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上位的就是那个史上大名鼎鼎的木匠皇帝明熹宗朱由校（1620-1727在位），年号天启，光宗长子，时为泰昌元年也即万历四十八年（1620）九月初六。据官方史书所载，这位年仅15岁的小皇帝，堪称有明一代最不正干最不够格的帝王了，没文化没教养，连大字都不识几个，整天就知道瞎玩，尤好木工活，既心灵手巧，又勤奋钻研，专业技能没得说，弄不好还是高级专家型的。朝政呢？管他作什？懒得搭理！结果竟让魏忠贤这个太监出了大风头，短短几年成了差一点与他比肩的九千九百岁，活着就被人当神膜拜了，而朝堂之上党争权斗也空前激烈。就凭这，天启一朝和姓魏的那个人，历史上几乎成了最乖张最黑暗时代的代名词了。不过真相如何？空口说白话不行，感情用事更不能了，还是深入下去，把事实看个究竟吧。

　　针尖还要对麦芒

　　说起天启一朝，几乎是与魏忠贤这个名字划等号的，老魏历史上太有名了，太监堆里绝对数他明星指数最高，就是把所有人拉到一块，他也能排在人气最旺行列中的，当然是反角奸角了。这倒颇让人感兴趣，谁不关注大明星呢？

　　没成想深入一看老魏此人和那段历史，竟发觉原来再也没有比他更被后世妖魔化的了。君主时代，人们往往以君主掌控大权为正常，权力旁落为非，既家奴又阉人的太监要是掌了权，更是奇耻大辱了，国家没毛病还好，要有什么三长两短，所有屎盆子都往他们头上扣，哪怕他们做的好事，也非要往坏里整，反之那就反之了。何况对手还是东林党这样最擅掌控话语权、最会给人抹黑的不世出高手呢？

　　可现如今新世纪新时代了，还能这样看吗？只要是华之人，只要有益于夏，谁干不行呢，王侯将相宁有种呼？芸芸众生皆应平等吗，没必要另眼看待他魏忠贤。其实所谓天启朝，“阉党”迫害“东林党”，实则朝堂上的政权斗争也，很正常，哪朝哪代没有？张居正不是斗出来的？还与“阉人”勾结呢；李世民不是杀出来的？杀过兄弟侄子，再占兄嫂弟妹呢。

　　看那所谓东林党人历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及南明，好几十年下来，除了与人斗斗斗，搞了一大堆虚名，真不知道比那些被他们斗倒的臭骂的痛贬的强在哪？为国家多做了些什么？就是看那所谓的魏忠贤时代～天启七年短时光，前期不也是他们主政吗？没看出有比后期高超的地方呀？

　　说起东林党，顾宪成（1550-1612）应该是第一个要被提起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作者据说就是他。万年二十二年（1594），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因议论时政，与阁臣意见不合，被革职回乡，后于三十二年（1604），与他的恩格斯高樊龙等在东林书院讲学议政，名噪一时，声势日振，各方志同道合者遥相呼应，渐成当世一个舆论中心，朝野皆为之关注，后又不可避免卷入政治权斗中，而有东林党之名。

　　其实这东林政治上是否为党？有基本成员吗？被认为敌对之浙党、昆党、齐党等，是否就真是一个固定党派呢？他们与所谓东林党真就针尖对麦芒吗？还真有点不好讲。可能这党那派的，大体有这个势力在，却是极其松散型的，并不固定，彼此间随时都会分化组合，或者有些人根本就不属于哪一党哪一派，却被无端牵扯进去，反正复杂得很。

　　试举两例，后来被称为东林党第一号人物的李三才，万历时做过漕运总督、凤阳巡抚的，自己都不承认是东林党人。而所谓第二号人物叶向高，万历、天启时都曾做过内阁首辅，却怎么看都不像是什么东林党的领袖呀？他与所谓浙党首席大佬万历时干过内阁首辅的沈一贯关系相当不错，常以晚辈身份写信向已经致仕的后者请教呢。就是后来所谓东林党人与魏忠贤已经彻底摊牌，左副都御史杨涟弹劾其二十四大罪状时，叶向高还很不以为然呢：“事且决裂，深以为非也”（见《明史》）。

