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强击队的兵力和编成，还取决于强击队的行动目标。指挥员应根据已掌握的有关行动目标的性质、守备部队的人数等侦察情报，来决定强击队的兵力和编成。此时，应考虑各队的行动特点。决不可忽视这些特点。不了解它们，就不可能掌握对城市有设防的楼房进行争夺战的战术。

　　强击队的基础是突击队，每队10—20人。突击队通常率先冲入楼房、土木发射点，并在里面独立作战。每个突击队都有其局部任务。其装备是轻武器：自动枪、手榴弹、匕首、铁铲（有时还当斧头用）。所有突击队归一名指挥员领导。为便于指挥，指挥员配备有信号弹和照明弹，有时还有电话。

　　巩固队通常分为数个小队，当指挥员一发出“冲！”的信号，他们便紧跟在突击队后面，从各个方向同时突入房屋。突入楼房夺取火力点后，立即构筑防御工事，组织对敌火力配系，粉碎敌增援守备部队的任何企图。巩固队装备重武器：轻机枪、重机枪、防坦克枪、迫击炮、防坦克炮、钢钎、十字镐、炸药。在巩固队编成内，一定要包括工兵、狙击手和其它在战斗中能有效协同动作的专业兵。

　　近卫军上尉谢杰尼科夫就是这样组织强击队的。他们占领了一座设防牢固的I形大楼，这是敌人的一个强有力的抵抗枢纽部。敌人从这儿控制了伏乐加河的一段重要地段，监视着通往伏尔加河接近地的大纵深。

　　实践使我们深信，各强击队必须以一个分队的人员为基础组成。一个连、一个营里不能产生现成的强击队。每个排、每个班、每个战士都应该学会强击战术。

　　时间和突然性，这是强击队成功地进行机动的两个极重要因素。每个接受强击敌支撑点或抵抗枢纽部任务的指挥员，应首先利用时间和突然性这些因素。在近战、尤其是城市里的近战中，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手榴弹是战士们强击时不可缺少的武器。它经常决定着强击距离。进攻的出发阵地距敌越近越好。从这一观点来看第62集团军强击队的作战行动，就清楚地看到，强击队取得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隐蔽接敌。

　　即使指挥员拥有勇敢的强击队，如果不做充分的进攻准备，要取得胜利也是枉然。强击应经过认真准备，必须准确地考虑到每一个细节。研究强击目标，制定强击计划，这是准备工作的两大要素。

　　指挥员根据侦察所得的资料对目标进行研究后，必须对下列问题得出明确的回答：楼房类型、楼板、墙壁的厚度，有无地下室，出入口在哪儿，工事性质，隐蔽枪眼的位置，障碍物的位置及其形状，支撑点的敌守军有无可能与其它分队秘密来往（通过战壕）。有了这些资料，指挥员就能很快查明敌火力点的配置、其扫射扇面及其死角。如果侦察时不弄清敌守军的日常生活和毗邻楼房的火力杀伤作用，那么，对攻击目标的认识就不能说是完整的。而完整的资料，无疑对选择最有利的强击时间将产生影响。

　　强击队的战术是建立在每个战士的行动迅速、勇猛果断、积极主动的基础之上的。对强击队来说，必须采用最灵活的战术，因为突入设防楼房，进入敌人占领的错综复杂的房间后，强击队会遇到一系列意想不到的情况。敌人可能会在楼房里转入反攻击。但是，不要害怕！你已夺取了主动权，它已掌握在你手中。你要凶狠地用手榴弹、自动枪、匕首、铁铲作战。房屋里的战斗是激烈的，因此应随时准备应付意外，不要掉以轻心。

　　集团军各部队摸到了一条规律，如果敌火力兵器仅集中在人为支撑点的楼房内，就以短促的炮兵准备，特别是对毗邻敌工事进行短促炮火准备来突然发起强击。

　　利用夜间或硝烟的掩护下推进到前沿的小口径炮兵，配以反坦克枪，在压制敌火力点方面，给进攻部队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他们以拦截射击阻挡并歼灭企图援救受攻守军的敌步兵。

