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1-10-20 23:14:42 字数：7565

　　军营十八年

　　（1971年1月－1988年12月）

　　第二章军营十八年（上）

　　人的前途和命运，取决于年轻时期的选择，它决定着一个人一生的辛酸、苦辣和升迁、沉浮。1970年12月，正当我们十年寒窗，在永昌一中毕业时，国家70年冬季征兵工作开始，全城到处悬挂“保卫祖国，是每个青年公民的神圣职责，一人当兵，全家光荣”等横幅标语。在这种气氛感召下，自己没多考虑，也没征求家里人的意见，就把名报了。从个人内心讲，去当兵还不是个人的愿望，我那时的愿望是初中毕业早一点参加工作，挣钱来报答父母亲的养育之恩以及兄弟姐妹们的关心支持之情，就因为他们的支持，一个太爷的子孙中我是唯一一个在县城上学的孩子，那时我感到格外的高兴和自豪，并对前程充满了美好憧憬。

　　可能是老天的安排，我们兄弟中必须有一个人要服兵役，也可能是命中注定的，报名没几天就接到面试跟体检的通知。当时我才十七八岁，因为强健的体格在面试队伍中脱颖而出，使我之后的体检非常顺利。没过几天，部队接兵干部就到镇、村政审，这时家里人才知道我报名参军了，随后我回到家里，把我的想法告诉了父母亲及兄弟姐妹，他们也就同意了，就这样我就走上了保家卫国之路。

　　穿上极不合体的新军装，这时全村的人才知道我当兵了，有的亲戚请吃饭，有的来看望，乡上统一召开新兵欢送大会，各学校、村子组织的秧歌队在会场上唱着、跳着、舞动着小旗和花环，欢送着即将奔赴军营的年轻有为的小伙子。我属于永昌县城关镇的兵员，参加完镇上的欢送仪式后，大哥二哥带着部队发的行李及其它用品送我去城关镇报到，受到城关镇领导和接兵干部的欢迎和接待，下午召开了家长座谈会，晚饭进行了招待，在县城我们三人借机一起合影留念。当晚，辗转难眠，想起父母亲的养育之恩、姊妹们的关怀照顾，吃、住、行、穿戴都靠着家人，一路顺风顺水，使我没有受过特别的挫折和艰辛。想起离别时父母亲及兄弟姐妹们难舍难分的热泪及期盼；想着以后的生活，处处都要靠自己，事事都要自己定；想着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和亲人们见面团聚...不知不觉天已经亮了，起床后大哥二哥与徐占林的哥哥来了，徐的哥哥和我二哥在一起工作，当时我与徐占林是初中同学，因此大家都比较熟悉。我们一同在镇食堂吃早饭，少聊了一会就坐车去河西堡火车站。那时，要求家长一律不许前送，从此就离别了可亲可爱的家人和养育十几年的家乡。

　　到河西堡后，在当时的大众食堂吃上部队管的第一饭顿，并编了班，宣布我任新兵二班班长，副班长是水源镇的樊祥生同志，全班12个人，其中初中同学徐占林，同村乡友高生珍，同在一个班。

　　七十年代末，国家贫穷落后，经济不发达，加之“特殊时期”的干扰和破坏，铁路运输极不正常，我们坐着铁罐车，连个窗户都没有，车上铺着点麦草，大家就坐在上面，白天接兵干部组织大家学习部队的各项条例，学唱革命歌曲，晚上就睡在车内。列车往新疆开去，张掖、嘉峪关、哈密、吐鲁番设有军供站，每到一站大家才能下车上厕所，它是军列，下车后到处都是新兵，不管男女厕所进去就方便，现在想起来还真幼稚。军供站吃饭后下一顿就不知什么时候了，很多小小的车站一停就几个小时，所以军供站就给带些馒头，解决暂时的饥饿，从上车到吐鲁番下车就坐了三个昼夜。而后又坐搭着绿色篷布的解放大卡车前往，每车28人，4排，每排7人，面对面，背靠背。行驶的路线、吃住都是新疆军区规定的，按托克逊、库米什、库尔勒、库车、阿克苏、三岔口的行程，命令不准超速、不准超人、不准超站、不准掉队。在车上就感到后悔，这么遥远的路程以后怎么才能回个家里。每到一站还要进行训练，在训练时，很多维族小孩子喊我们解放军叔叔牙可西，解放军叔叔你们好，当时我们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听到后也感觉很自豪。

