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黯然地低下头，是啊，自己是个孤儿，还是劳改犯的儿子，没钱没势的，唯一为她做过的，就是在那个下着雨的晚上救下了她而已。武侠剧里，被大侠救下来的弱女子总是说，无以为报唯有以身相许，而事实上，她也的确这么做了，那既然这样，两个人算是扯平了。他又凭什么要求别人为自己抛弃一切呢？
　　而且再次回想起他们那几次亲密接触，想起她忍耐的表情，他总感觉她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跟父母赌气。这件事的行为本身对她的意义怕是远没有对自己重大。她只是想找个靠得住，也看着还算顺眼的男人把自己的身体破坏掉。她想这样来报复父母。她甚至希望自己的丈夫可以在新婚之夜恼羞成怒，然后闹到自己的父母那里，让他们丢脸。可她的丈夫偏偏是个迟钝的人，新婚当天，他喝多了酒，整个过程里他也迷迷糊糊，事后就满意地翻身睡去。她躺在他的身边，在他的呼噜声里微微叹气。
　　苗春花结婚后就和汪庆强断了联系。她的婆家不在春溪，酒席也是在婆家所在的县上办的。他废了点功夫，打听出来了办酒席的地方。她和新郎官一起站在饭馆门口迎宾的时候，他就远远地看着。他想起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她哭着说，以后怕是不能再见了。她希望他以后好好的，找个好姑娘成个家。他在她的眼泪里苦笑着摇头。
　　她的婚礼后不久，汪庆强也离开了春溪，原先一直跟着的工头家里出了事，不干了。他也想趁机换个环境，出去闯闯。他把自己打工几年来攒下的钱都带上，去了火车站，买了去外地的票。绿皮火车载着他，轰隆轰隆地往前驶去，那声音听起来干劲十足，像是某种来自新生活的鼓励之声。
　　他在一个叫翔原的地方下了车。他听说过，这里有不少木材加工厂在招人，他想先找家厂子干上几年，学到了技术后再自己出来单干。下火车的时候，他摸了摸腰间，那个鼓鼓囊囊的，装着钱的包还在。下车的人很多，月台上的人肩碰着肩。他的脸也不断地擦过行色匆匆的旅人扛在身后的行囊。他跟着人群走，挤出了一身汗，终于出了火车站。他望着车水马龙的新城市，心里燃起希望，他得在这里大展拳脚，可肚子咕咕直叫。他四处望望，周边有不少小吃店。他握紧背上编织袋的带子，兴冲冲地走进一家面馆。
　　他要了一大碗牛肉面，还要了一大碗面汤。暖热的食物进肚，旅途劳顿而带来的疲倦也一下子舒缓了不少。他大手一挥叫老板结账，老板笑呵呵地过来收钱，他的手往腰间一摸，整个人顿时如坠冰窟，那个装着钱的包没有了。
　　他也顾不上自己还站在面馆中间，他直接撩起泛着汗臭的衣服，开始检查，果然，他绑在身上的布包被人用小刀割掉了，就连布带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从他衣服里落下去，掉在了他没有察觉的地方。他不得不感慨，不管做这事的人是谁，都的确是个老手，他竟然一点感觉也没有。
　　他发出难以压抑的怒吼，把店里的人都吓了一跳。旁边几个桌子的客人们从刚才好奇的打量还有他的反应里也大概猜出发生了什么事，都像看戏一样地看着他。
　　店老板也意识到了可能正在发生的事，这个倒霉蛋初来乍到就被人偷了钱，现在要没钱付账了。汪庆强刚才的怒吼声也把正在厨房里擀面的师傅引了出来，他站在老板的背后望着汪庆强，手里还握着那根擀面杖。
　　汪庆强自然没有把所有的钱都放在一处，可毫无置疑的，腰间那个包里装的是他绝大部分的钱。当初他决定不用存折是因为他听说在异地取钱的时候要交一定的手续费，他舍不得。现在，他后悔地想要捶掉自己的脑袋。
　　他带着痛苦的神情，在店老板还有其他食客等一众人的注视里从汗衫里面的一个兜里摸出了一张十块钱，递给老板。老板接过那张已经被汗液浸透的皱巴巴的纸币，干巴巴地安慰他，“年轻人，没关系啦，就当破财免灾嘛。”
　　他说不出话来，一句也说不出来。破财免灾？没有了财，那就是灾。
　　他背起行李，垂头丧气地从面馆里出来。马路对面就是车站派出所，可那是他不想去的地方。况且，他说自己丢了钱，警察如果问他丢了多少，有什么凭证能证明是这个数，他又要怎么说？那些在火车站混迹多年的扒手，肯定都是老手，说不定都是有组织的。要不然派出所就在附近，他们怎么敢如此的明目张胆？
　　他闷着头往前走，像是出气似的，一直走到天色发黑。他跟人打听，哪里有木材加工厂，问了好几个人都说不知道，最后一个人倒是知道一点，可他说，那些厂子都在南郊。他又问，那现在这里是哪里？那人告诉他，这里是北郊，而且他走的方向是越来越北的。他又问那人去南郊该坐哪一路的公车。那人摇摇头说，你就是坐上下一班车，到了地方人家厂子早就关门了，你去了也白去。
　　汪庆强没办法，只能又回头，朝来时的方向走。那碗牛肉面带来的能量早已经消耗殆尽，他的肚子咕咕直叫，可他不敢停，一直走到两腿发软，身上都沾上了露水，才终于看到了火车站的亮光。
　　他又回到了车站里，在候车大厅里，他找了个角落的地方对付了一会儿。他紧紧地抱着自己的行李，也不敢睡得太死。等到第二天日上三竿，他才终于有力气挣扎着爬起来，去泛着尿骚气的厕所里洗了把脸。他能闻到自己身上的异味，可他不敢停，他怕自己会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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