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打算对我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域实施的反攻进行全面叙述。这场反攻是怎样发展的，当时的参加者将会叙述得更全面、确切。但是，我军仅仅在卡拉奇地域会师远没有解决问题，前面仍是困难重重。

　　我军在对敌斯大林格勒集团进行合围过程中，封闭了合围的对内正面之后，又立即着手，建立合围的对外正面，发展已开始的进攻。

　　11月23日日终前，西南方面军的近卫第1集团军和坦克第5集团军的步兵兵团前出列克里瓦亚河和赤尔河地带，并在那里占领牢固的防御。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第51集团军和骑兵第4军的部队推进到格罗莫斯科拉夫卡、阿克赛、乌曼采沃及萨多沃耶以东一带。采取这些行动的结果，使合围战役在西面和南面都得到了可靠的保证。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预料到敌人必将试图给被围部队解围，因而及时采取了措施，在危险方向上加强力量，以对付敌人匆忙建立的新的“顿河”集团军群的突击。

　　德军新建的集团军群也遭到了失败，解救保卢斯集团军的企图破灭了。合围圈现在已牢牢地合拢。

　　3

　　我们再回到第62集团军的战线上来。

　　我说过，我们同伏尔加河左岸的联系被切断。这使我们受到限制，无法采取积极行动。

　　方面军首长曾有波—2飞机将弹药、主要是食品空运过伏尔加河。但无法做到大量空投，因为必须把物资投到宽仅100左右的地带上。计算稍有误差，物资就会落到伏尔加河或敌人手里。

　　运来的弹药、食物越来越少，而伏尔加河上的流冰却越来越多。看来，这种状况还将持续下去。

　　12月16日，大约下午4时，大伙的注意力被不寻常的噪音和岸边冰块的破裂声吸引了过去。当时，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们正在权当食堂的掩蔽部里吃饭。我们大家听到这不寻常的噪音后，都跑到岸上，我们看到一块硕大无比的冰块正从扎伊采夫斯基岛飘移过来。它摧毁着自己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撞碎大大小小的冰块，并改变它们的流向。几根冻在一起的圆木，象轻飘飘的细木片一样，被撞得粉碎。这场面实在太惊人了。这块几乎同伏尔加河一样宽的巨大冰块，漂流速度慢了下来。我们大伙都焦急不安地等待着：它是停下来，还是继续漂流，它意味着我们将有一座天然桥梁；如果停不住，渡河的艰险情景还会象以前一样：小船的马达声、叫喊声、落水的人和被挤在冰块里的人的呼救声连成一片……

　　终于，巨大的冰块在我们的掩蔽部前面停了下来。真让人高兴万分，简直不敢相信。

　　我立即把工兵部队的指挥员找来，命令他们组织二、三批战士带着杆子和绳子过河到对岸去。任务很简单：沿着冰块对岸，然后再返回来。工兵出发了。天已黑下来。大伙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每人都到岸边去了好几次，听听有没有冰块移动的声音。

　　晚9时，第一批工兵返回来了，他们很顺利地在冰块上往返伏尔加河。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现在我们同“大陆”连在一起了！

　　第二天，也就是12月17日，战报上出现了这样的话：

　　“从12月17日早晨起，可以沿铺在冰块上的两条木板步行通过伏尔加河。”

　　伏尔加河上的这种复杂情况，也大大地妨碍了我们执行本集团军提出的各项任务。然而，我们仍抓住一切合适的机会和敌人的每一点失误，对敌实施突击，一米一米地夺回祖国的领土。

　　但是，只靠各步兵团的进攻，集团军无法歼灭前出到“街垒”工厂地域的伏尔加河的敌人。因为我们既没有坦克，也没有预备队。

　　怎么办？怎样才能把柳德尼科夫师解救出来？

　　这时，我们在伏尔加河左岸的大炮派上了用场。我们决定以炮火消灭敌人。然而，要实施这一作战方案有许多困难：要非常准确地对敌人的每个据点实施射击，这需要神炮手。神炮手我们有，但从右岸进行射击校正却很困难，因为流冰的冲击经常使有线通信中断，而无线通信效果又太差、很不可靠。

