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已经向第三帝国各集团军下达了冲破柏林封锁线的命令……他们通过手中剩下的电台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一命令，还通过电话不断地向各地传达这项命令。

　　温克的集团军正在从西面向柏林进发。我已经进攻到易北河的部队在柏林近郊迎战了集团军，并将其击溃。

　　4月28日，希特勒手中仅剩下很小的一块地盘——蒂尔花园区和国会大厦。法西斯政权已经奄奄一息。

　　德国陆军参谋长克莱勃斯上将向凯特尔元帅转达了元首的命令。

　　“元首要求您尽快给他援助，我们最多只剩下48小时了。如果在这之前得不到援助，那就为时已晚了。元首让我再次向您说明这点。”

　　凯特尔打算进行安慰……是安慰自己还是安慰元首呢？在此时来说，这已无关紧要。他们全都陷入了一厢情愿的梦幻之中……他们仍然在玩弄骗局。

　　凯特尔在回电中答复：

　　“温克的集团军和布谢的集团军正在进攻，向北面实施突击可望取得成效……”

　　他们还在梦想进攻，而且在地图上用工整而漂亮的笔体勾画出各种彩色箭头……

　　凌晨5点，布谢将军的第9集团军司令部送来了战报：

　　“突击未获成功。显然，各先遣坦克分队没有坚决执行命令，他们已突向西线，或已被歼灭。突击群的其它部队伤亡惨重，已停止前进……”

　　这个令人不快的战报，把事情全都说得言过其实。当时的情况是比较清楚的。我军采用各个击破方式，歼灭了布谢集团军中拒绝投降的部队，并俘虏了那些已放下武器的士兵。

　　对于希特勒来说，这还不够。他此时掌握的已经不是政权，而是政权的幻影！但是，他还没有退出政治舞台。他从办公室里又发出了新的命令。他命令在奥得河和易北河之间作战的部队，刻不容缓地从各个方向向柏林转入进攻，向已冲入柏林的我军后方实施突击。但是，在奥得河和易北河之间能够听从元首召唤的部队已不复存在了。那里只残存着被击散流窜的小股部队和党卫军的士兵。这些家伙由于罪恶累累，害怕我们复仇，丧失了人性，在我强大的打击下被枪炮声、火光和鲜血吓得失魂落魄，四处逃窜……

　　4月29日23时，希特勒询问约德尔上将：

　　“温克集团军的先头部队现在何处？他们将在何时重新开始进攻？第9集团军现在何处？第9集团军应从哪里突破？”

　　约德尔此时对自己的元首已无言可答。就连他本人也不知道：各集团军现在何处？出了什么事？目前的处境如何？他只是一小时一小时地等待着末日的来临……

　　4月30日18点35分，海军元帅邓尼茨收到柏林发来的一份电报。电文如下：

　　“海军元帅邓尼茨：

　　元首已收回原先对帝国元帅格林的任命，现重新任命您——海军元帅先生为元首的继承人。委任状已发出，您应根据当前的情况，立即采取一切相应的措施。

　　鲍尔曼”

　　这封电报对另一些人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是戈培尔和鲍尔曼角斗的最后一步棋。希特勒已不在位，他正在被停止行使职权，或已被停止行使职权，政权正在转入将军们的手中……也许，各盟国会同这些军们举行谈判吧？刹那之间会出现奇迹吗？

　　希特勒知道，各同盟国正在成立审判他和他的同伙的法庭。他明白，他将被迫在全世界面前公开回答：他为什么认为自己“有权”灭绝千百万人民和民族，“有权”消灭为数众多的国家、城市和房屋，“有权”肆意烧、杀、毁灭……他曾宣扬过：所有这一切都受褐衫队员和国家警察的保护，受军队的保护，受德国将军们的保护。为了让希特勒在人类文明制定的法律面前对这一切都作出交待，历史已为他提供了讲台。

　　可是，他却把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

　　我们苏联军人来到柏林，不是为了破坏和屠杀。我们走过了艰难的道路，将祖国的土地和兄弟国家的人民，从法西斯侵略者的手中解放出来。我们现在来到柏林是为了在德国消灭法西斯制度，从而永远消灭发动侵略的最危险的策源地。