　　1971年元月7日下午，坐火车、乘汽车第十天才到新疆军区步兵独立十二营住地。该营三、四式建制，一、二、三、炮连。先到的陕西新兵为一连，我们为新兵二连，当天下午吃得臊子面，随便吃，饭后我们在一起说以后不管多苦多累，肚子是会吃饱的。没过两天，班上来了一个老兵任班长，我自然就是副班长了。白天训练，晚上连干部和正副班长每四天轮换带哨，检查哨位的值班情况和处理一些事情。在家时一觉睡到大天亮，有事都是父母亲辛苦，在部队上就不行了，人家叫你，你就得立即起来去履行职责。有一次晚上睡觉前给高生珍说：“今天晚上又轮到我带哨了，我好瞌睡啊，”高说：“我替你去吧，你好好睡吧。”，我想了想接着说：“不行，领导知道了要批评我们的。”就这样晚上我还是坚持去带哨了。

　　部队上流传着这样一句“不怕你调皮捣蛋，就怕你单个教练”，新兵训练是很累的，几个月的立正、稍息、向前看；齐步、正步、跑步走；向左、向右、向后转等乏味呆调地队列训练，整天练地腰酸腿疼，转地头昏眼花，稍不注意让班、排长看到，就要叫出来单个教练，那就更累。我们班的闫仁元同志是朱王堡镇陈仓村人，因甩手不规格，经常被他们叫出来单个训练，因训练太累他坚持不住，在我面前都哭了几次，我就给他说：“既然来了就坚持吧，熬过这几个月，分到连队可能就好些了，就没有现在这么苦和累了”。一个人发自内心的力量，它能影响别人，也能影响自己，因此我们就共同坚持。后来我和他又分到一个连一个排，他在四班我在五班，可以说是缘分吧。“动如猛虎下山，坐如绵羊卧地”是部队教育新兵的口号，他叫你走，就得认真地走好，叫你坐就得乖乖地坐下，否则就是违抗命令，轻则罚站1、2个小时，重则单个教练几个小时，苦啊。一个班12个人挤在一起睡一个通床，早晨起床号一响，立即穿上衣服，不下床就要把被子叠得四方四正，床单铺得整整齐齐再下床上厕所出操，只有10分钟时间，有时都是一路小跑。时不时连队晚上还要搞个紧急集合，一天累的不知东南西北的小伙子，正在睡梦中听到号声，一咕噜翻起来，穿上衣服，打起背包就往外跑，就是这样班长还一个劲地催着，因为连里要计时间搞评比，还要带出营房跑一圈，弄得我们昏头转向。苦练军事技能，练就强身壮骨，养成热爱祖国之优良品质，报效国家。四月中旬新兵往四个连队分配，我是最后一个点名的，被分到三连。后来我才知道，营里想把我留在营部，被一个有关系的代替了，这也可以说是我的命吧。

　　到连队我分到二排五班，各方面的条件就好点了，睡的还是通床，就没那么拥挤。连队养着猪，种着蔬菜，所以吃的也就好了，经常还改善一下伙食。训练不太紧，工作不太累，两、三个星期还可以请假到喀什观观景色买些东西。我又是班上的政治宣传员，记记录、写稿件，参加一些活动，自我感觉有了信心。