　　我们把敌人占领的地段，由北向南、从伏尔加河到最前沿，用从左岸能看得很清楚的标杆做出标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法西斯分子圈在里边的宽约600—800米的大走廓。我们的炮兵，从左岸清楚地看到这条走廓，就能弹无虚发地轰击敌人的火力点。

　　直接瞄准射击是在右岸的校射员的帮助下进行的。他们观察并准确地指出目标和落弹偏差，把结果报告给各炮兵观察所，后者再转告发射阵地。

　　柳德尼科夫和戈里什内的步兵分队，看到我炮兵对敌人实施毁灭性的轰击，便接敌到投掷手榴弹的距离上。炮兵按发光信号停止了射击。以强击队为主的步兵分队，用手榴弹发起短促冲击。攻击并俘虏躲在土木发射点和地下室里的敌人。

　　12月23日，戈里什内师继续向西北方向实施进攻。尽管遭到了敌人顽强的抵抗，一些部队仍缓缓地向前推进，与柳德尼科夫师建立了直接联系。

　　12月24日，按照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命令，因连续作战而精疲力尽的叶尔莫尔金的第112师、斯梅霍特沃罗夫的第193师、若卢杰夫的近卫第37师和2个步兵旅，要从本集团军中撤出，转入预备队，前去整编。

　　按照惯例，师长、旅长、甚至团长在撤往伏尔加河左岸之前，都要到集团军指挥所来告别。

　　同朋友们、尤其是同战士们告别，真是难舍难分。告别时，我们回忆起往事，脑海里再次展现出每一场战斗、每一次反冲击的情景。

　　这些曾同我们一起渡过许多艰难日子的指挥员们，如今就要离开集团军，令我感慨万分。同他们告别时，我心里又想起他们所率领的部队，这是一些多么生气勃勃、以承担危险任务而自豪的勇敢、坚定的部队！他们为保卫斯大林格勒，一到伏尔加河渡口，便立即投入了战斗。

　　军事委员会每天、确切地说是每天早晨都汇总有关有多少伤员要送过伏尔加河、是哪个部队的等情况。这是为了掌握集团军损失了多少步兵、机枪手、迫击炮手、坦克兵、炮兵和通信兵。集团军在人员日益减少，但这并不意味着战斗力的下降。恰恰相反，集团军的士气更加高涨了，因为每击退敌人的一次进攻，就增加一份对我军力量的信心，我们已获得了对敌斗争的经验。

　　我回想起A·F·索洛古布的第112师，该师早在顿河、奇尔河就开始同德国法西斯分子作战。那时该师隶属于第64集团军，曾击退了保卢斯用来对付我第62集团军翼侧和后方的敌步兵第51军进攻。没有命令，该师从不后退一步。该师还在顿河两岸英勇作战过，师长伊万·彼特罗维奇·索洛古布上校就在其中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

　　这位身材高大、魁梧的师长，苏联人民的忠实儿子，在法西斯分子的枪弹面前从不低头的人，仿佛就在我眼前。

　　我记得那是1942年7月底，一个烈日炎炎的夏日。我和索洛古布都在顿河右岸雷奇科夫斯基镇北的116．6高地上，我正给该师布置任务。敌人可能发现了我们，突然用150毫米火炮向这个高地射击。炮弹交叉着射过来，离我们越来越近。显然，炮弹很快就要准确地落在山顶上。于是，我让伊万·彼特罗维奇回自己的司令部。他看了我一眼，说：“那您呢？难道我可以在您之前从这高地上后退吗？”

　　我安慰他说，这不是后退，而是侦察完毕回自己的部队，以便率领部队前进。

　　当时冒着敌重炮的射击，行走在毫无遮档的野外，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伊万·彼得罗维奇却不慌不忙地走在我的前面。

　　一颗炮弹在附近爆炸，炸伤了师部的一名跟随他的工作人员。伊万·彼得罗维奇沉着走过去，扶着伤员从高地往下走去。在小山沟里，我赶上了他们，伊万·彼得罗维奇正在那里为伤员包扎伤口。