　　如果说东林之为党在万历及天启初时，尚不能肯定的话，那么天启五年《东林点将录》的出台，算是正式给其划上了党派的符号，而这不过是政治斗争的惯用伎俩罢了，魏忠贤一帮人把所有与他们相对抗的人全算在了东林党的范畴中。于是天启一朝，惨烈权斗的结果便是正式出现了一对势不两立的党派，魏忠贤们称政治对手为东林党，反过来对手又称其为阉党。

　　其实党争本身并不见得是坏事，有点初级议会的架式，比起高度极权的帝王一人独裁，还更符合当今时代的要求呢，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一定程度上也能达到政治权力分配的平衡，关键是怎么引导的问题。那个时代没有健全的制度可靠，只能寄望于帝王的优秀，把握好分寸，拿捏到位，发挥其优势，为我所用。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就是现在搞议会制的国家，又有多少能真正落实到位的呢？

　　晚明是一个思想解放、氛围宽松的时代，尤其江南之地，开风气之先，万历又是一个比较温和放任的帝王，臣子们有时骂他骂得很过份，形成了一个规模浩大的非君浪潮，他也并未采取什么残暴措施，修理一下这些斗胆包天的手下们。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氛围，很难说如东林者能发展壮大起来，起码高度皇权专制的清代是绝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现如今被高捧上了天的康熙大帝，政治氛围不要说同万历时比了，就是天启崇祯时也比之强了好多呢，起码人家的大臣算是臣，而康熙是满朝奴才也。如果顾宪成们活在那个时候，也不知死过好几回了，要么老老实实做顺民。

　　不过凡事都要符合实际的要求，当时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可能权力高度集中些反而更好，能凝聚全力，形成一个整体共度难关吗。如果权力分散，今天你斗我明天我斗你，斗到最后消耗了精力，浪费了时间，却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晚明党派激斗，不能说不是明亡的一个因素。

　　其实政治斗争的较量者往往难说谁好谁坏，拿权斗本身来论证更是本末倒置，因为太多被咱们高捧颂扬的政治人物也是凭着狠辣手腕上位的，要论还是看他们当权后能为国与民做些什么有益的事吧，这样应该更为中肯些。为此，这里不再详述所谓东林党与魏忠贤之间的权斗，而是大体看一下权力分配的脉胳，然后对照着看看帝国那时第一要务～抗击后金，究竟干得怎么样吧。

　　光宗驾崩那会儿，李选侍赖着乾清宫不走，欲把持还是太子的天启，欲争立皇太后，图谋垂帘听政，搞得皇权交接波折不断，经兵科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所谓东林人士和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的携手努力，天启才得以顺利接上老爸的班，李选侍也一切成空被迫迁离乾清宫，这就是与“梃击案”、“红丸案”并称为明末三大案的“移宫案”。

　　天启也是感恩图报的人，对哪些东林人士大力起用，一时间竟形成了“众正盈朝”的局面。其中一人需要额外提及，吏部尚书赵南星，曾与邹元标、顾宪成合称为海内三君，那么多“正”能当朝，他是很使了一把力的。

　　魏忠贤呢？此时还没与“正”士们交上手呢。这魏忠贤北直隶河间府肃宁县人，21岁自阉入宫做了太监，历经三十余年的奋斗，喜宗即位后干上了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东厂太监，攀上了太监中的顶峰。他能发迹最关键是攀上了天启乳母客氏，一个深受小皇帝极端宠幸、地位特高的女人，二人私下成为对食，也就是结成夫妇了。

　　从此，魏客携手，宫内铲除了魏朝、王安这样太监中潜在的对手，尤其是利用天启的贪玩个性，曲意逢迎，百般投其所好，使其不问政事，乘机窃取了国家大权。朝堂之上，本来也想积极结交重臣的，比如赵南星，没想到遭到了拒绝。这一点，赵南星就比不上张居正了。没有冯保这样的大太监鼎力相助，居正想有为搞改革难啊，赵南星为什么不能学学呢？偏见歧视害死人呀。另外，赵南星过于刚严之性，也曾把人得罪了往魏忠贤那里跑，大学士魏广微就因三至南星家门竟不得见，恨而投魏，并成了得力干将。

　　“正”士们不屑与魏忠贤同流，更主动与之缠斗，老魏也不含糊呀，双方迅速接上火，又是针尖对麦芒，斗了个天昏地暗，天启四年（1624）六月，以杨涟带头，倒魏风潮大起，声势相当之盛，魏忠贤也惊恐万状，但半年搏杀下来，最后还是大获全胜，笑到最后，全面掌控大权，进入两年多的真正魏忠贤时代。

