　现在想起来，我却非常悚然。
　　我现在不是当年什么都不懂的小姑娘了。我知道大肚子病其实就是血吸虫病。长江以南，血吸虫所寄生的钉螺通常分布在水田、江河溪流里。
　　因此得并最多的就是江南乡下的农民。尤其是经常下水田的。
　　也就说，老黄之所以得病，是因为......
　　我不敢再想。
　　身边天天都有各式各样的人被逮捕和杀死。
　　有时候，一个眨眼，旁边刚刚还在和我说话的路边的卖菜小贩都被逮走了。
　　血腥味久久不散。
　　这场清党持续了很久。死的最多的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员和无辜群众。凡是对蒋、汪持反对意见，拥护和执行三大政策的中下层的国/民/党/员，都横死街头。
　　几个月，我和小姑姑通过几次电报，小姑姑说，在此之前，普通党/员人数约六、七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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