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我瘫在床上起不来，已经错过上学的时间。
　　我妈送走张大丰以后才进来看我，她说他们一宿都没睡好，半夜老听到马桶抽水的声音，问我怎么老起夜。
　　我裹着被子昏沉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她终于发现我不太对，摸了下我的额头，又给我拿了一些热水和肠胃药便离开了。
　　中午我爬起来吃饭，我妈说如果没什么事，下午就去上学。
　　我没理她，我已经感觉好多了，只是很饿，且不想说话而已。
　　我默默吃着食物，我妈看了我好几眼，欲言又止，似乎又想和我提张大丰。
　　幸好最终她什么都没说。”
　　……
　　“张大丰住进我家已经成为常态，我改变不了，我妈也不听我的意见。
　　我妈说，这个房子是她的，这个家也是她说了算，我没有资格质疑大人的决定。而且当初能买下这房子，张大丰还出了大头，他凭什么不能住进来？
　　我知道自己没有立场反对。
　　我也渐渐习惯了自己的身体时不时出现的症状，它似乎是在代表我的精神在说话。
　　但因为我有按时吃药，而且每次当我妈告诉我，张大丰晚上要过来时，我都会在放学后先将肠胃药吃下两颗。
　　这样到了晚上，即便我难受，也不至于狂吐不止，我的症状正在逐渐缓解。
　　有个道理，我是成年后很久才知道的。
　　医学上认为，肠胃是精神的延伸和反射区，情绪有问题的人，无法发泄已经饱和的紧张焦虑，就会通过肠胃“发泄”出来。
　　有些东西发出来就好了，但我吃了药抑制了肠胃反应，那些紧张和焦虑并不会因此消失，它们只是去了其他地方，淤堵在我心里。
　　张大丰住在我家的时候，我就会失眠，第二天精神恍惚，心情很差。
　　随着他住进来的频率越来越高，我的心理问题也越发严重。
　　我妈很烦躁，她最近正在赶稿，总说没时间带我去医院。幸而我们这个小地方管得不严，她有李大夫的联系方式，医生也很熟悉我的情况，于是我妈总会叫我自己去复诊，取药回家。
　　趁着我妈不在，我便问李大夫，这种精神病是不是遗传？
　　李大夫听明白我的意思，安慰我说，它是有遗传的因素在，但只是占一定比例，并不是说有精神问题的人，后代就一定会有。
　　你看，医学上总是用这样的说辞，用概率来敷衍患者。然而在我这样的患者看来，这种遗传概率只是一个大范围的统计，落到个人身上时，就只有100%和0。一旦发病，那就是100%，我就是那个100%。
　　我又问李大夫，我现在十几岁就这样，若再过一些年，等我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时候，我会不会更加严重——据我所知，我妈十几岁时是没有症状出现的，她是二十五岁以后才查出来有精神问题。这十年，她的症状越发严重。那些药只能一时缓解，不可能根治。
　　李大夫又用一些医学上的知识来安慰我，说不一定，因为我干预得早，可能成年后就会好转，而不是越来越糟，还叫我往好处想，不要总向内找问题找原因，错不在我等等。
　　我当时就觉得没有生病的人，永远不能明白生病人的痛苦。如果我能做到不向内找问题找原因，我还会得这个病吗？事实上这个病是我妈遗传给我的，是这个家带给我的，我怎么想都不会改变，我根本躲不掉。
　　就算我告诉自己一百次，错不在我，那个男人就不会住进来吗？我这样宽慰自己，给自己洗脑有什么意义呢？
　　难道解决的办法就只有我接受他，不再厌恶他，和他相亲相爱地生活在一起，告诉自己这是对的，这才是幸福的三口之家？
　　我真的要吐了。
　　我那段时间总在想，那些从我胃里呕出去的东西，从我肠子里拉出去的东西，它们最终都向内吸收，流到我的心里。我的心情就是被这样污染的，所以我才这么痛苦。
　　至于产生这些污染源的始作俑者，毫无疑问就是张大丰，以及我妈对我的漠不关心。
　　我恨他们。
　　我妈就是那种中国式强权家长——别看她这个人气质文雅，说话轻声细语的，就连指责和骂人的时候都是一样的腔调。
　　她从不考虑我的感受，任何事都是她在做决定，给我下达指令，让我去消化接受。
　　我爱她，我崇拜她，我愿意做她给我布置的一切任务，做到最好，成为她的骄傲。
　　只除了接受张大丰。
　　可在我妈看来，接受张大丰就是我最应该做的事，还要做到一百分。
　　只要我稍稍表现出有气无力，不太想理人的时候，她事后就会找我谈话，还说张大丰作为爸爸还不了解我的性格，一旦他知道我是在针对他，他会难过。
　　我真觉得我妈疯了。
　　喜欢是可以勉强的吗？
　　以我现在的思维和思想来看，那时候只有十六岁的我，正急于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去和这个世界对话，和这个世界产生连接。我正试图切断和母亲之间的共生关系，寻找到那个藏在内心深处还不算成熟的“本我”。
　　可就在这个时候，我妈又强行拉进来一个人与我进行连接，还是一个我不愿接受，我讨厌的，甚至感觉到厌恶的男人。
　　我告诉我妈，我讨厌那个男人，我讨厌所有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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