　　不管是东林“正”士们，还是魏忠贤，一句话，不以好恶论之，且观实际行动。这不辽东之局还没安稳几天呢，天启之初便又风云乍起了。

　　何必高看熊廷弼

　　熊廷弼有才干，在辽东也干得好好地，但因是所谓的楚党，和东林党人素来不睦，性格又差好得罪人，最强硬后台万历撒手而去后，屡遭言官攻击，既有党争因素，也有个人恩怨在内，结果自请求罢而去，袁应泰接替了上来。

　　这一番变更实与魏忠贤毫无关系，当时正“众盈正朝”呢，也没有任何记载魏与熊有过节，或与袁有交情。袁应泰这个人历史上被定性为志大才疏者，与熊廷弼的形象差老远了，应该与他最后失败有关。也是天不怜人，熊廷弼上任一年辽东没啥事，可他一上来恰好赶上后金的迅猛攻击。

　　天启元年（1621）三月，努尔哈赤亲率8万八旗铁骑南征，迅速拿下沈阳，继而攻克明辽东首府辽阳，辽河以东皆为后金所有。袁应泰可谓倾尽了全力，守辽阳时先亲自出城督战，后城破自缢而死，做到了与城共存亡，不失英雄也。只是明与后金军队战斗力相差太悬殊，又处双方交战初期明军一泄千里时，谁又能比他做得更好呢？其后熊廷弼还不是一个样？

　　努尔哈赤攻下辽阳后，遂从赫图阿拉迁都于此，四年后又改迁沈阳，从此明之镇守东北的基地辽东，变成了后金（清）四方征战的大本营。老努此人极端残暴，攻明以来，所到之处对民众不是手起刀落，就是抢掠为奴，仅攻下沈阳就杀了7万民众。占领辽东后，更是变本加厉，强行在被征服民族中推行剃发、圈地、投充、逋逃等一系列暴政，尤其杀人不眨眼，辽东血流汇成河，这样的人值得歌颂吗？

　　且说大明，萨尔浒一战不过两年，辽东便基本丧于敌手，惨败至极，怎么办？谁能力挽狂澜？朝堂又复想起熊廷弼，这个不太被东林党人待见的人，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不用他又有谁呢？于是熊廷弼再被起用，任兵部尚书、辽东经略，驻山海关。

　　正坚守广宁的王化贞，声望不错，被称为是东林党第二号人物的首辅叶向高又是他的后台大老板，此时也被提拔为辽东巡抚。按明朝官制，经略才是一把手，可王化贞与熊廷弼不和，经抚搞不到一块去，你说咋办？本来就打不过人家，内部再闹家窝子，朝廷也未妥善处理，结局可想而知。

　　后金占领辽沈后，又习惯性调整休息一番，再于天启二年（1622）正月，由努尔哈赤亲率大军向西挺进，直指广宁。一番激战，明军既有西平堡血洒战场之英烈罗一贯（明清之战很多英烈逐渐湮没，反而降者出尽风头），又有开广宁迎敌之无耻孙得功，总之留给十万大军的只有两个字～惨败。

　　努尔哈赤不战而得广宁后，继续沿西南而下，至中左所而回，并未攻打山海关。为何不乘势再干一仗呢？看那明军几近崩溃的样子，说不定就拿下雄关入了中原呢。他的儿子、以后的继承人皇太极给了答案：“太祖初未尝有必成帝业之心”（《东华录》天聪一）”；“我师既克广宁，诸贝勒将帅咸请进山海关，我皇考太祖以昔日辽金元不居其国，入处汉地，易世以后皆成汉俗，因欲听汉人居山海关以西，我仍居辽河以东，满汉各自为国，故未入关，引军而退”（《清太宗实录》卷3）。

　　说得很明白吗，努尔哈赤根本就未打算入主中原，吹鼓手们唾沫横飞中高赞吾湟湟大清太祖时即有囊括四海之志，实在说笑啊。相反，万历纵有千般错，养虎也成患，却不能担亡国之主责，原因很大部分也在于此。接下来的事情就能理解了，努尔哈赤一把火烧了广宁城，然后将前后拿下的辽西40余座城堡的军火粮食饷银物资及未逃入关内的所有民众，都给拉回了辽阳（当时后金都城）。