　　步兵第112师师长H·F·索洛古布上校，早在为自由的西班牙而战时，就表现出勇敢和大无畏精神。从7月26日起，他率部在第62集团军和第64集团军的结合部占领了阵地，在1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多次击退企图占领第62集团军左侧、深入集团军后方的法西斯部队的进攻。当他发现敌人有可能要夺取顿河铁路大桥时，他勇于负责，机断行事，炸毁了大桥。

　　德国飞机来空袭。敌人开始迫使顿河右岸的我登陆部队退却。大家看到，师长在H·F·索洛古布上校在岸上走来走去，安排对登陆部队的支援。一艘小船刚刚离岸就被迫击炮弹击中。只有两个战士俘出水面。

　　索洛古布旁边又落下几颗迫击炮弹。有几个人倒了下去，死神仿佛有意放过了他似的。“他会念咒还是怎么的？”许多人这样想着。就在这时，一颗迫击炮弹击中索洛古布附近的一颗树。几块赤热的弹片击中了索洛古布，他摇晃了一下，又挺起了身子。师长的脸上和宽阔的胸膛流着鲜血。战士们跑过来想把他抬走，但他不同意。他靠在战士的肩上，继续指挥战斗。

　　在小橡树林的林中空地上，一个群众集会的场面展现在众人面前，索洛古布站在红旗旁宣誓：“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许多人都在想：师长的心脏即使停止跳动，他还会继续同敌人战斗。师长极度虚弱，脸色苍白，双腿终于软了下去。当把他送到卫生队时，他已昏迷过去。为了抢救师长的生命，师里最有经验的外科医生玛丽娅·伊万诺夫卡·卡尔波娃使出了浑身的解数。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索洛古布认出我后，想坐起来。

　　他说：“司令员同志，我执行了您的命令……”

　　看到战友伤成这个样子，我心里很沉重，然而他却竭力打起精神说：“我还要和您一起战斗。”

　　“对，我们还要一起……”我的话还没说完，师长已停止了呼吸，我肃立在他的床头，向我的战友致以最后的敬意。

　　第112师师长索洛古布上校就是这样一位同志。

　　我同这支部队重逢，已是9月12日，在伏尔加河畔。这时，A·T·叶尔莫尔金上校担任了该师师长。该师的任务是在城里机动作战：从马马耶夫岗到维什涅瓦亚山谷、到拖拉机厂以及敌人计划进攻我们的其它地段。该师参加过上百次战斗，其中至少有10次是在希特勒的主攻方向上作战。

　　该师特别精于机动，当然，这要归功于师长及其司令部。这支部队总是赶上最激烈的战斗，勇猛地去反击优势之敌的突击。

　　1942年5月，我在预备队第1集团军时，就熟悉了斯梅霍特沃罗夫师，那时，该部队正在组建。也是从那时起，我认识了费奥多尔·尼坎德罗维奇·斯梅霍特沃罗夫将军。我们在拉图地域举行的战术演习中，斯梅霍特沃罗夫就显示他那机智和丰富的现代战争知识。

　　该师开拔到斯大林格勒后，一直承担红十月镇的防守任务。该师很少实施机动，但它击退了数倍于已的优势之敌的几十次突击。即使希特勒法西斯分子一个星期夺取了2—3条街，那也是以巨大的损失为代价才取得的。该师的战士从未退却过。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只有用自己的尸体填满掩体和堑壕，才能向前移动。就在战斗最艰苦的日子里，费奥多尔·尼坎德罗维奇也从未表现出丝毫的灰心和惊慌。他那平稳而镇静的说话声，至今仍回响在我的耳边。在那样的日日夜夜里，即当上百架轰炸机、俯冲机盘旋在该师上空，成千发炮弹落在其防御地区爆炸，炸弹、炮弹的爆炸声使空气都在震荡，甚至话筒里都听到法西斯俯冲机的嗥叫时，斯梅霍特沃罗夫却显得更加镇定。他在离前沿阵地只有几百米的地方，指挥着各团、营的战斗。