　　独立作战的坦克，对敌枪眼或楼房进行猛烈的射击，有力地支援了强击队，加速了强击行动。使用其它现代化的斗争武器，也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有些指挥员提出一个问题：在城市战斗中，行动的伪装来说，是夜幕还是烟幕更为有利？我说两者都行之有效。重要的是，在夜幕或烟幕的掩护下行动，指挥员要灵活果断地指挥战斗。在强击铁路员工之家的战斗中，使用的就是烟幕。当时烟幕持续了13分钟，掩护了数个强击队由南向前推进，使德国兵3个伸出到翼侧的土木发射点没能发觉。而且，烟幕没有妨碍对战斗的指挥。在强击I形楼的战斗中，夜幕也没有妨碍对战斗的指挥。这次战斗，进攻选在黎明开始时，而部队的集结是在漆黑的夜间进行的。

　　采取坑道攻击的办法，也取得了巨大的效果。它适用于用其它方法接近目标时可能要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因此，工兵是强击队的重要成员。

　　在城市战斗中，与强击队作战有关的战术问题就简要地作这样的介绍。

　　3

　　我不能不说说妇女在斯大林格勒防御战中的英雄壮举。在我们的一些部队——高炮营、Y—2夜航轰炸机团里，大部分战斗编组和机组人员都是由妇女组成。需要说明的是，在我看来，这些部队执行战斗任务，丝毫不逊于由男人为主组成的部队。

　　在斯大林格防空军的战斗编组中，无论是在高炮旁还是在探照灯旁，大部分都是妇女。当成百上千颗炸弹落在她们身旁，不仅不能瞄准射击，甚至连在炮旁都呆不住的时候，她们也没有丢下大炮，而是继续射击。在炮火的硝烟中，在炸弹的爆炸中，她们仿佛没有看到炸起的泥土，仍在战斗岗位上坚持到最后。

　　10月，我遇到过一个炮班，其中有5名还完全是孩子，但已经是经受过战斗锻炼的勇敢的姑娘了。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一头金黄头发的瞄准手。当时，她对九架法西斯俯冲机进行射击，只击落了一架，而她的伙伴们认为，完全可以打下2至3架，她为此愁容满面。

　　第62集团军的通讯分队基本上由姑娘们组成。如果派她们到通信中继站去，你可以完全放心，通信一定会得到保证。即使这个中继站受到炮击、遭到飞机轰炸、陷入敌人包围，但如果没有命令，就是死神逼近，姑娘们也不会离开。

　　我听说这样一个件事：有一次，在巴萨尔吉会让站地域的中继站，只剩下一个女通信兵娜佳·克利缅科。当她的女友们牺牲的牺牲、受伤的受伤时，她没有离开岗位，直到最后一分钟仍报告着战场上的全部情况。下面就是她向集军通信枢纽部的最后报告：

　　“中继站附近没有自己人，只有我一个了，炮弹在周围爆炸……我的右方有一些画着十字的装甲坦克正逼进，它们的后面跟着步兵……我已无法撤离，反正是会被打死的，我将继续报告。听着……一辆坦克向我的中继站驶来，从坦克里爬出两个人……他们在往四周观察，看来是两个军官。他们朝我走过来了。我紧张得心都要停止跳动了，眼看就要发生什么……”。

　　通话就此中断了。

　　50年代时，我曾遇到原第62集团军的女通信兵、现任斯梅良地区区委书记拉祖梅耶娃。我还是1942年9月13日在马马耶夫岗第一次认识她的。通信枢纽部被法西斯分子的炸弹和炮弹摧毁，而她们仍守在电话机旁，继续呼叫着各部队的指挥员。

　　拉祖梅耶娃是自愿报名参军的。她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知识都献给了保卫祖国的事业。1943年她被吸收加入共产党。她复员后当了中学教师。从1949年开始做党的工作。

