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前线去，到前线去，到前线去！”列车的轮子敲击着铁轨，很快就把我们送到目的地。我们的军用列车停在巴拉绍夫。全俄红军组建委员会主席尼古拉·伊里奇·波德沃伊斯基的指挥车停在铁路预备线上。

　　波德沃伊斯基看到我们的列车来了，立即请我们学员到他那里去。我们每10个人为一组去他的车厢，我在第一组。

　　波德沃伊斯基显得十分疲倦，眼睛里布满血丝。他和我们一一握手后，立即给我们下达了任务：去补充西韦尔斯旅。

　　“在旅里，”他说：“有自己的选举制度。指挥员不是由上级司令部任命，而是由士兵自己去选举。虽然你们已经是指挥员了，但是，我建议你们要适应这个部队的情况。你们下去看一看，一有可能就向我报告红军战士和指挥员的情况。”

　　……在罗德尼乔克车站的旅司令部里，西韦尔斯接见了我们。他淡黄头发，身材消瘦，个子很高，身穿士兵套头服，而且用皮带勒得紧紧的。他谈话很坦率，他说：

　　“指挥员选举制在部队中已经根深蒂固。要改变人们的这种观念并非易事。现在还不可能设想你们的职务。我劝你们去当指挥员的助手或副手。你们下去多熟悉自己的部下，在战斗中表现你们自己。到那时将会……”

　　我们当然不能对他的意见表示异议。我被任命为该旅一个团的副连长。

　　我来到守卫着新罗德尼乔克村的连队。我一下就感觉到，红军战士们毫不掩饰地用不信任的目光盯着我。这些还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就是久经战阵的士兵，在与白匪军作战中又身经百战，而现在站在他们面前的却是个黄口孺子，而且还装模作样，搞了个指挥员的官当。他们认为我这个人什么地方有点像旧军官。一大推风凉话向我飞来：

　　“你很早就把军官皮带搞到手了吗？”

　　“你为什么在胸前别着教官证章？”

　　“为什么你把纳甘式转轮手枪放在手枪皮套里，而不插在腰带里？”

　　我明白在士兵们面前替自已辩解是徒劳无益的，于是我沉默不语。

　　该旅战线很宽，但只是在一些互不连接的村庄里设有防御，并没有形成一条完整的前沿。与敌军也没有直接的接触。白匪军，特别是哥萨克，经常在大清早对我实施袭击。他们攻击哨卡，搞得声势很大，紧接着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与这些袭击者战斗是很困难的。他们的战术核心就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对周围的地形了如指掌，并熟悉通向居民点的每条隐蔽接近路。

　　天还没亮我就起床了，带了几个战士，巡查了所有的哨卡、卫兵室和潜伏哨。然后归队向连长作了详细的报告。

　　一个星期过去了，一次也未与敌袭击者遭遇过。红军战士还象以前一样眯缝着眼睛看着我说：学员官，听说你很卖劲儿，但还看不出你能搞出个什么名堂。而我们既会打仗，还会娱乐呢。

　　我记得，有一次他们硬拽着我去参加婚礼。结婚的人是我们连的一个战士和本地的一位姑娘。婚礼在小学校里进行。

　　被邀请的人中有一些指挥员。手风琴拉了起来。

　　一个红军战士转向我，喊到：

　　“喂，莫斯科的学员官，给我们跳一个！”

　　“跳就跳”我回答：“但我找不到一个象样的舞伴。”

　　“嘿，你还会吹牛呢！”四面传来了怪叫声。“你到圈子里去，我们会叫你出够洋相，……你会知道我们的厉害的……”

　　“来一段《小苹果》”我向手风琴手喊一声。

　　一个衣冠整洁的机枪手走到圆圈中心，他使劲地用鞋后跟敲打着拍子。做了几个漂亮的花样动作就停了下来，好象在说，来跳啊，用力跳啊！我沿着圆圈跳了起来，就象万尼亚·济明跳的那样。我展开双臂，用手拍着乔特卡舞的节奏，然后……啊，这是水兵《擦地板》舞，是我流了多少汗才向万尼亚学会的！看来，我没有白学，我好象长了翅膀，跳呀，跳呀……现在，所有的人都跳了起来，大家微笑着，拍起掌声。后来，大家用手把我托了起来，向空中抛呀，抛呀。

　　“这才象样，学员官！”“好小伙子……”

　　或许就是在这个时刻，我和红军战士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是我经受了多少心灵上的折磨、盼望了多么久才得到的。但毫无疑问，这仅仅是开始，我要使战士们不仅在跳舞方面认为我是个指挥员，而且将在战斗中承认这一点。

　　在这次婚礼之后不久的一天，我一大早就往距本村两公里远的一个庄子去，路上我发现了正在偷偷沿着铁路路基行进的白匪军。我脑子里马上闪出一个念头：给他们来个伏击。

　　我派一个随我来的战士回村子向连长报告，我自己弯着腰，跑到铁路旁的一个哨卡。

　　我的用意简单：叫醒哨卡的战士们，把他们带到前来偷袭的白匪军的后面，当敌人向村子发起攻击时，我们从后方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

