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的战斗就这样过去了。敌人损失重大，而我军则伤亡甚微。

　　夜晚，我们加强了警戒。红军战士和指挥员们轮流睡觉。晚上，我们的侦察员拖来了两上受重伤的敌士兵，并搞到了许多文件。

　　根据文件和俘虏的口供证实：与我团作战的是西伯利亚第12师第46和第48团的分队，还有车里雅宾斯克军官学校的约600名士官生。士官生都分在第46团和第48团的分队里。可能，高尔察克的司令部想以此办法来提高重新组建的部队的战斗力。

　　次日，进行了整整一天的激烈的血战。敌人尽管占有兵力上的优势，但仍然被迫停止了进攻。我军以轻微的损失击退了敌人的所有进攻。

　　毫无疑问，这使白匪军的士气急剧下降，事实上，在横尸遍野的战场上，如果敌人继续进攻，那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穆斯柳莫夫战斗的第3个昼夜来临了。我们估计敌人将在黎明时重新发动进攻。同时，敌人可能会采取迂回机动。红军战士在夜间就吃饱了饭，补足了弹药。

　　黎明前，团政委杰尼索夫就急不可待地从观察所来到前沿散兵线。也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敌人在天亮时就发动了进攻，但敌人又被彻底打败，退了回去。

　　这时，我从电话里得到报告：

　　“团政委受伤啦！……”

　　“什么？再重复一遍……”

　　“他爬到我们跟前，”电话兵继续报告：“要找您，一颗子弹打中他的肚子。”

　　“立即把他送到团包扎所！”我嘴里催促着，可是心里仍然不相信刚刚得到的消息。我不相信、也不愿相信我要失去这样一位战友……

　　这时，敌人朝着我们这个高地开始了猛烈的炮击。炮弹不时在指挥所四周爆炸。我趴在一簇灌木下，心想：“副团长谢尔盖耶夫牺牲了，团政委又负了重伤，下一个该轮到谁了”而谁来接替这些人呢？”一枚榴霰弹在附近爆炸了。我觉得左腿膝盖上方一阵剧痛。裤子渗出了血迹。这时，团通信主任米哈伊尔·尼基京蹲在离我不远的一条小沟里。我把他叫到跟前，命令说：“第一，对任何人都不要讲我受了伤；第二，让炮兵连的助理军医带着卫生包到我这儿来；第三，到团包扎所打听一下，杰尼索夫的伤势有无危险，尼基京本想提出异议，要找电话叫医生来。但我的目光使他打住了话头，转身就执行命令去了。

　　没过多久，助理军医来了。就在灌木丛下，他用手术钳将弹片夹了出来，我们击退了敌人的五次冲击。在格斗最激烈的时刻，我得知了连长克尼亚济金也受伤了，子弹击中了他的口腔。

　　日落前，尼基京打来了电话，他转达了医生对政委身体状况的诊断：“杰尼索夫的生命已无挽救的希望。现在靠注射维持。很快就要把他送往后方。杰尼索夫急切恳请崔可夫到他那儿去一趟。”

　　听完尼基京传达的后面一句话，我异常悲痛，嘴里像是在哼哼地念叨着什么……马驮着我朝团包扎所疯狂地跑去。腿上的伤痛也忘记了。我必须尽量装出一种假象，不使杰尼索夫觉查到，这是我们最后的会面。但我能控制住自己吗？

　　来到包扎所，我装着没有负伤的样子，从马上跳了下来。这时，杰尼索夫已被抬到一辆马车上，正准备送往旅医疗所。他还清醒着，见到我后，抬起头说：“瓦西里，你没事，这太好，谢谢。”稍停片刻，又用极微弱的声音补充说：“我们都是党员……”

　　我应该努力使他撇开悲观的念头，就对他大谈今天全团如何顺利地击退了敌人的所有冲击，重磅炮弹又是如何地把那送到散兵线的装满水的水桶炸飞，等等。我也记不清后来还讲了些什么……

　　告别时，杰尼索夫用疼痛得痉挛的手握着我的手说：

　　“我若是有你这样的一个儿子就好了……爱惜这个团……再见了。”

　　他的眼角涌出了泪水。我站立着，紧闭双唇。马车把他拉走了。

　　我翻身上马，没有理睬任何人，就向观察所奔去。

　　回到观察所，心情变得更加沉重。派侦察人员外出搜索、并重新布置火器之后，又陷入沉思，沉思……

　　第4天，7月28日，太阳刚升起，敌人在实施猛烈的炮火准备之后，开始了新的冲击。但这次冲击已不象昨天或前天那个样子了。步兵从灌木丛后面钻出来，我军火炮和机枪刚一开火，他们就调过头去，跑得无影无踪了。但是，他们的火炮却一直轰击着我军阵地。

