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是模糊的，、隔着雨与雾的默剧，没有目标，一切行为都参照这他人的行为。但我对此并没有意见，因为这不是我的生活，顶多只能算是帮一个长得很像我的人托管一下人生。尊重他人是一种美德，所以我从来不做那本日记本上没有表现出意愿倾向的事情。但我更乐意听我自己的话，所以我随心所欲的做我能做的任何事，去喜欢的地方，认识想认识的人。
　　还有……不拒离开。离开这里才是最好的尊重。
　　能让一切回到正轨，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走上了调查的道路无非就两种结局，要么半途而废、无疾而终，一切毫无变化。要么面临选择，离开、或者留下来。
　　我太过清楚我自己的想法了，但我该如何向助哥解释呢？解释我正在为“想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这件事情而努力，跟他说无论是死掉还是成功离开对我来说都没什么区别？“想要留下来”的想法太过虚无而不合理，我找不到这么做的理由。毕竟离开是如此理所当然的事情，我本来就不该在这里。
　　我觉得我很自私，所做的一切都很自私。但我还做不到把自私当做理所当然的事情，和助哥解释，说我在想办法干净利落的离开。
　　于是我斟酌语句，准备用胡说八道来掩饰问题核心。毕竟虽然我很清楚助哥想问的是什么，但他毕竟没有直接那么问，所以我还是有很多发挥的空间的。
　　但比组织好的措辞更先到来的，是无法抵抗的疲倦感，思维变得模糊，有点分不清条理与紊乱的界限，骤然尖锐的疼痛从一个神经元传导向无数个神经元，又骤然消失。
　　我记得我要回答问题，却不自觉的想起了要剪头发的事情。难以集中的、有如碎屑般的思绪就慢慢不受控制了。我接着想到了田村一郎，想到了他的日记。
　　剪头发的事情似乎与田村一郎毫无联系，但从哲学的角度天花乱坠的胡说一通，或者找个心理学家来分析分析，总能扯出一些似是而非又很有道理的胡说八道的。但，是个人都清楚，这俩事情也确实没什么联系。
　　如果非要论出一个合理的联系那也是有的——就是我本人，禾泽释之助。
　　这家伙是个缺心眼玩意儿，别人已经把鉴伪书拍他脸上指着他说他是冒牌货了，他还惦记着剪头发的事。
　　剪头发当然是相当重要的事，如果不剪头发，它就会遮眼睛，会影响视力。
　　好吧好吧，这又是在胡扯。普罗大众的想法总是有正确性的，毕竟不管怎么看，“弄清楚禾泽释之助和田村一郎的关系”都比“明天下班找个靠谱的理发店去剪头发”这事来的重要。但禾泽释之助就不这么认为，在他眼里剪头发的重要性远大于匿名邮件。他不为匿名邮件苦恼，因为匿名邮件说的对呢，他本来就不是田村一郎。
　　他苦恼的是另一种更为模糊的东西。
　　但总有语言可以清晰直白的概括它的。
　　比如可以这样说——“禾泽释之助所图谋的到底是什么？”他在为这件事苦恼。
　　理智的时候他尚且可以坚定的表示不管结果如何，离开这件事是早就决定好了的。不管有多少外界因素影响，决定好了的事情就要去做。
　　他会说，如果自己决定了的事情都能轻易被改变掉，那还有什么是不会改变的呢？
　　但在思考的路径变得杂糅而混乱，想法自然就不那么坚定了，我真的要为了某种必须完成的目的而把其余的东西通通丢弃吗？
　　我所图谋的到底是什么？
　　嗨呀，这可真是个好问题，把主语变一变可以难倒一片人。往哲学课上一搁就摇身一变，变成在经典不过的人生三问之一。
　　这三道破题大把人想不明白，不过都无伤大雅，他们的生活总会继续。但我必须思考，我要是想不明白，或许明天就没机会去想它了。
　　结果已经摆在这里了，我什么都不做，就会在未知的某日落地成盒，因为那些有特别想法的人不会给我机会。一个连自己的目的都无法判断的人，只会在原地驻足不前，做着徒劳的事情。又怎能应对一个目的明确的敌对者呢？
　　但即使我非常清楚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我依然不知道我所图谋的是什么，这件事早在遇见助哥、遇见安吾开始就变成一种非常薛定谔的状态了。如果时间在往前转转，转到我那无法确认是否正确的生日的前一天，我都能毫不犹豫的回答，我是想去死的。
　　哇，这话是能直接说的吗？
　　我就说。
　　如果要给这事放个前置条件的话，也可以加上一个——最好死起来不像自杀。
　　或者说的委婉含蓄一点，我想离开这个世界。而我所能切实做到的方法，恰好只有那么一种。
　　这样的想法合理又怪诞，使我在最开始和太宰相处时就觉得他特别有意思。毫无疑问，我是一个总体正常的正常人，读过些书，多少有点文化素养，没事会给希望工程捐点钱，遇见危险知道避而远之掉头就走，知道害怕俩字怎么写，每天都努力的在黑手党中生存，但其实心里想的都是能不能有个特别能打的家伙干脆利落的带走我的狗命。
　　那时的太宰呢，毫无疑问，是一个总体不正常的正常人，读过另一些书，多少有另一点文化素养，黑手党不做慈善，但是从来没为难过除了我以外的无关人士。遇见危险就往里冲，但死的都是别人。知道怎么令人害怕，每天都在努力自杀，但其实人生追求已经到了“实现自我加值”这样的高级阶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