　　在战争中，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希特勒和他的同伙能考虑到国家的安宁和民族的幸福，那么，牺牲就会小些……

　　在攻打柏林的头几个小时内，如果法西斯头目们能够下达停止抵抗的命令。这样，炸弹和炮弹就会留在仓库里。数十万居民就能得救。

　　现在，能够讲述第三帝国覆灭前最后几天及最后几小时的真实情况的目击者已经没有了。第三帝国的头目们没有一个人还活在人世。众所周知，4月下旬，戈林和希姆莱开始与英国人和美国人进行谈判，他们甚至企图以干掉希特勒为代价，去达成单独媾和或停战的协议。他们是自愿作为“使德国免遭共产之祸的拯救者”去参加谈判呢？或是受希特勒本人之托去参加谈判呢？现在是很难做出回答。这已成为一个秘密。有人对我说，在纽伦堡审判期间，已弄清了第三帝国末日的部分情况。但是，希特勒、戈培尔和希姆莱在开庭审判之前已经死去，而戈林在提供了一些模棱两可的供词之后，也自杀而死。完全有可能，有关第三帝国头目们的末日景况的秘密，已被他们带入坟墓。

　　现在有希特勒临死前留下的一份遗嘱，在遗嘱中他已将戈林和希姆莱开除出党……

　　确实有这样的一份遗书。我是第一个从德国陆军参谋长克莱勃斯将军手中得到这个文件的。我掌握有戈培尔和鲍尔曼签名的最后一封书信。但是，我得到关于希特勒已经死亡的口头报告和书面通知之后，直至我军战士在帝国办公厅院内看到他那具被烧焦的尸体之前，我一直不相信希特勒已经死去。根据克莱勃斯的供词、戈培尔以及鲍尔曼的信，希特勒是在4月30日自杀身亡，当即被裹上毛毯并浇上汽油烧掉的了。希特勒的副官兼司机肯普卡中校，在他写的《我焚烧了阿道夫·希特勒》一书中，也描述了这一情节。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埃·肯普卡提供了关于鲍尔曼是在一群法西斯分子企图向西突围时，被轧死在坦克履带之下的供词曾受到怀疑。战争结束后，许多刊物曾不止一次地报导：鲍尔曼还活在人间，他作了整容手术，隐藏在南美的某个地方……现在已经完全证实，鲍尔曼是在随同一小队匪徒向波茨坦方向突围时被打死的。几年之后他的尸体已被找到，经军事专家验尸，确认是鲍尔曼本人。

　　2

　　1945年4月25日，对第三帝国首都的最后一次强击开始了。

　　还在强击开始以前，柏林已经遭到美国和英国空军的轰炸。

　　我们明白，在柏林市中心，隐藏在废墟中的，不仅仅是德国士兵，那里还聚集有法西斯的狂热分子和罪犯，他们双手沾满了无辜受害者的鲜血。他们对死在什么地方——是在柏林城里被苏军的枪弹打死，或是由被告席押赴刑场被绞死，都无所谓。这一伙将自己的生命誓死与法西斯制度拴在一起的狂人，当时在德国还占有相当的数量。各火车站、石头房屋、113个地铁车站以及数十座钢筋混凝土防御工事，都配备有大量的各种轻重武器。

　　在强击开始前的一天夜里，我来到炮兵发射阵地。炮兵们正在进行炮击柏林的准备工作。我想看一看试射情况，并将我军对第三帝国实施最后一次突击的第一排齐射的情景留在自己的记忆里。集团军炮兵司令员波扎尔斯基中将陪我到了一个重炮连阵地。

　　一团团乌云缓缓地在头顶上移动，下着小雨。大地仿佛在沉睡，又时而被远处传来的爆炸声惊醒。

　　重炮连的阵地位于森林边的一块草地上。炮兵们已将重炮展开，等待着射击命令。炮口向柏林。战士们冒雨站在炮架旁，两眼盯着前方，仿佛透过蒙蒙的雨水可以看到那一伙点燃这场战火的罪犯。炮兵连的战士们胸前都配带着“保卫斯大林格勒”奖章。

　　优秀瞄准手库普里扬·库切连科下士和德米特里·拉普申下士，一个是连的党小组长，另一个是团小组，站在队列中间。红星勋章和三级光荣勋章获得者炮长伊万·塔拉索夫中士站在火炮旁……这个被希特勒匪徒杀害了亲生兄弟的人，此刻会想起什么呢？