　　该师在斯梅霍特沃罗夫的指挥下，誓死坚守阵地，不断在消耗希特勒的兵力。只是在敌人被包围、并从进攻转入防守时，该师才撤出城里。

　　这些天里，我还同维克托·格里戈里耶维奇·若卢杰夫将军告了别。

　　希特勒分子曾突破若卢杰夫师的防御，占领了拖拉机厂，然而，敌人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损失了众多的兵力和武器，以致无法继续发展进攻。突破第37师各团的防御、向拖拉机厂进攻的，不是1个、2个师、而是整整5个希特勒师，其中还包括2个坦克师。

　　我记得，10月4日清晨，B·T·若卢杰夫偕同助手们来到集团军指挥所。在乘船渡河时，他们遭到了敌人火炮、迫击炮的猛烈轰击。

　　古罗夫、克雷洛夫和我会见了若卢杰夫。当时我们都挤在坑道里的一间房里，没有单独的办公室。若卢杰夫进来时头碰在门框上。他穿着一件空降兵的短皮上衣。

　　若卢杰夫接受了防御拖拉机厂接近地的任务后，向我们每个人都提了许多问题，详细了解城市战斗的特点。我们尽量简明扼要地向他讲述了城市作战的特点。当H·A·克雷洛夫告知他，第37师的指挥所设在伏尔加河岸上、离“街垒”工厂不远时，维克托·格里戈里耶维奇坚决要求把指挥所向前移到拖拉厂居住区的体育场区域。

　　“不行，”我回答：“体育场一带一直处在敌炮火射击之下，我们没有权利拿一师之长的生命来冒险。”

　　他跟我们一起狼吞虎咽地吃了饭后，然后离开了我们的坑道。因为这时敌人已开始实施进攻的炮火准备和航空火力准备。

　　10月13日晚，若卢杰夫将军和古里耶夫将军、这两个空降兵出身的老战友在电话里进行了交谈。

　　古里耶夫问：

　　“维克托，我的老伙计，你是在哪儿着陆的？我听到你们地段的方向上正在进行战斗，感觉如何？”

　　“你好！斯捷潘，”卢杰夫回答：“我这里已是第10天反击该死的希特勒法西斯分子的进攻了，他们简直象群野狼一样，从三面围攻我。斯捷潘，你哪怕稍微帮我一把也好……”

　　“哎，伙计，到处都一样。飞贼整天都在我的小伙子们头上盘旋，一分钟都不让人安宁。我们的萨沙（罗季姆采夫），也象普罗米修斯被锁在峭壁上一样，被困住了，而他一直在反击敌人的进攻。你就这样坚持住吧！不要发愁，我的老伙计，反正我们是没什么可帮你的……”

　　“那怕送些烟卷来也行，一天抽100根也不够！”若卢杰夫朝话筒里嚷道。

　　……他走了，而留下来的继续坚持战斗。

　　4

　　12月24日，在“红十月”工厂区作战的古里耶夫的近卫第39师的部队和分队，开始攻击法西斯分子盘踞的各车间。

　　日终前，各强击队肃清了模型车间、分类车间和机工车间的敌人，尔后进入工厂西边，从而完成了对敌人的合围。敌人不想离开工厂到西边去，不愿到露天的破烂楼房里，因此进行殊死的抵抗。

　　12月24日夜间，近卫军人经过短暂的休整后，再度发起攻击。肉搏战、手榴弹近战一直持续到清晨。在近战中，敌人经不住我强击队机智灵活的逼攻，到清晨，工厂里的敌人被全部肃清。

　　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只守住了被他们改建成强大防御枢纽部的主办公楼。然而，数天后，这批敌人就被步兵第45师的强击队围歼掉。

　　指挥该师的是B·I·索科洛夫上校。索洛夫上校的政治副手、团级政委H·A·格拉马兹达正确地指导党政工作人员切实保证了战斗任务的完成。因为形势不允许，而且也没有时间来集结和进行勘察等工作，该师所属各团、营，渡过伏尔加河之后，就立即投入战斗，发起反攻击。该师官兵的功绩从下面这一事实就可窥见一斑：该师师长瓦西里·帕夫洛维奇·索科洛夫，1942年10月底来斯大林格勒时，军衔是中校，而1943年3月离开斯大林格勒时，已晋升为少将。其他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的军衔，也得到了晋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