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壁立千仞，群峰挺秀，历来以险峻称雄于世。史书中命工匠施钩搭梯攀上华山的秦昭王这时候尚未出生，唐朝时方才开凿的“自古华山一条路”更是踪影全无，王琅与庄周只能沿林木扶疏，便于落脚处向上攀爬，某些极险峻处甚至需要用绳索一头捆树，一头系腰地确保安全。
　　好在王琅经验丰富，身手敏捷，先秦士子又都注重强身健体，文武并修，一路行来有惊无险，总算完好无损地抵达山顶。
　　“今晚养精蓄锐，明早看日出，之后是继续西进，游历秦国新都咸阳，还是掉头折返，凭吊道家圣地函谷？”
　　提到秦国，就不能不提魏国。
　　魏国开国之君魏文侯是一位雄心勃勃的明主，在位期间，他任用翟璜为相，改革弊政；任用乐羊为将，开疆拓土；任用李悝变法，拉开战国轰轰烈烈的变法图强序幕。经过五十年选贤任能，励精图治，魏国内修德政，外治武功，一跃而成为战国初期最强大的国家。
　　魏文侯的继任者魏武侯也是一代雄主，在位期间，任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几位军事家之一吴起进行改革，使魏国国力继续上升。等到魏武侯之子魏惠王在位时，魏国已称霸中原长达百年。
　　有赢家就有输家。
　　魏国称雄称霸的百年里，被魏国欺负得最惨的莫过于与魏国西面接壤的秦国——不仅被死死封锁在西方边陲，不能参加中原各国的盟会，而且被割走河西地区，从仅次于晋国、楚国、齐国的二等强国沦落到亡国边缘。
　　不幸中的万幸，在即将亡国的边缘，秦国终于出了一位雄心壮志、发愤图强的国君——秦孝公。
　　继位后，秦孝公以恢复秦穆公时期的霸业为己任，颁布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求贤令，引来历史上评价两极化的千古法圣商鞅——当时称公孙鞅或卫鞅（姓姬，名鞅，公孙氏，卫国人）。
　　借助秦孝公的坚定支持，商鞅在秦国两次展开变法，程度激烈彻底。而两次变法之后，秦国国力由弱转强，一举奠定日后秦始皇横扫六国，统一天下之基。
　　王琅之所以说秦国新都咸阳，是因为秦国自商鞅第一次变法后才从栎阳迁都咸阳，距今不过十余年时间。
　　道家圣地函谷则是指春秋末年的一段典故，传说道家创始人老子西行入秦，过函谷关前，关令尹喜见有紫气自东而来，知道将有圣人过关，果然老子骑着青牛而来。尹喜盛情挽留，请老子著书遗传后世，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即今之《道德经》，又称《老子》。
　　孰料庄周听此却面露疑惑之色：“道家？”
　　王琅眨眨眼睛，忽然想起诸子百家是汉朝人总结先秦历史时的概括说法，这年头除了墨家自称墨者，其它学派一般以诸子学说区分，比如孔子之学、老子之学等等。
　　凭吊圣地之类的说法现在是大概也是没有的，至少讲究绝圣弃智的道家是不信这套的。
　　想通这些，她摆摆手：“当我没说。”
　　庄周也不追问，只是顺着她的话道：“不入咸阳，枉称入秦，函谷回程再看不迟。”
　　王琅点头，正准备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又听他道：“我对秦国没什么兴趣，下山后打算返回宋国。”
　　这是要和她分道的意思吗……
　　王琅停了停，问：“魏文魏武锁秦百年，中原诸国皆以夷狄视秦，你也这么认为？”
　　庄周不以为然：“‘夷狄入华夏则华夏，华夏入夷狄则夷狄。’原也如此而已。”见王琅还要再问，他微微蹙眉，想到一个万全回答：“秦法牧民而不树人，焉可得语。”
　　王琅想了想，不错，商鞅变法强国是以牺牲民众获得智慧的权力为代价的，举国唯务耕战，方可出头——这是极端急功近利的做法！就像在现代，基础学科一旦取得进展，必然带来突破性革命性的变化，但自己本身很难盈利，研究周期又长，因此发达国家舍得下本钱支持基础学科，而中国就靠强大的山寨能力在后面捡漏……
　　同理，无论是变法前还是变法后，秦国最优秀的人才全靠从六国引进来，除了军事家，本土没出过一个像样的人物。
　　而且秦国人是没有言论自由的。
　　商鞅在秦颁行法令，说法令不便与法令便利的百姓全部被认为是“乱法之民”，迁至边境，从此百姓再也不敢议论法令好坏。这一点连对商鞅深具好感的王琅也觉得不能忍受。
　　总而言之，对于庄周来说，从宋国到秦国的变化，就像从思想激烈碰撞的十八世纪法国到了闷头发展实业的二十世纪苏联的变化吧，也难怪他没兴趣。
　　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一番，王琅赞同地点点头：“说的不错，但我还是认为你可以看一看。”
　　庄周挑眉睨她。
　　“读过李悝商鞅之学吗？其中很多治国思想与老子是不谋而合的。老子说道法自然，商鞅说依法治国，一个依道，一个依法，信仰根底不同，思想形式倒是出人意料的相似。”
　　或许是因为物极必反，看似代表两个相反极端的道家与法家在某方面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这一点在法家的三位代表人物申不害、慎到、韩非子身上都有鲜明体现——
　　法家集大成者，融法、术、势于一炉的韩非子专门写过《解老》、《喻老》，法家三派中“势”之一派的代表人慎到则让人根本分不清他是道家还是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