　　那年夏天，营里安排我们连去草湖农场种地，约50多公里，一天晚饭后，排长带着我们背着行李、武器，走了一夜，第二天十点钟才到达。营房破旧，都是土坯泥巴盖的，形成半‘工’字座西面东，前面有些沙枣树，一条南到北地乡村路，后边是一条排碱沟，环境就更不用说了，既没有娱乐活动场地，周围又没有群众，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地和滩。距我们住地约5、6公里，驻扎着新疆建设兵团农三师四十一团，离当地的农民就更远了。在这样的环境中，连队一边训练，一边种地。有一次我们全排往小麦地施肥，每班一排地，当时下着小雨，我和副班长，河南人，68年兵，个子矮小，但很活泼，抗着一袋尿素到地里，没想到袋子里的尿素不是散的，都是垂头和鸡蛋大的块，刚撒时我们用脚踩，用手捏，撒着撒着突然下起了大雨，接着是风搅雨，好像是老天爷故意捉弄我们似的。有些班开始往回走，副班长一看就急了，说“不管它了，袋子里装什么我们就撒什么，撒完快回。”没想到我们撒的肥料让连长看到了，他到地里进行了检查后，就到我们班里问班长，那块地是你们班撒的肥吗，班长说“是的，咋了”，我一听心里就慌了，头就大了，我是从农村长大的，就知道那样撒上肥的后果。因为思想紧张又害怕，连长说的其他话就没有听清楚，只听到连长说：“明天下午在全连会上作深刻检查”，班长也没说什么，副班长是他的老乡。他就告诉我写一个比较深刻的检查，明天下午在全连会上代表班里发言。事情是我和副班长做的，只好接下这个不光彩、丢人显眼的任务，经认真地考虑后反思，我没有说客观因素，主要从主观和自身找原因，以及肥料对农作物的好处和危害写了一份检查，代表班里在会上发言，当时连领导很满意，连长在会上说；“杨永福同志代表五班作的检查很深刻，认识到了错误和危害，提出了今后的决心和努力的方向，知道错了，认识清楚，改了就好，希望全连同志学习五班这种知错必改的精神。”当时我就很高兴，默默地想，连领导不但没有批评，而且还表扬了五班。从此，我在连里就有了一定的影响，各方面受到同志们的关心和照顾。比如，在浇水时水大的时候全班都去，水小时班长就让我和几个老兵休息，他带其他人去浇。也为我后来参加机要工作和提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71年7月份的一个晚上，指导员带着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干部来到我们班，他问了我的家庭及其它情况。睡下我就想，不知他们干什么，怎么其他人没问就问我一个，当时也没在乎。到11月中旬，连队完成任务撤回营里进行一个多月的冬季拉练训练，锻炼部队的意志和野外指挥、配合能力。临出发时，指导员通知我不参加这次拉练，另有工作安排。过了两天来了一个车把我们营的4个人及行李拉到南疆军区机要处参加培训，我才知道7月份去班上的那个人，他就是负责机要培训的教官。

　　秋收时期，农三师四十一团邀请我们连帮助收玉米，一百多号人到地上，连长宣布“从一排一班开始往后排，排长一行，其他人二行，不准掉队，不能给连队丢脸，做出点样子给兵团领导和群众看。”就这样一排长第一个动手了，接着就是一班长及其他人。到二排时，排长是个大比武出身的老同志，他啥话都没说，拿着镰刀砍了一行，四班长就紧跟上，到五班时，我们班长个头不高，但很开朗，在班长们里他的威信很高，他说：“弟兄们干吧”就下地了，紧接着我就跟上，在班上轮个子和身体我是好的，心想你班长能干多少我就干多少，不能影响全班。有些身体差的、个头小的、手脚不利索的就掉在后面了，砍过去的地一眼就看的很清楚，经常排长还来督促，他不想让他的排到最后，影响排里的荣誉。下地后一直就没休息，中午一点多炊事班送去包子时，连队才统一收工，砍了一上午还没有到地头。超强度地体力劳动和超时间地午饭，大家饿得拿起包子就狼吞虎咽吃了起来，我也不知吃了几个，我们班一个姓蔡的战友说他吃了十五六个，后来我们就叫他菜包子。连队紧张而有秩序，苦练军事技术，埋头苦干的日子，也有快乐和憧憬。不但星期天可以多睡会觉，而且老乡们聚在一起，一边洗衣服，一边聊天谈谈家常。有时连队把面粉和饺子馅发到各班包，还要提前派人去炊事班排队等锅，否则就没锅煮饺子，副班长很灵活，他提前就排好了队，集体生活是很有趣的，吃着自己包的饺子是特别有味的。

　　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月，看电影是不多的，营里电影队二三个月来一次，大家才能看上电影，但也没什么好片子。农三师四十一团放没看过的片子时，他们就提前通知连里，我们背着武器以排为单位。在戈壁滩上作着战术训练前往电影场地，没凳子就坐在地上，电影没开之前就和四十一团的同志们拉唱歌曲，我们唱完一首就喊“四十一团的来一个”，他们回唱一首也同样喊“解放军来一个”，就这样一直到电影开始，大家的目光才转移到影幕上。虽说苦些累些，但经常还能看上部队上看不到的片子，大家内心还是挺高兴的。