　　在我面前的这位谦虚、严肃的妇女，她只讲自己的战友，而关于自己，只是在我一再请求她详细地谈谈她自己当时做了些什么时，她才说：

　　“谈谈自己”她惊奇地耸肩说，“好吧，我就谈谈自己。同我一起在马马耶夫岗的，有来自卡梅申的一个小姑娘玛丽亚·古利亚耶娃。在1942年9月12日，我和她一起，冒着敌机的不停轰炸挖掩蔽部（虽然我们误把出口朝向敌人，但也没什么不得了的！我们的通信枢纽在那里从9月1日一直坚持工作到14日）。我同她，后来是同舒拉·舍申尼亚总机值班。在市里的另外一些地方，还有塔娅·弗多温娜、柳芭·斯图卡洛娃、克拉夫季娅·什通达、列娜·佩列托尔奇娜等……我记得1942年8月31日那一天，姑娘们坐在帐篷里，守着电台，已经听到轰炸机的嗡嗡声，但姑娘们没有撤离岗位，因为需要转发有关德国人进攻、敌坦克插入我某部队后方的紧急通报。当时，不论是正在发报的法尼娅·列赫尼克，还是坐在她旁边的女友们，都没有离开岗位到掩蔽部去。通信兵姑娘们已自然形成一个约定：不管遭受什么样的危险，都不能扔下女友不顾。姑娘们看着飞来的飞机，听着炸弹的呼啸声，判断炸弹大概落到什么地方。飞机一次二次进入，而她们继续拍发电报……糟糕！敌机又第三次进入，结果是，架设帐篷的地方成了一个大弹坑。

　　那时，形势迅速地发展着，我们甚至来不及安葬我们的战友。她们就这样永远留在雅布洛涅夫山沟。这些默默无闻的普通红军战士，虽然牺牲了，却完成了战斗任务……”

　　那天晚上，拉祖梅娃还向我谈了她的好友舒拉·舍申尼亚的事：

　　“战争爆发前，她在儿童保育院工作。当听说军事委员部要征召一些自愿参加红军的女共青团员的消息后，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舍申尼娅立即到保育院院长那儿，请求上前线。

　　这一天终于来了。1942年4月底，已经成为预备党员的舒拉和5名女共青团员，来到了军事委员部。

　　一天之内，手续就办理完毕。5月2日，姑娘们就来到了部队。在阿斯特拉罕电话员训练班受训一个月后，舒拉被分到第115筑垒地域独立通信连，在总机工作。这是1942年7月在顿河的事。从那以后，即使是在最困难的形势下，她也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岗位。

　　1942年9月13日，在马马耶夫岗架设了一条由筑垒地域指挥部通往波扎尔斯基将军处的电话线。这一天，马马耶夫岗一分钟也没有安静过。大炮和迫击炮不停地怒吼。当时，要使通信不中断是很困难的，可是我们仍一直保持着通信。

　　到下午3点钟，通信枢纽部里的架线兵一个也没留下，都查线去了。再也派不出人去恢复被炸断的通信线路了。这时，舒拉对通信连长说：

　　‘请允许我去，总机上没有我也能应付。’

　　‘火力太猛，你甚至无法到达断线处。’

　　‘我能，中尉同志，只要您允许我去。’舒拉坚持道。

　　连长同意了。于是，舒拉捏了捏留在总机上的一个姑娘的肩头（这是告别的意思），悄悄地走出掩蔽部。

　　舒拉不止一次去查过线，当天曾战斗在马马耶夫岗而活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人都记得，自从9月14日中午通信再次中断后，他们再也没有听到舒拉的声音……

　　我常常回想，我们的女通信兵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生活和工作的。在这战火纷飞的城市里，没有人来为她们构筑掩蔽部，她们自己或集体一起挖筑掩壕，然后用随手捡到的东西覆盖在上面。她们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掩壕里坚持工作了好几个月。她们经常就睡在工作的地方。

　　10月份，敌人摧毁了司令部的所有掩蔽部，这时，在右岸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对妇女同志来说，就更艰苦了。她们在沉闷、拥挤的掩蔽所里工作，在露天下休息，好几个月没有喝上一口热水。

　　……塔玛拉·什马科娃在巴秋克师服役。我认识她。她抢伤员很出色，甚至趴在地面上连手都不敢抬起的情况下，也从前线抢救回许多重伤员，她为此而获得了荣誉。塔玛拉爬近伤员，和伤员并排地躺着进行包扎。她先确定受伤的程度，再决定该怎样处理。如果是重伤，那决不能留在战场上。塔玛拉经常用尽全身气力，把比她本人重一倍半、两倍的伤员背回来。有时无法把伤员背起来，塔玛拉就把雨衣、帐篷铺在地上，把伤员搬到雨衣帐篷上，然后匍匐着拖着往回爬。

