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做好万全的准备，我向萨连科提出索要装备的正式流程，在得知我的需求后，他自然毫无保留地给了我格鲁乌最新的战术装备。只是他总是怀揣着担忧，成日拧着眉头，总是看我两眼又欲言又止，最终把呼之欲出的腹稿又吞进肚子里回温。
　　出于宽慰他，我一再告诉他这是我不得不去做的事情。
　　“我知道，这是你不得不做的事情。她对你来说就像亲人，就像母亲。”
　　母亲？我细细咀嚼这个字眼，多美丽的发音，两个音节“MAMA”，无论是“Mother”或者“Mutter”又或是“мать”，从孩子嘴里叫出来的都是“MAMA”。据说这是世界上最单纯的两个音节，因为是婴儿在嗫嚅中本能就可以发出来的声音，所以冠之以第一眼见到的人。
　　“妈妈……”我轻声念着，想起了布鲁克林的那个寒夜，我把她从浴缸里捞起来时，贴在她凉冰冰的乳房上，妄图可以听见她心脏跳动的声音，妄图她可以给予我回应。
　　原来这件事情从来都没有结束，女人在我生命里留下了一道不见尽头的刻痕。
　　我救不了那位母亲，所以我必须得救这位母亲。
　　“你明白的吧？嗯，罗曼，你明白我的吧。”透过泪水，我凝视萨连科，他站在我面前，被光晕模糊着。
　　“我明白，没人比我更明白。”
　　他曾把我抱在怀里，捅向那幻象一刀，如今，我该自己拿起匕首，刺向那其实从未战胜过的过去。
　　于是我等待，等待，我耐心地等待。
　　1962年敲响钟声，广播里放着新年音乐，萨连科在卡尔斯霍斯特的晚会上无法抽身，我便也为这所谓的新年夜兴致乏乏，尽管知晓第二天一早门口定会出现他风尘仆仆的身影。我该做个蛋糕的！从沙发上坐起来我嘴里喃喃个不停，或许该用麦片拌点酸奶，让他到来的时候看到我是兴高采烈、焕发着生机的。否则我这副潦倒的落魄模样只会让他感到歉疚，歉疚把我一个人丢下，可他还有什么能为我做的呢？
　　我们都知道，他做的足够多了。
　　正在我胡思乱想之际，电话铃声突兀地响起，我吓了一跳连忙抓起听筒，却只有绵长的白噪音。一阵简单的思索后我便心领神会，随即穿戴整齐，围上围巾，同时在我的大衣之下藏了尽可能多的武器，戴上帽子，我留下一张自己出门散步的便条，随即顺着公寓后侧的排水管道爬下了楼，来到了空无一人的东柏林街头。
　　没走几步，临街的某处电话亭里传来响声，我在四顾确认无人后钻进了电话亭，果不其然，接听后传来了伍德的声音。
　　“有线索了。”他说。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按捺住激动，说：“哪里见面？”
　　“北郊的老地方。”
　　“好。”我点头后挂了电话，转身朝不远处的一座停车场走去，在那里萨连科早就为我准备了一辆满油的吉普车。而在停车场附近则有个冷冻库，有个关键的东西在那里等待着我。我将其取出后装入了吉普车的后备箱，用海绵和衬布固定好了位置。在冷冻库静待半月后，于这新年之夜我真心祈求它能发挥到它应有的作用。
　　雪依旧下个不停，很冷，我将车内的暖气打开后依然直哆嗦，直到发动机启动驶出停车场，我才从寒冷中缓过劲儿来，停止了发抖。可这真的是因为冷吗？不，也许还是因为紧张，紧张并不等于害怕，是的，阿尔弗雷德，你并不害怕。
　　“见鬼！离我远点！”兀地我大声咒骂起来，在此紧要关头那莫名其妙的“玄”又敲想思绪的大门，妄图把理智从这栋屋内给扯出去好鸠占鹊巢。尽管平时我沉浸于神神叨叨，可这是人命关天的时刻，直觉只会有一次开枪必中的机会，而理智才是救人的关键！
　　我一边开车，一边驱赶脑海里不受控制的可怕幻象，成片的血、火焰、还有挂着枯萎植物的墙，接着还有教堂钟声、黄昏……眩晕袭来，我不得不踩下刹车将车停靠在路边后深呼吸几口气才勉强调整过来。
　　“放过我吧，妈妈，放过我吧……”我嗫嚅着，直到心脏的剧烈跳动和太阳穴的抽筋逐渐平息，再次启动发动机，我看到了后视镜中脸色苍白却眼神坚定的自己。
　　老地方是过去中情局的据点，当然，此刻这里早已经成了荒郊中再普通不过的一隅。没有人会在意过这里存在过的电报机，也没有会知道这里经历过一场血洗足足丧生了十余名不知姓名的特工。他们好似暗夜里的爬虫，就像老卡拉马佐夫脚下的蟑螂，一脚一个，踩得嘎嘣脆，汁液四溅，除了让人感到恶心，不会有别的怜悯。
　　可伍德怜悯，他立在榨油作坊的中央，闭上双眼，似乎在祈祷，又似乎在从这橄榄油气味中分辨残余的鲜血味道。
　　“这里不久后会变成一个汽水厂。”伍德听到我的脚步，自顾自地说，“因为这里的人都爱喝那种橘子味的汽水。”
　　我没有搭话，只是站到了他身边，四周寂静，锃亮的榨油机默然地隐在暗处，偶尔闪过几道银光，空气里满是浓郁的橄榄气味儿，来源于堆满了整个外院的橄榄。小山一样，密密麻麻地像虫卵。
　　“这里一直在变样，以前我们在这里的时候，还是家具厂呢。”伍德看向我，“为了给你提供衣柜门，我们做足了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