　　射击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目标，向万恶的柏林堡垒工事，放！”

　　一枚枚重型的炮弹飞出炮膛，划破夜空呼啸而去，天空中留下了一道道弹迹！

　　清晨，我登上了自己的观察所。观察所设在约干尼斯塔尔机场附近的一座五层高的大楼里。在这座楼房的拐角，有一个房间的墙壁被炸开了一道裂缝，通过这道裂缝可以看到柏林。准确地讲，可看到柏林的南部和东南部。由于柏林市是沿施普雷河西岸各延伸数十公里，因此，无法一眼看清柏林全城的面貌。只见到处都是屋顶，无边无际；处处都是倒塌的房屋——爆破弹留下的痕迹。远处工厂的烟囱和教堂的尖屋顶林立。已经披上绿装的公园和街心花园。从远处望去，仿佛是一团团绿色的焰火。大街上弥漫着晨雾，它与夜间炮击时扬起的灰尘交织在一起。在一些地方，晨雾又与黑色的浓烟融合在一块。在市中心的某个地方，一团团黄色的羽毛状烟云直冲云天。这就是说，重型轰炸机已经开始袭击将要进攻的主要目标。

　　忽然，脚下的大地震动了一下，接着地板便晃动起来。数千门火炮宣布强击开始。

　　我通过墙壁上的缺口向外望去，看到了城防工事的轮廓，它们是沿特尔托夫、哈费尔和特戈尔三条运河以及环绕市中心的各条铁路而修筑的。这里的每一栋房屋都是一座堡垒。古老的柏林，城墙高耸，纳粹分子最强固的防御线就在这里。兰德维尔运河和施普雷河的徒峭的弧形地带，修筑有高大的混凝土岸壁，掩护着所有的政府机关，其中包括帝国办公厅的国会大厦。

　　我从观察所看到，射向敌人阵地的火力是多么强大！那些已将窗户改为射孔的房屋相继倒塌；把街道隔开的鹿砦和街垒飞上了天空；数千名德国士兵白白地送了命。希特勒发给他们武器，强迫他们冒着致命的炮火，走上绝路。

　　4月25日，近卫第8集团军开始从南面进攻柏林市中心。部队全部改编为强击群和强击队。这些强击群和强击队装备有坦克、包括大威力火炮在内的各种口径火炮，并配备有工兵分队和迫击炮分队。需要克服江河障碍的强击群和强击队，还配备了渡河器材。近卫军战士们一步一步地攻占了法西斯德国首都的一个又一个街区。

　　进攻昼夜不停地进行，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这正是强击的主要用意。我军沿兰德维尔运河向蒂尔花园区推进。看看地图便会知道，我集团军的进攻地带正在逐渐缩小，它象一把插向柏林中心的锋利长矛。合围柏林的所有部队，其中包括直接参加强击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所属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突击第3和突击第5集团军、近卫第8集团军，他们的进攻地带均呈圆锥形。即对敌人实施向心突击。在近卫第8集团军进攻地带内作战的，还有卡图科夫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的部队。

　　现在，我们已经研究出一套在城市作战中使用大规模的坦克部队的战术。最初，坦克成纵队沿街道向前推进。但这只能导致不良的后果。沿街道拉开的坦克纵队会造成堵塞，遭敌长柄反坦克火箭弹击中后就立即起火燃烧。只要第1辆坦克起火，其余的坦克便无处机动躲藏。因为车身侧面暴露在敌人长柄反坦克火箭弹的打击之下，中弹后立即起火。因此，在强击柏林的第一天，我们的坦克就改变了队形。他们与步兵、炮兵及工兵密切协同作战，使装甲车辆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卡图科夫将军指挥的光荣的近卫军战士们，在蒂尔花园区和柏林市中心走完了自己的胜利道路。真正的战斗友谊使坦克兵和步兵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城市作战，特别是在柏林这样的大城市中作战，要比在野外条件下作战复杂得多。在城市内，大兵团司令部和指挥员对作战进程的影响比在野外要小得多。因此，许多事情取决于分队的下级指挥员和每个战士的主动精神。城市作战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这种规律应受到充分的重视。

