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他们扪虱而谈是清贵，烂醉如泥是清贵， 只知清谈是清贵， 吃多了五石散满大街裸|奔那也是狂士风范。
　　你说这不符合孔孟荀子的教导， 他搬出黄老庄周， 但一说起学问，他们又个个都是儒经大家。
　　这件事换到后院里， 便是世家女子头上戴绢花，小家碧玉的女子头上戴珠钗，自然是世家女子清雅；换作世家女子头戴珠钗，小家碧玉头戴绢花，便是小家碧玉寒酸；就算二者都戴绢花，那就是小家碧玉对世家女子东施效颦，贻笑大方。
　　“注经权”在他们手中，他们说什么都是对的。哪怕皇帝说不对，世人也认为是世家说得对，皇帝应该遵循“先贤”的规矩。
　　李世民对房乔和杜如晦侃侃而谈：“一个强大的王朝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朝堂，一个说一不二的皇帝。皇帝可以主动听从劝谏，但不能被任何人钳制。”
　　李玄霸频频点头：“这就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
　　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政策，在如今，正是封建制度发展的黄金时期，最适合现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就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
　　直到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发展到顶峰的时候，也是封建制度即将灭亡的时候。
　　现在大唐要做的就是竭尽全力绽放封建时代的光和热，造就封建时代最璀璨的辉煌。
　　然后，辉煌之后就是灰烬，灰烬极尽升华，迸发出新的火光，诞生出全新的璀璨辉煌。
　　下个时代的人自会做下个时代该做的事。他们立足当下，需要的是将当下能做的事尽善尽美。
　　历史中的李渊李世民父子二人也抢夺过注经权。
　　唐太宗兴儒学，建立弘文馆、史馆、司经局等机构，命令大儒编纂勘校书籍；扩建国子监，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六学；命令全国官员积极举荐士子参与科举考试，并试图深化李渊当初的“投牒自举”的政策。
　　科举考试并非一朝一夕形成。隋文帝建立分科考试，是改革了两汉时的察举制。
　　两汉被举荐的孝廉入京后要经过考试才能授官，隋文帝将考试规范化，分科取士，是为“科举”。但隋朝时的“科举”不允许士子投牒自举，必须由五品以上官员举荐，才有资格参加考试。而且隋文帝时考试时间也不固定，实际内核仍旧是察举制。
　　李渊当皇帝后，不仅设立“常科”考试，每年固定考核人才，还在武德五年允许士人向各自州县官员“投牒自举”。
　　“常科考试”加“投牒自举”，才是后世科举的雏形。
　　不过李渊当时所下的“投牒自举”的命令，仍旧是让士子先去获得各自州县地方官员的举荐。唐太宗试图让“投牒自举”扩展到士子直接参与科举考试，被魏徵劝了回去。
　　《旧唐书》曰，“（唐太宗）：’致治之术，在于得贤。今公等不知人，朕又不能遍识，日月其逝，而人远矣。吾将使人自举，可乎？‘而魏徵以为长浇竞，又止。”
　　哪怕魏徵自己也是寒门士子，也认为让士子直接参与考试，会让社会风气变得浮躁，助长自吹自擂之风，必须通过官员的举荐。
　　这一点在后世人看来一头雾水。为什么向官员推荐自己就不是浮躁，直接参与官府的考试就是浮躁？
　　但这在当时就是如此。无论是两汉还是魏晋，士子都要先拜到官僚门下，得到官僚举荐才能考试。这样的行为在魏晋南北朝得到巩固，只有通过世家举荐的人才能做官。
　　举荐的官员就是“举主”，被举荐的士子是“举主”的“故吏”，“故吏”对“举主”有“道德”上的从属关系，这种政治制度又称“二元君主制”。
　　历史中吕布没有认义父，但杀丁原后名声烂透。这就是因为丁原是吕布“举主”，吕布是丁原“故吏”。
　　深化推广“投牒自举”显然是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手段，但唐太宗的优点是听劝，又有个不足之处是太听劝，手下文武百官都说“投牒自举”不好，他就放弃了。
　　李玄霸侃侃而谈：“所以唐太宗一生虽然推广儒学，但在科举制度建设上并无突破，甚至还有停滞倒退的迹象。”
　　还不是唐太宗的李世民道：“这都是魏玄成的错。”
　　兄弟二人说着说着正事，就开始胡乱迫害忠良。
　　房乔和杜如晦则眉头紧锁，艰难消化李世民和李玄霸的“胡侃”。
　　他们知道世家“注经”，但听李世民和李玄霸细致讲述何为“注经权”前，却从未想到“注经权”会囊括整个社会的制度规范。
　　他们也认为“投牒自举”不可取，但听李世民和李玄霸嘲笑另一个世界的唐太宗时，才恍然“向朝堂自举是浮躁，向官员自举就不是浮躁”这件事似乎道理不通。
　　至于李世民和李玄霸认为“君主专|制”比“君主垂拱而治”更合适，他们即使现在所做的事都是维护李世民的“专|制”，但这与先贤不同的话，也让他们难以立刻接受。
　　杜如晦按着额头道：“如果天下皆由君主一力承担，若有一个无能君主该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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