　　那年我们的津贴只有5元钱，我刚到部队不久，大哥年初结婚时，我在其他同志些借了点，给家里寄了30元钱，当时的30元还能起点作用，不管作用大小也是我的一点心意。

　　在正规部队，既锻炼了我们的意志，又培养了我们的军事技能，提高了我们的思想认识能力，增强了我们同志之间的感情，也让我们学会了料理自己的生活，为我们后来的学习、工作、生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物质基础。这个真应了“部队是个大熔炉”这句至理名言。

　　1971年11月中旬，我们几个到机要处报到后，就住进一个里外套间，外间住人，里间就是我们的训练室。那次是南疆军区机要处第一次培训机要人员，所以只有8人参加，培训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掌握密码翻译的全过程。培训前组织我们学习了机要工作各项制度、资料和中央领导对机要工作重要性的讲话。目的是通过学习提高我们对机要工作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端正我们参加机要工作的态度。因为，机要工作是党的咽喉机密，要求特别严，不但对我们的家庭和个人进行了政审。而且要求我们不能随便和家里人通信，所写的信原则上先让负责培训的教官看后才能寄出，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不能涉极机要方面的内容。其次是上街前必须请假，经同意后才能上街，而且必须是三人同行，一个人是绝对不允许随便离开住地的。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规定，主要是处于以下考虑，一是怕泄密，二是怕做机要工作的同志被挟持和迫害等。就这样我们8个人整天关在一间不大的屋里，用铅笔写着1234567890，写了一个星期我们的手和胳膊就肿了，铅笔也拿不住了，教官不但不让我们休息一下，而且抓的更紧了，他就坐在培训室里看着我们，说：“坚持几天就好了，”我们就硬着头皮反复地写啊，练啊。学通业务，苦练基本功，熟练掌握密码翻译程序。当苦闷的时候就想想机要工作很重要，抓紧训练打个基础，以后提个干部也说明这次兵没有白当。待精神好一点，就又一头扎进了艰辛的训练当中去了，经过几个月的刻苦训练，使我们初步掌握了机要工作的基本知识。

　　1972年春节，我们在南疆军区过的，吃饭在机关食堂，基本都是干部。，大年初一早晨，我们排队打饺子，一顿饭就吃了二个多小时。除夕夜八点多我们在宿舍吃着瓜子糖，说着家乡过年的热闹情景，“每逢假节倍思亲”吗，思念着亲人。就在这时教官陪着军区副司令和一帮干部来看望我们，感到很突然，并问我们“想不想父母亲，部队春节没有你们家乡热闹，要习惯，要认真学习，刻苦训练，将来掌握党的机要工作，责任是重大的，任务是艰巨的，祝大家节日愉快”，随后他们就走了，当兵一年这是我们见的最大地官。

　　1972年大年初二，我们营的四个人请了一天假，回营里看望了战友和老乡，与徐占林、高生珍等乡友玩了一天，自我感觉就像见了亲人似的，有说有笑特别兴奋，战友们也羡慕我的工作，比定在军区，既不站岗放哨，又不在野外训练和劳动。在部队和他们俩是最后一次见面的，再见面是他们复员回家，我探亲时见的。

　　1972年3月，南疆军区在原骑兵三团驻地举办了一个训练大队，军区副司令员任大队长。我们机要也就搬了过去。骑兵三团营房很大，院内到处都栽着各种树木和种着花草，我们搬去正值四月初，花草树木正在开花，新鲜的空气和环境、宽敞整齐的营房就感到舒服。在那里进行了各项科目的综合练习，虽说一切活动是大队统一的，但晚饭后还可以散会步、观赏会花、打会篮球等，不知不觉就到了六月中旬，机要队的训练任务已完成，毕业分配。因为我们人少就没有举行任何毕业仪式，只是宣布了一下训练结束，乌鲁木齐军区定为中专学历。我和张其华同志被分配到西藏阿里军分区司令部机要科。阿里距喀什1300多公里路，要求自行去单位报到。就在这时，时任叶城基地机要科长朱寿山调任阿里军分区机要科科长，他就通知我们和基地的两个一起训练的同志去叶城，再具体安排我们去阿里。