　　塔玛拉·什马科娃救了许多人的生命。活下来的人应该感谢她的救命之恩。但许多被从死神那儿夺回来的战士，甚至不知道这位姑娘的名字。现在她在库尔干州当医生。

　　象塔玛拉这样的女英雄，在第62集团军里是很多的，第62集团军各部队受奖人员的名单中，就有一千多名妇女。她们中有：自始至终坚守在“巴甫洛夫楼”的玛丽亚·乌利扬诺娃；有从战场上抢救出上百名伤员的瓦利亚·帕赫莫娃；荣获红旗勋章的娜佳·扎尔基赫；在前沿阵地冒着炮火给数百名指战员包扎伤口的玛丽亚·韦利亚米多娃医生以及其它许多人。如在被围困的德拉甘上尉的守备部队里，为几十名受伤的近卫军战士包扎伤口、最后因伤流血过多而手拿绷带牺牲在伤员身旁的柳芭·涅斯捷连科，不也是一位女英雄吗？

　　10月后的后半个月，城市里的情况更复杂，前线与伏尔加河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为避免无谓的损失，集团军军事委员会被迫把一些部队和机关撤往左岸，决定首先把妇女送往左岸。军事委员会命令各级指挥员和负责人让女兵们暂时撤到左岸，在那儿休整休整，几天后再回来。

　　军事委员会10月17日做出这个决定，18日早晨女通信兵就派代表团来找我。为首的是出生在卡梅申市的瓦利娅·托卡列娃。她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

　　“司令员同志，您为什么要把我们从城里赶走？我们愿意和大家同生死、共患难，打败该死的敌人。您为什么要分什么男女？难道我们在工作上比男兵差？不管怎么样说，我们决不过伏尔加河。”

　　这是10月18日进行的谈话，是在我们转移到新指挥所之后，我告诉她们，在新指挥所里，我们无法全部开通所有的通信器材，形势迫使我们要改用其它较为方便的通信手段、即用便携式无线电台。这样，在没有为大型通信器材准备好工作地点之前，我只好把她他撤到左岸。

　　女兵代表们同意执行军事委员会的指示，但要我保证，一旦具备了工作条件，一定要让她们回到右岸来。

　　10月18日，她们渡过伏尔加河。而从10月20日开始，只要克雷洛夫、古罗夫或我同左岸进行电话联系，女通信兵们就同我们纠缠：“我们已经休息过来了，您什么时候让我们重新回到城里？”或者说：“司令员同志，您准备什么时候履行自己的诺言？……”后来，我们履行了自己的诺言。10月底，她们带着通信器材，回到了修筑好的掩蔽部。

　　我至今还记得斯大林格勒的优秀女侦察兵玛丽亚·韦季涅耶娃、莉扎·戈列洛娃、玛丽亚·莫托里娜等，她们一次次地钻过鹿砦和地下室，通过河沟和下水道，穿越前线到敌人后方去……

　　显然，读者可能会问：为什么本书作者在谈斯大林格勒防御时，仿佛忘掉了左右邻的其它集团军？不，我没有忘记、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第64集团军所做出的英勇壮举，该集团军在勇敢的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舒米洛夫将军指挥下，防守着城市的南部，在反击侵略者的疯狂进攻时，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坚强性，从而迫使希特勒的将军们，把本应用于攻击市中心的一些团和师，留在别克托夫卡和雷萨山前。

　　我怀着同样的感激之情，想念着在斯大林格勒以北和西北部作战的部队和兵团的军人们。他们在那儿经常牵制着侵略者的大量兵力，从而减轻了城市保卫者的负担。打个比喻说，友邻部队从左右两面牵住了保卢斯的耳朵，使他无法为所欲为地进行武装掠夺。

　　我现在所写的只是我受命指挥的部队、兵团以及工人武装支部的战斗行动，是直接与我有关的、我耳闻目睹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