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阀这种事在学术圈子里向来都很敏感，所有人都知道圈子水深，都知道学阀确实存在，但是却不敢轻易提起，因为没人想给自己招惹一身的麻烦。

　　X大是老牌名校，学阀现象也是出了名的严重，研究所里抱团排挤外校调来的研究员几乎是普遍情况，并且总是在表面上装得很友好，不会让人抓住把柄。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能感受到那种处处不顺的窒息感。

　　也有人虽然出身于X大，却不属于学阀，钱思健就是其中一个。但不属于其中，并不意味着就不是帮凶。在杨盤被排挤的那些日子里，钱思健为了明哲保身，一直对此视而不见。所以之前那个名叫陈婷菲的女记者找上门来的时候，他也只敢提跟自己无关的部分，他怕说得多了，事情闹大了，他也会收到舆论的抨击。

　　把陈婷菲打发了过去，他本以为这件事就算告一段落了，没想到杨盤的儿子居然找上了门。

　　此刻看着这张与杨盤有五六分相似的脸，他心里一阵打鼓。好歹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了，他怎么也不至于单纯到以为杨晔真是好心来送他回家的，但对方具体知道了哪些事，他心里也没什么谱。

　　刚才头一昏，居然就把车钥匙交了出去。钱思健后悔不已。

　　酒精像火似的灼烧着他的神经，心脏在胸腔处狂跳不已。钱思健心慌不已，忍不住抬手擦了擦额角冒出来的汗。

　　“你从哪里听说这些的啊。”最后钱思健还是选择转移重点，“别听外面那些人瞎说。”

　　“外面哪些人？”杨晔看出他紧张，刻意地用了很多问句，“曾经被学阀排挤过的那些研究员吗？”

　　“什么学阀啊，都是些莫须有的事。”钱思健硬着头皮道，“你爸当初是因为承受不了工作上的压力才抑郁了的。”

　　杨晔盯着他：“我也没说我爸的抑郁症和学阀排挤有关啊，您忙着解释什么？”

　　“还是说，您也是其中的一员吗？”

　　“那怎么可能！我绝对不会做那种事的！”极度的精神压力之下，钱思健还是不小心说漏嘴了。

　　他悔恨地别过脸去：“……你今天就是专程来问我这些的是吧？”

　　说都说漏了，也就没有继续隐瞒下去的必要。钱思健道：“确实有人排挤过杨盤，但是我没有做过……我不想被牵扯进去。”

　　杨晔把车开到路边，暂且停了下来，打算专心和钱思健谈话。

　　“我明白了，所以您是帮凶。”

　　杨晔的话一下子踩在了钱思健的雷点上：“我怎么就是帮凶了！我想明哲保身都不可以吗？！”

　　“那您把排挤过我爸的那些人的名字告诉我，我就承认您不是帮凶。”杨晔已经把对话的主导权紧紧地握在了手中。从刚才钱思健的一系列表现里，他已经看出了这人多半是对当年的事有所愧疚的，又爱惜自己的脸面，怕说出来之后遭人指责。

　　有点良心，但不多。

　　所以杨晔想通过道德上的指责逼迫钱思健把自己知道的事情说出来。

　　钱思健听杨晔这么问，一下子反应过来：“你是不是在录音？！”

　　“是的。”杨晔大大方方地承认了，“如果您愿意把自己知道的事情说出来，我就把前面那段对话剪掉，您之后可以继续做一个与学阀无关的正直的好人。”

　　钱思健：“……”这小子的最后一句话怎么听都像是讽刺。

　　钱思健现在后悔死了，他今天就不该答应曹越华去吃饭，否则就不会因为回想起往事而陷入自责和恐慌，也就不会喝这么多酒昏头涨脑了！

　　“我并不是要嘲讽您的意思。”杨晔没有继续用强硬的语气，反而放缓了声音，“您心里其实也是明白的吧，事情一直藏着掖着，也只会徒添烦恼。都这么多年了，说出来您自己也能更轻松些。”

　　钱思健沉默良久，最终还是长长地叹息了一声。

　　“我知道。”他垂着头，“我知道，你和杨盤的老婆肯定都因为他的死很痛苦。我就是怕你们责怪我……”

　　“毕竟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我已经错过了说出来的最佳时机，现在一切都迟了。”

　　“不迟。”杨晔笃定地说，“只要曹越华还活着，就可以接受惩罚，所以还不迟。”

　　钱思健将双手交叠在一起，犹豫了许久之后，才终于道：“你先把我送回家吧，我拿个东西给你。”

　　有录音在手上，杨晔并不担心钱思健反悔，于是先把人送到了家，等在门外。

　　钱思健进屋了几分钟，就立刻回到了门口，递给杨晔一本泛黄的小册子和一张记忆卡。

　　“这本是十几年前核物理所印制的员工入职手册，第一页上的编者名单，就是你要问的那几个人。”钱思健道，“记忆卡是相机用的，很旧的款式了，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读出来，你可以试试。”

　　杨晔接过，盯着手心里躺着那枚已有些微锈迹的记忆卡，问：“这里面是什么？”

　　“我不小心拍下的研究所内的画面。”钱思健道，“我们那个年代都有做纸质笔记的习惯，杨盤也有一本研究笔记本，我看到过他在上面画中子源部件的设计图。后来有一天，杨盤的笔记本忽然不见了。”

　　杨晔听着，眉头越皱越深。

　　据钱思健所说，他那个时候才刚入所没多久，拿第一个月的工资去买了一个最新款的数码相机。那时数码相机还是很稀奇的东西，他忍不住将相机带到所里去炫耀了一下，东拍西拍，还试了录像功能，中途被组长喊去干活，忘了把相机关好就离开了。相机被压在外套下面，只露出小半个镜头，对着远处杨盤的工位，拍下了组长拿走杨盤笔记本的一幕。

　　“我本来没注意到录了什么东西，是后来我把相机借给同事用，同事发现这段录像之后告诉了我，这件事应该只有我们两个知道。”钱思健叹了一声，“我们俩当时都是新人，也确实胆小，发现了也不敢说出去，怕被人整，所以就说好当做什么也没发现。没想到后来杨盤因为这件事自杀了，我心里也很痛苦，只要待在所里就觉得难受，所以最后选择了转行。”

　　杨晔问：“这个同事是谁？”

　　钱思健答：“周启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