　　到手的土地都不要，不管出于啥原因，也是短视的，更是大大的失策，后来明清（后金）相争20余年的主战场即在此。老努要是早守着，哪有后来那么多事？

　　回头再看明之经抚两位大人，王化贞并未做那忠贞之士，孙得功迎敌前，先从广宁撤了，南逃途中遇到熊廷弼，遭至一番冷嘲热讽后，两人不得不合计，下一步该怎么办。王化贞建议收拾残兵固守宁远（今辽宁兴城），熊廷弼不同意，带领数十万溃逃军民入了山海关，等于把关外之地全部送给了后金。于是，熊与王全成了丧师失地又未杀身成仁的败军之将，人格不如袁应泰，罪责实也难逃，结果两人都被下狱论死。

　　广宁之败，王化贞固然有责任，战前大语连篇，战时又无良策，内部有谋叛不知也就罢了，待叛乱刚起丝毫不作应对便惊慌弃城而逃，哪有一点坐镇一方统帅的样子？是“雄”还是“熊”，关键时刻方才知呀。熊廷弼也难辞其咎，责任一点也不轻。经抚失和在前不假，但生死存亡之即，如果一把手心胸能宽阔点，抛弃前嫌带着人马进入广宁，与王化贞合力共守，与敌有得一拼，起码不会出现开门纳降这样的事吧。

　　尤其广宁失守后，关外还有锦州、宁远等多处城堡，自己都没见到敌人啥样呢，便也一路逃入关去了，尽丢关外之地。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人家努尔哈赤仅仅到了中左所，宁远都未去呢，便掉转头走了！

　　纸上谈兵终究易，疆场操兵方知难。熊廷弼不仅有责，也能看出他并非实战高手，作为最高统帅，与敌打了一仗，竟未见过敌一兵一卒，本身就说明问题了。至于军事之谋，他一直坐镇距广宁40里的右屯，遥控指挥战斗，何曾有高人一筹的地方？还不是一个败？临危之际更没见着英雄本色，比起袁应泰的气壮山河，慷慨赴难，他与王化贞皆惭愧也。真不知后人为啥要狂贬王猛褒熊？两人五十步笑百步罢了，更不知凭什非要把魏忠贤也拉进去？搞成一切都是阉党惹的祸。当然最后两人命运的不同，是与魏忠贤有很大关系的。

　　东林党人与魏忠贤斗得越来越激烈，究广宁之失也成了其中一个课题，熊王二人必然卷入。熊廷弼入狱后，也曾向魏忠贤求情，愿送四万两银子换一活命，魏忠贤也答应了，可熊廷弼清官一个，短时间凑不起这笔巨款，一下惹恼了魏忠贤，好啊，明明就是有意诳我吗，提前斩了得了。魏忠贤固然不是个好东西，但熊廷弼死也不能算冤枉，只是弄了个传首九边的下场，还是太惨了点。王化贞更是个聪明人，本附东林党，一看魏忠贤胜利在望，又马上转弯，投靠了新主人，关了监狱，却没处死，后于崇祯五年（1632）才被拿下了项上人头。

　　得失参半孙承宗

　　广宁战后努尔哈赤的“不思进取”，客观上也让明与后金步入了一个战略相持阶段，辽西成了双方的缓冲地带，山海关并无真正的危险。不过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一路惨败之下，朝堂之上畏金如虎，大臣们难用平常心看待之也能理解。于是辽东经略成了汤手山芋，谁也不敢去接了，廷推解经邦，解坚决不干，被削籍处分了事；再推王在晋，又是苦苦推辞，因怕步了解之后尘，才勉强答应。看看朝堂之上都养了一帮什么人？平时指点江山意气风发的东林党人呢？就知道指责别人，自己干吗不去试试？

　　王在晋就任辽东经略没几天便被拿下了，根本原因是辽东战略认识问题造成的。他力主全力守卫山海关，只在关外八里铺筑一重城，与之互为依傍，反对再往前深入拓地建城驻防。对其手下部分人为先锋的向宁锦推进的主张，他是这样认为的“然必有复全辽之力量而后可复广宁，必有灭奴之力量而后可复全辽，不然虽得之必失之。启无巳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故职之亟亟守关者，非以关门自画也”（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