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的话也很玄乎。
　　和江凭的对话完全就像是两个失了智的人扯着一些没有什么所谓的词语堆砌在一起乱说一通。
　　我们两个都很高兴。
　　屋顶上的吊扇乎乎的挂着，空气的对外流通全然依靠那扇不大的窗户。
　　于是豆大的汗珠还是那样的流着，浸湿我们穿着的衣服，带来夏天所独有的生命力——粘腻。
　　这段玄乎的话告一段落之后，我和她忽然相视一笑。
　　江凭神色兴奋，“我终于能说一些大逆不道的话了。”
　　“你知道医院里面——尤其是重症病房很忌讳说这些话，于是说不出来的时候，就在我的脑子里面一圈圈的转着。”
　　“其实并不是多想死，只是不愿意这样活着。”
　　她说完这话又对我笑了笑，大概是平常安慰父母的时候总要这样笑。
　　所以她也对我这样笑。
　　我应该劝勉她一下的。
　　毕竟这样坚强又懂事的人应该得到这样的劝勉，甚至我只需要轻飘飘的说出一句，“不愿意这样活着就改变一种方式。”
　　可这样轻飘飘的话未免太不负责了。
　　江凭肯定知道要改变方式这一道理。
　　只是如何去改变呢。
　　改变所要承担的后果太大了，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我们都不是拥有什么资本可以去义无反顾的人，所以只能随着大多数人的道路循规蹈矩。
　　在这条道路上的痛苦演化为了我所说的无病呻吟，那些斥责的人似乎忘记了，勇气也是一种资本，而物质资本与精神力量的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有关系的。
　　换言之，如果我家是世界首富的话，一百万只是眨个眼睛的事情，但实际情况是，一百万是要我家砸锅卖铁才能凑个七七八八的数目。
　　这是不能够去埋怨去怪罪的苦楚，这是需要“命”中必须要“认”的一部分。
　　于是我问江凭：“你喜欢吃西瓜么？”
　　这样措不及防的转折让江凭也有些始料未及，她有些茫然的点了点头，“挺喜欢的。”
　　“我们去偷西瓜吧。”
　　（五）西瓜地
　　沿着河再往西边走，走到我们村与邻村交界的地方就有一块瓜地。
　　看地是个老农，平常我从那里路过的时候总也不常见他，老农养着一条狗，路过的次数太多，瓜田里的狗都认识了我。
　　早几年，大概是七八年前。
　　穿过这片瓜地到邻村去上课，先上小学，又读初中，等到上了高中之后就到县城里面去住宿。
　　时间总是这样，当你折算起来的时候才发现被人漠视过、痛恨过、期盼着早日度过的那么些年，竟然已经是人生的十分之一。
　　又漫长，又短暂。
　　蹦跳欢脱的小狗已经长了长长的毛发，它也开始变得懒惰，夏天里头缩在自己的小屋里面。
　　村里人常说它遇上了一个好的主人，老农从不打骂它，还随着它这样懒下去。
　　可它勤劳的，十年狗生却没有一个人多夸赞一句。
　　仿佛狗为这些土地上的人服务便是与生俱来的荣幸似的。
　　勤劳是应该的，不勤劳是要挨骂的。
　　一条狗要是天生不勤劳，在它老年时也不会遭受这样多的谩骂了。
　　它每天躲在自己的屋子里面，对外面的谩骂声充耳不闻，可能也是听了一辈子村里面人的挑剔，听的有些厌烦了吧。
　　那时候地里面还没有围上栅栏，中央一间低矮小屋就是瓜老农住的地方。
　　傍晚时候他总是随意的坐在瓜田，抽着卷的烟丝，做着寻常的打扮，日复一日的看着西边的太阳落下去，然后等着东边的月亮升起来，看着夏季河对岸的林子里面充斥的手电筒的光，将黑夜照的跟白昼一样。
　　然后长长的咳上几声，等到月亮升到中天了，才会自己的屋里面去。
　　江凭没想到我真的会带她到地里偷瓜。
　　小时候我们就常干这些事情，夏天偷瓜，秋冬的时候去扒红薯吃。
　　我们趁着天色渐晚进了瓜地，她很有原则的执意要猫着腰走，相比起来我就坦然许多。江凭不知道，种瓜老农的眼睛不好，这么远的距离，他基本上什么也不能看见。
　　但体验做贼的快乐大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她乐意猫着腰就猫着。
　　挑挑拣拣好大一会才从地里面选出了一个不算大的瓜，江凭抱着瓜出来跑了老远的距离嘴里面还念念有词，“不能这样，人家年纪这么大了种个瓜也不容易。”
　　我说：“当然直到不容易，白天的时候已经给了钱了。”
　　江凭反应过来，“那算什么偷么！”
　　我从她手里接过西瓜，空下来的另一只手拉起她的右手，“但是体验到那种感觉了，不是么？”
　　她说：“那倒也是。”
　　夏天的虫鸣依旧悠长，我们俩在她家屋子后面用铁勺的把破开了西瓜，你一口我一口的把这个不算大的西瓜给吃完了。
　　瓜还留着点白日里的余温，也不算特别甜，好在汁水丰盈。
　　我和江凭都需要一点这样奇怪又刺激的事情来告知一下自己身体上的每一个细胞，说，“喂，你们的主人还在活着。”
　　江凭从不大声的笑。
　　和她待在一起满足了我对夏夜的所有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