　　喀什到叶城270多公里，我们四人坐在基地去喀什拉货的解放大卡车上路了，在弯曲、颠簸地沙石路上整整跑了一天，英吉沙县到莎车县这段路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戈壁滩，人们都说新疆大，莎车县是全国占地面积最大的县。叶城基地就在该县城内，我们到后就用着自己的被褥住在机要科，第三天下午，朱科长通知我俩做好准备去29团坐往阿里送物质的车。叶城到阿里1070多公里，都是山高、路陡、崎岖，海拔高缺氧的路段，没有人烟，只有几个兵站，每到一站就住在那里，“错过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第四天早晨7时从红柳滩兵站出发，二百多公里路晚上11时才到了甜水海兵站，海拔从4000升到6700米，一路上我的头就疼地非常厉害，自己感觉头就像洗脸盆那样大，我就给两位司机说：“不行了，我的头疼得实在受不了。”他们鼓励我说：“一样，我们的头也很疼，主要是海拔高缺氧的原因，坚持到甜水海兵站让医生看看。”就这样我坐在他俩的中间，昏昏沉沉的到了甜水海兵站。张其华坐的车到的早，见到他我就开始诉苦，他说“这是高原反应，没有办法，只能坚持”。随后开始吃饭，我恶心的一口都吃不下，躺在冰冷的铺上休息。第五天到了多玛，这里的海拔在4500米左右，那天的天气很好，到的也早，感觉比较舒服，才吃了吃点东西。阿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柳滩到多玛”，因为它要翻越海拔7900多米的尖山大坂，这是必经之路，那里不但高山缺氧，而且气候变化就像猴子的脸，随时都可能改变。加上红柳滩到多玛的360公里，从未修过路，有的路都非常难走，八九个小时才能跑上二百多公里。第六天才到狮泉河－－－阿里地区所在地。

　　祖国的藏北高原，阿里地区坐落于西藏地区西北部，是西藏海拔最高，地理位置最偏远的地区，俗称“高原的高原，雪域的雪域，世界屋脊的屋脊”，平均海拔在4700米左右，号称“地球第三级和天上阿里”。边境长达1500多公里，祖国相邻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地理面积有55平方公里，占西藏土地面积的1/4，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28，相当于十个台湾省和一个日本国的面积。全区共辖7个县，30个区，132个乡，当时只有5万多人口。

　　阿里是藏民族文明根基“象雄”文化的发祥地，驰名中外的古格遗址，蓝天白云，雪山草原，让世人向往。有四条大河：地区所在地的狮泉河；普兰县所在地的孔雀河；札达县所在地的象泉河；喝尔县所在地的马泉河。它均发源于圣山（冈底斯山主峰仁波齐），四座大山：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神山。三湖：圣湖（玛旁雍措）、鬼湖、班公湖。俗为喜马拉雅山的雪莲，冈底斯山的红柳，喀喇昆仑山的藏羚羊。有雄伟壮丽、闻名世界的神山、圣湖。它的最大缺点是，高山缺氧，气候恶劣，是地上不长草，天上无飞鸟，风吹石头跑，四季穿棉袄的这么一个“生命禁区”。

　　地区所在占地是一个东西宽200米，南北长500米的狭长地带，既没有整齐的街道，又没有高楼大厦，都是些极不规格的平房，也没有耀眼的单位牌子和显目的办公场所。地委和行署也只是一座“工”字型平房，书记和专员住宿和办公就是一个里外套间，办公设施简陋，门口没有岗哨，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指挥机关，管辖七个县，领导着五万多农牧民。军分区是二排八栋平房，左边四排是司令部办公及住宿，右边四排是政治部和后勤部，属南疆军区管辖，守防着中、印、尼1500多公里的边防线。管辖7个县人武部，一个团级留守处和情报站，一个步兵营和营级通信站，八个边防站，三个县中队。是一个集军事指挥、政治教育、边防执勤、边境巡逻、社会治安、维护稳定、执行剿匪等任务的综合性军事指挥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