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着，她拍拍小姑姑的肩膀：“而且……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情况不像你想的那么糟。我们中不少姊妹打算回乡开办女学，开启女智。怎么？要不要去当位校长？”
　　小姑姑听到女学，顿时双眼一亮。
　　......
　　我们最终还是跟着唐阿姨王阿姨她们又离开了北京。
　　离开北京的时候已经入秋，秋老虎还作威作福，可是枝头树叶已经泛黄，蝉早已不见踪迹。
　　阿姨们大多是南边人。
　　我们一路南归，途经南京。
　　阿姨们想起当时岁月，一时唏嘘。就提议去旧址一观。
　　小姑姑似乎想到张妈，也打算去那位革命同志家看看张妈的近况。
　　结伴进了南京，分头行动。
　　到了那位“同志”家，小姑姑问起张妈，却出乎意料遭了人埋怨：“早就给辞了。”
　　小姑姑惊异：“怎么，辞了？张妈是个勤快人……”
　　那位“同志”唉声叹气：“卓茗呀，你是遭了人蒙蔽了！你介绍来的那个佣人，虽然断了一只手，偶尔做一些轻活，倒也使得。不料，某天，我母亲去一位太太那打牌，无意中说起家里有个断了一手的女佣。那位太太竟然就是张妈的前主家，才叫我们知道这是个什么谬种！”
　　“――这，怎么说？”
　　“她自己手脚不干不净，偷主家的东西。她女儿又勾/引主人家的老爷，被人发现，当狐狸精打出门去，听说是羞得投河了。
　　幸好主人家好心，并没有押送她去衙门，只是辞退了事。不料她怀恨在心，反而倒打一耙，污蔑主人家对她女儿不轨。咳，她女儿不过是一个村姑，那家的老爷是体面的绅士，怎么看得上一个村姑？衙门自然不信这等污蔑，打了她一顿板子，听说是打折了一只手，赶了出去。”
　　说到这，“同志”顿了一顿，又说：“本来我母亲对那位太太的说法算是将信将疑。只是看见过一次她的包袱，里面似乎的确是有一件极其精美上等的银镯子和一套绸缎衣服，以她的的身家，绝攒不下来。问她东西来历，她又涨红了脸，一句都不肯说。我家里留不得这等人。卓茗，我晓得你一向心软，是遭了这等人的蒙蔽，才介绍她来。”
　　小姑姑张张嘴，似乎还想替张妈分辨，又说不出什么来。
　　且看这位“同志”的神色，怕是再说下去就要损害战场上的情谊了。
　　小姑姑只得抿着唇怏怏告辞。
　　我仰头看着她：“小姑姑，张妈真是这样的人？可是，从前她在我家里并不是这样……”
　　小姑姑说：“我也不知道。那时候张妈并不是这么告诉我的，只说想求一份正经活计。只是……大概是我果真听信错了她。倒是我对不住这位同志了。”
　　因这个不好的消息，我们离开南京的时候，心情都不太舒快。
　　小姑姑坐在车里皱着眉闭目养神。
　　我趴在马车的窗边往外看，忽然“呀”了一声。
　　小姑姑睁开眼，问我怎么了。
　　我疑心自己看错了，摇摇头。
　　方才街边，我好似看到了张妈。她又站在了街边。
　　不过，不再站在鸟笼屋子前，而是站在草棚前。
　　这回她虽又穿起来花花绿绿的衣裳，质量还不如第一次，头发却花白了大半了。
　　只是因为老得太厉害，我实在不能确定。
　　后来离开了南京，我见了逐渐熟悉起来的山清水秀，又把这件事忘了。
　　就像唐阿姨说的，其实情形也不是太坏。
　　民国实行基层自治――也就是县城以下，就由当地有名望又支持国府的士绅地主自主管理。缴纳赋税的时候再与国府联系。
　　我家在乡里本也是士绅一流，因山高水长，北京事故离此太远，他们眼里，小姑姑作为革命的最早几批直接参与者，就代表着“与国府的联系”。
　　因此小姑姑也受到了家乡士绅的欢迎。
　　家里不但给小姑姑分了一些田地钱财，还与唐阿姨一样，资助她开起了女学堂。
　　唐阿姨帮小姑姑开起了女学，又招了几批原籍浙江的阿姨与小姑姑一道操持，便要告辞。
　　“大姐要回湖南吗？”有一位阿姨问。
　　“不，我还要再去北京。”
　　小姑姑吃了一惊，急急劝道：“群英大姐，事已至此，袁世凯主政，定不会允许我等活动，再去北京又能做什么？”
　　唐阿姨负手微笑：“我是说要开女学，办女报。不过，就不能在北京开嘛？众姐妹安心，我好歹也是最早的开国元勋之一，得过二等军功章，袁世凯还拿不了我怎么样。”
　　唐阿姨就这样，辞别我们，独自一人，又北上去了。
　　一段时间之后，传回音讯。
　　起初，唐阿姨在北京创办了《亚东丛报》和《女子白话旬报》，并设立“中央女子学校”，为“女界知识普及”造就人材。
　　不料，不久，唐阿姨因言获罪。
　　“袁大总统不赞成女子有参政权，亦必不承认袁为大总统！”
　　唐阿姨一向堂堂正正，敢于说天下人不敢说之话。这句话类似的内容，多少人想说都不敢说，倒是叫她直说了出口。
　　后来，听说唐阿姨又在《女子白话报》上发表文章，抨击袁氏。
　　次年，袁世凯遂令取缔女子参政同盟会，查封《女子白话报》，禁止湖南《女权日报》在京发行，并悬赏一万银元通缉唐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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