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叙述有些奇怪。讲得好像陈丹是那个趁虚而入的貌美第三者，柏砚是那个心猿意马，朝三暮四的丈夫，我是这则情感小说的悲情主角。看上去貌似也的确如此，但是，这也只是看上去。
　　从始至终，我都不认为陈丹插足了我的婚姻，也不认为他破坏了我和柏砚的夫妻关系。相比起来，我觉得他是个令人同情的受害者。
　　二十九岁，我重整旗鼓，决心走出阴影。我想要直面我的破碎，想要掌控我的身体。
　　于是，当柏砚来疗养院看望我，我们一起到草坪上散步，晒着太阳，我对他说，‘我们重新开始吧！’
　　柏砚愣了一会儿，他望着我，绿色的眼睛晶莹剔透。我追问他说好不好？他偏过头，看向草坡下碧蓝的湖，湖面波光粼粼，在他的眼中绰约，他缓慢地点头，回答说好。
　　他还是和以前一样，一旦承诺，就必定会做到。他很努力地想要和我重新开始，他尝试与我重新构建亲密关系。这对他来说，真是再困难不过的事了。
　　过去二十多年里，总是我孜孜不倦地缠着他，贴着他，和跟脚的小猫小狗没有区别，我的每一步都填在他的落脚点。柏砚没有主动构建亲密关系的经历。一次都没有。他在人际上是相当被动，相当懦弱的人。他永远等待着别人的来到。他的策略是，等别人有所动作后，他再给予利益最大化的回应。这是他掌握主动权的方式。
　　这么多年来，他主动构建的，只有以利益为核心的同盟关系。
　　柏砚很认真，很努力，他将‘与我重新开始’设置为头项任务，兢兢业业地为此付出心血。
　　不幸的是，二十九岁的我在精神与心理上深受困扰，我不知道该怎么配合，也其实并不知道该怎么重新开始。一种活着的羞耻与对自我的厌恶贯穿着我。
　　我既无法成为曾经尚未经历一切，不谙世事、天真烂漫的姜冻冬，也无法成为在派系斗争里极端危险、沉默阴郁的姜冻冬。我失去了我的形状，我找不到我的方向。我的理想闪耀着光，鸟将它衔于喙中，飞向高山之巅，离我越来越远。
　　顺着大腿流到脚踝的尿液，不定期抽搐痉挛的运动神经，我丑态百出。尽管我有走出迷雾的心愿，可事与愿违。
　　‘我没有办法重新开始，’我崩溃地告诉柏砚，‘我忘不掉过去的所有事情，每一刻、每一秒，耻辱的事都会向我涌来。我分不清过去和现在，分不清虚幻与真实，我看不见我的未来。’
　　柏砚凝视着我，他碧绿的眼睛还是和过去一样，空茫干净，纯粹得如同一颗玻璃珠子。
　　‘我来忘掉，’他说，‘我来忘掉过去的所有事情。’
　　我那时不懂他的意思，我以为他是指他愿意包容我。
　　奉行效率至上、目的优先的有用论的柏砚，为了达到‘忘掉过去的所有事’，选择去洗掉了精神核心所有有关过去的‘不好’的记忆。
　　四十年前，这项技术尚未成熟，无法定点精准清除，常会出现将关联性记忆一起清除的情况。出于这个原因，医生会提前设置【安全词】。只要安全词出现，遗忘的记忆都能够复苏。
　　柏砚因这个手术失去了所有与我有关的记忆。不仅如此，更糟糕的是，他的【安全词】是‘与柏砚有血缘关系的孩子’。
　　他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不会有孩子，因为这本就不在他的人生计划上，因为我无法生育。然而，失去记忆的他，成为了最铁血冷酷的有用论拥护者。相比起有着家族荣光，正处于上升期，能够带来后代的陈丹，平民出身，已然退役，身残志也残的我明显更没有用。
　　所以，他选择了与我离婚。
　　那个时候，我与世隔绝，浑浑噩噩。我不清楚他做了记忆清除手术，更不清楚令他恢复记忆的【安全词】。我只是悲观、平静、绝望地以为这不过又是一次我的不被选择。
　　三十四岁秋天的下午，自我出院，便与我分居，鲜少和我联系的柏砚敲响了我的家门。
　　在我喊了声‘进——’后，他出现。
　　‘我出轨了，’柏砚站在门口，逆着光，浑身都披着黑暗，他对我说，‘离婚。’
　　‘好啊，你等等，等我打完这把游戏。’我躺在沙发里塞了口薯片。
　　柏砚没说话，面无表情地双手环胸，就这么伫立在门口，冷漠地看着老旧游戏机上的小人落下又蹦起，蹦起又摔倒，摔倒又奔跑，最终落进河里，彻底死亡。
　　离婚的路上，我们经过一个公园，两个秋千空空荡荡的。我看到了，高兴地指着说，‘秋千！’
　　柏砚冷淡地瞥向我我，什么也不说。我感到受伤。柏砚知道我喜欢秋千，但凡是见到秋千，就想将屁股落上去。
　　小时候和他一起去沙坑里玩，我玩的最多的也都是秋千。以往，他总是先于我看到秋千，拉我去坐，我在前面荡，他在后面推。可现在他无动于衷，这让我不知所措。
　　我只能硬着头皮，继续笑着说，‘我荡完秋千，我们就去离婚！就一会会儿！’柏砚依旧不说话，他用沉默表示他不关心的态度。
　　于是，我一个人在秋千上摇摇晃晃，他站在旁边的树下，静静地注视着我。
　　失去记忆的柏砚能够理解他与我结婚，为了An基因体质象征的低投入高回报，为了我曾经辉煌的成绩能给他带来的便利，但他很疑惑，他究竟是为什么会和保持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