　　城市战斗是火力近战。在战斗中，进行近距离射击时，不仅使用自动枪，而且还使用大威力的火炮和坦克炮，这些武器要在可数的数十米距离内进行射击。敌人隐藏在地下室和建筑物里。只要我们一露面，立即就会听到枪炮的射击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

　　在城市作战中，进攻是采用跃进方式，占领一个建筑物后向另一个建筑物跃进。但是，这种战斗行动是在宽大的正面上、在每条街道上进行的。

　　对防御者来说，重要的是，把最坚固的、适于防御的建筑物和街区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一个设施的失守，即意味意整个支撑点或阵地的丢失。

　　在这种战斗中，部队的指挥主要建立在充分相信各分队的指挥员的才智的基础上。这些指挥员知道全团的全师的总任务，要独立地去完成自己的战斗任务。兵团和部队的司令部以及其参谋人员的位置，应尽量靠近作战的目标，他们主要通过电台保持通讯联络，并负责协调各强击队间的战斗行动，组织收集情报，认真地监督弹药和给养的供给情况以及确定昼夜间的统一的信号标志。指挥员和司令部在城市作战中的主要任务是：在排、连、营这样一些单位里，组织各兵种的最密切的协同动作，因为强击群和强击队正是由这样的一些分队组成的。

　　可见，发挥中等编制单位的部队指挥员的作用，发挥列兵及军士的主动战斗精神，在城市作战中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他们完成的各种战术任务，有时会发展为战役任务，而整个交战的成败，则完全取决于这些任务的完成情况。他们在战斗中表现出的智慧和勇敢，应受到充分的重视和极大的信任。

　　在强击柏林的第1天，我集团军部队向市中心推进了3公里，在个别地段上推进了4公里。在右翼作战的部队已进抵布里策尔——茨维格运河，这条运河在特莱普托夫公园附近汇入施普雷河。在左翼和在主要突击方向上作战的部队，占领了布利茨和马里恩多夫两个市区，沿特尔托夫运河继续向前推进。

　　几乎每个方向的战斗都进行得非常激烈。每个街区布设的发射点和长柄火箭弹发射巢，其数量都已达到极度饱和的状态，敌人的这些发射点和发射巢，通过楼房的阳台和窗户，可居高临下地攻击我坦克和密集的人群。

　　柏林市内有许多铁路，从不同的方向通过市区，是很合适的防御阵地。所有通向火车站和桥梁的接近地以及道路交叉点，都变成强大的支撑点。每条运河都已成为敌人妄图扼制我军进攻的防线。

　　我们在这样的条件下作战是相当困难的。

　　近卫步兵第79师第220团瓦西里·切尔尼亚耶夫少尉指挥的强击队领受的任务是，将盘踞在阿尔特——马肯大街与塔肯多夫大街交叉路口的一座高大石头建筑物里的敌人驱赶出去。法西斯匪徒拼命加强这所楼房的防御。他们在地下室里配有小口径火炮和自动枪手，在二楼配备了步兵重机枪。

　　此外，这栋楼房的守敌还与相邻的楼房保持着火力联系。

　　切尔尼亚耶夫少尉命令重机枪指挥员尼古拉·弗拉先科和两名反坦克枪射手向这栋楼房的窗户射击。同时，命令彼得·瓦西列夫斯基中士用45毫米火炮去消灭敌人的机枪和随后重新出现的发射点。

　　我们的反坦克枪、机枪及火炮开始向敌人射击。希特勒匪徒隐蔽在大楼的后面，暂时减弱了火力。我们的战士们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伊万·特鲁巴切夫中士指挥的强击群边射击、边向前冲击，首先接近了楼房。战士们向地下室的门内及窗内扔了几颗手榴弹，随后冲进楼房，打死了敌人的炮手和所有的自动枪手。尼基金中士指挥的巩固胜利小组的战士们，紧跟着特鲁巴切夫的强击群冲入楼内。在进入一间房间之前，尼基金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并向屋里扔进去一颗手榴弹。几个希特勒匪徒当即被炸死，其余的全部溃逃。近卫军战士们用手榴弹和自动枪为自己开辟道路，终于把其余房间内的法西斯匪徒全部赶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