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在蓝色的天空中留下一道白痕。
　　落地后，我花了几天时间安顿下来，之后我去见了何涛给我介绍的医生，是个温柔的大姐姐。她带我做了全面的检查，结果跟何涛说的差不多。
　　我开始了为期半年的第一个疗程的治疗。
　　二零二三年二月，我如愿经历了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
　　这座城市比我想象得要旧一些，生活节奏很慢，物价也很便宜。茶余饭后，这里的人总是喜欢聚在一起聊天，只有我，始终是孤零零的。
　　道路被皑皑积雪覆盖的时候，他们堆雪人、打雪仗，在雪地上留下一串串欢快的脚印。我抬起头，望见一只离群索居的大雁，它和我一样，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有一天，这只大雁抖抖索索地掉在了我的窗台上。我打开窗户，收养了它。
　　一开始的治疗非常痛苦，药物的副作用几乎每天都让我崩溃。医生的跟我说，我的痛苦并不全部来自于药物，也来自于裴以北，这个过程有点类似于戒断反应。她建议我多出去走走，可以的话，尝试跟人交流。
　　我实在不愿意跟人打交道，所以白天出太阳的时候，我会去海边走走。有时捡回一袋海玻璃，有时观察寄居蟹寻找新的住处，有时只是在沙滩上呆坐一整个下午，然后沿着海岸线散步回家。
　　这座城市的海很干净，我能在潮湿的海风中嗅到自由的气息。
　　这个月月底，我结束了第一个疗程的治疗。医生减小了我的药物剂量，说我的状态稳定了不少，可以试着去接触社会了，她建议我去找一份轻松些的工作。
　　我问她，我能不能和裴以北打通电话，她委婉地摇了摇头。
　　我想图书馆管理员是一份不错的工作。
　　二零二三年六月，我在这座城市重新见到了邵嘉越。
　　大雁的伤早就好了，前段时间我在窗前放飞了它。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我趴在窗台上对着黄昏发呆，橙色的天空下飞过了一群整齐的大雁。
　　我朝这群大雁挥了挥手，就当是对它的告别了。
　　我一边在图书馆做临时工，一边接受第二疗程的治疗。
　　图书馆的工作内容很简单，登记借书、整理还书、还有搬书，偶尔也打扫卫生。大多数时候，我都可以管自己读书。
　　跟我一起值班的，是一个已经结婚生子的大姐姐。她常常提早下班，去接小孩放学，每当这时候，她就会拜托我帮她做收尾工作。可能是因为我比较勤快，她的工作从来没落下过。她总是乐呵呵地给我带早餐，说给她女儿准备的时候，也顺便给我准备了一份。
　　日复一日地吃着她给我带的早餐，有一天我忽然觉得心口有暖流淌过，我想起当年在太平间见到南亦嘉时，我也有过相似的感觉。
　　我忽然抽抽搭搭地落下了几滴眼泪来，她关切地问我怎么了，我摇摇头，什么都没说。她用纸巾帮我擦掉眼泪，说我一定是想家了，还说今年端午她家包了很多粽子，邀请我一起去吃。我很感激。
　　在图书馆，我每天都会见到很多人，有来得比较勤快的，我偶尔也能跟他们搭上几句话。
　　邵嘉越就是这时候出现的。
　　她一口气借了五本书，全都是食谱。我开玩笑地问她，是去新东方进修了吗？她摇摇头，郑重其事地说，她跟一个三十五岁的女人在一起了，她要为她金盆洗手，从此厨房里做羹汤。还邀请我有空去她们家作客。
　　邵嘉越依旧是那样一个神奇的人。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我再次听到了裴以北的声音。
　　我在上个月结束了第二个疗程的治疗，药物剂量减少到只剩一种。医生又对我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查，磁共振结果显示，我大脑内受损的海马体有了恢复的迹象。这是个很好的消息。
　　我像上次那样，问了医生同样的问题。这次她点头同意了，不过，她希望我自己能控制好分寸。
　　平安夜，天上飘着鹅毛大雪，街上随处可见挂满彩灯的圣诞树。
　　出门时，我在围巾上别了一枚天堂鸟胸针。我走进一间早已废弃的红色电话亭，靠着它透明的围栏蹲下，用新号码拨出了裴以北的电话。等待铃只响了两声，就被接通了。
　　“喂？您好，**律师事务所，我是裴以北，请问是哪位？”
　　时隔一年零三个月，我再次听到了她的声音。像多年前第一次拨通她的工作号码那样，电话那头传来了她模式化的声音，背景里还有键盘声，她一定又在夜里加班了。
　　“裴以北……”我沙哑地喊出了她的名字。
　　“楠楠？真的是你吗？楠楠？”
　　我向她确认，说真的是我。然后，我们同时陷入了缄默，这个世界安静得似乎能听到雪落下的声音。
　　再次开口时，她染上了很重的鼻音。她问我最近过得好不好，我如实说了医生的诊断。她期待而不安地问我，是不是很快就可以回去了。我给出了令她失望的答案。
　　我告诉她，我现在在一个废弃电话亭里。从这里望出去，到处都是新落的雪，雪地洁白而松软，没有踩上去的脚印。再远一些，还有一片深蓝色的海。我终于住到了一座会下雪的沿海城市。
　　她说她的年假都给我存着，等我好了，她要带我去看很多很多海，把全世界的海都看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