　　我叫起了哨卡的战士们，交待了任务。然后带他们悄悄地顺着长满小灌木丛的山谷地向铁路走去。我们一共23个人。而白匪军是我们的6倍多，将近150人。但我并不为此担心，因为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想从侧翼突然袭击我村庄，而我们则埋伏在其后方，将给敌人一个出乎意料的打击。

　　我们在距铁路路基约200步左右的地方隐蔽了起来，等待着……这是个小丘，阵地对我们非常有利，从这里可以看到左、右两边发生的任何事情。白匪军的行踪一目了然……

　　突然，远处传来了射击声。看来是敌人暴露了自己。我们要再稍等几分钟，敌人可能布置有后方掩护。就让他们陷入到相互对射中去。事情果然是这样。我看见两辆架着机枪的双套马车沿着铁路向村子飞奔而去。它们奔上高地，在离村子不远的地方拉开距离，开始向村子里哒哒地扫射起来，现在该是我们参战的时候了。

　　我整个身子跳了起来：

　　“同志们，跟我冲！”

　　白匪军的机枪手正在疯狂地向村子里扫射，他们没有发现我们从后方逼近他们。

　　“瞄准敌人机枪，同志们，放！”

　　23条枪一起发言了。

　　钳制住敌机枪火力之后，我们立即腾出些火力射击袭击者。

　　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经受不住正面和后方交叉火力的打击，狼狈地向草原逃去，战场上留下了一具具尸体和伤员。

　　我们获得了丰富的战利品：近100条枪，两辆双套马车，两挺“马克沁”式重机枪和38个俘虏。

　　在这时，我才知道，连长负了重伤。团司令部派来了通信员，带来了任何我为连长的命令。“可是还有选举制呢，为此，红军战士该怎么议论？”我沉思着，还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该如何处置。但战士们马上提醒了我该怎么办：

　　“指挥这个连吧，给我们下命令吧！”

　　这时所有的战士都按操典规定的动作转向我，喊了声“连长同志。”就这样，我当上了连长。

　　一个月以后，召回所有学员到莫斯科参加考试的指示到了。

　　我们在西韦尔斯旅的这一批指挥员—教官，在返回时少了我的朋友瓦西里·雷金。他牺牲了。我们大家分散在各个部队，所以在走时我才知道他牺牲的细节。我在旅司令部里听说，雷金在一次侦察任务中，带领自己的排与哥萨克骑兵遭遇，四周是一片荒漠。他们排有14个人，在撤离时，他们向攻击者回击，直到打完最后一发子弹。所有人全部阵亡。瓦西里·雷金才18岁就告别了这个世界……对他来说，第一次考试——在前线经受战斗的考验——成了最后的一次考试。但是，他用他的荣誉经受住了这次考验，就象一个红军指挥员所应该做的那样。

　　我们又回到了列福尔托沃。

　　为了充实我们的知识，训练班开始对我们进行政治教育。

　　一些著名的党的活动家给我们讲课。他们中有B·M·斯维尔德洛夫、A·M·科隆泰、C·M·库尔斯基等。我们如饥似渴地吮吸着他们所讲的一切，课后我们经常互相争论得面红耳赤。

　　不久，所有到过前线的人不用考试都得到了《红军军官》证书。同时，我与训练班另外6个同志还接到命令。命令我们前往伏尔加沿岸军区，到喀山去参加第40步兵团的组建工作。

　　出发前，红军军官们被邀请出席在工会大厦举行的全俄中央执委、莫斯科市苏维埃、工厂联合委员会和各工会的联合会议。

　　这一次，我又十分幸运地看见了列宁，并聆听了他的谆谆教诲。

　　我们穿着崭新的军服，挺着胸膛，兴高采烈地来到工会大厦。

　　我们坐在指定的座位上，会场上静下来，会议主席雅科夫·米哈依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宣布：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发表演说。”

　　起初，我以为我听错了，或是雅科夫·米哈依洛维奇说错了，因为现在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谋害的日子并不长。众所周知，列宁被搽过毒药的子弹打伤之后，动了很大的外科手术，因此他应该躺在床上，精心治疗……

　　但是，他现在竟走上讲台。

　　礼堂里静了下来，接着，呼喊声象雷鸣般地响了起来：

　　“乌——拉！”

　　一阵热烈的掌声之后，又是“乌拉”！。就象是在冲锋，又象是攻克了要塞一样，经久不断的胜利的呼声响彻着大厅。

　　这样持续了好几分钟。

　　在大厅静下来时，领袖的声音响了起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起了我们的共和国、我们的革命事业所面临的危险。他揭露了协约国的计划，揭穿了向白匪军提供武器、弹药以至军服的各帝国主义集团的卑鄙龌龊的行径。报告的第二部分直接讲到了我们这些军人。

　　“我们知道，”他说：“红军的意识在发生着巨变。红军开始走向胜利。它从自己的人中间提拔了上千名军官，这些军官在新型的无产阶级的军事学校里学完了课程……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有自己的军队；这支军队建立了纪律，变得更加有战斗力了。”①

　　①见《列宁全集》中文版（1956年）第28卷第109页。

　　……联合会议还未结束，而我们已经来到喀山火车站，登上了车厢。我的心早已飞到了前线。途中，伊里奇的话一直在我脑海里回响。他的话就象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前进的道路。它使我澄清了糊涂的认识，抛弃了陈腐的观念，坚定了革命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