　　中午，旅长斯特罗加诺夫和政委戈里亚奇金来到我的观察所。他们知道我一直在战场上，便把午饭也带来了。我们在灌木丛旁一起进了午餐。斯特罗加诺夫通知我说，由于敌人在我团的地段上实施主要突击，我的预备队将消耗殆尽，他已命令第45团的一个营赶到这儿归我指挥。

　　旅长和政委用望远镜观察了一下战场，看到战场上横尸遍野的情景，很是吃惊。他们说，高尔察克把他的全部预备队都投入了战斗，妄图不惜任何代价击溃我军、重新夺回乌拉尔。几天来，在车里雅宾斯克西北和南方战斗频繁，双方各有胜负。我集团军第26和第27师在叶卡捷琳堡——车里雅宾斯克——波列扎耶沃车站的铁路线一带，正在艰难地阻击白匪的进攻。我师主力正向东南方向运动，准备对敌军里雅宾斯克集团实施突击。

　　经他们这么一讲，使我对这个地段上战斗的意义有了更深的理解。

　　“我们的右翼是谁？”我问旅长。

　　他犹豫了起来，沉默了一会，说：

　　“步兵第35师的部队正在靠拢。”

　　斯特罗加诺夫又待了一会，便回旅部去了。戈里亚奇金和我一直呆到晚上。作为党内同志交心，他告诉我，第35师第2旅旅长科托明带着一些指挥员（沙俄旧军官）跑到敌人那边去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无法克制心中的愤怒，骂到：

　　“嘿！……这帮败类要是落到我的手里，我非要和他们算帐不可！……”

　　“是的，你也看到，我们只好加倍警惕……”然后，他又问：“你那儿旧军官多吗？”

　　我们团只有3个旧军官。但他们都象不久前牺牲的谢尔盖耶夫一样，是好样的，我可以替他们担保。

　　“你瞧，”戈里亚奇金说：“你现在没有政委了。”

　　“您大概会很快就把政委派来吧！至于说到有人要在我们背后捅刀子，那我们的红军战士决不会答应……杰尼索夫的工作暂由伊万·普罗克希茨代替。他是个很好的同志，是一个有威望的共产党员，团里所有人都认识他。”

　　旅政委走时拍拍我的肩膀说：

　　“多保重……”

　　我决定把前来增援的1个营放在前沿阵地，而把共产主义营留作预备队。我这样决定是要个花招对付我的上司的。如果我把“人家的”营留作预备队，那么，上司随时都可能把这个营从我手里调走。而如果我把该营放在前沿散兵线上，那么，他们就不会把这个营撤回，同时，预备营也就不会受到触动。

　　7月29日，敌人又发动了几次毫无成效的进攻。可以感觉出，敌人在惨遭几次损失后，无论是部队的士气还是体力都一落千丈。甚至敌人的炮击也变得稀落起来。看来，炮弹也快打光了。

　　中午时分，斯特罗加诺夫打电话来，下令从7月30日清晨起转入进攻。任务是：占领穆斯柳莫沃，继尔向米阿斯河畔的米阿斯基镇进攻。

　　进攻战役计划早在防御战期间就已想定。

　　发起进攻的前一夜，我们对敌战斗队形进行了详尽的纵深侦察。拂晓前，侦察员们带回许多有价值的情报。在左翼，我侦察人员巧妙地潜入白军各战斗队形之间的缺口，深入到穆斯柳莫沃村，又悄悄地返回。

　　我军的进攻完全出乎敌人的预料。我左翼营绕过乌列克塔湖边的高尔察克部队，前出到穆斯柳莫沃村。在其它地段上，敌人抵挡不住我军的突然进攻，开始撤退。全团抓获俘虏约400名，缴获机枪6挺。也就在这时，我听说，整个东方战线的红军部队已全面展开进攻。

　　穆斯柳莫沃的战斗就这样结束了，这是我在那个时期所参加过的最激烈、最残酷的一次战斗。

　　而现在已是1942年10月14日。

　　我一觉醒来，直觉地感到面临着危险。夜晚就象一瞬间那样逝去了。我甚至觉得，库兹马·阿基莫维奇·古罗夫还没有离开我的床铺似的。但天已大亮了，看来，我睡得相当死。

　　在斯大林格勒，战斗空前残酷的一天又来临了。

　　2

　　奥尔季纳列茨·鲍里斯·斯科尔尼亚科夫给我倒了一杯浓茶，我一口气喝完，便走出掩蔽部。耀眼的阳光使我一阵目眩。刚出来，迎面遇上了司令部和指挥所的警卫长格拉德舍夫少校。我们一起往北走了几十米，来到司令部所属各处的所在地。它们被安置在勿忙挖成的掩壕里、或者在伏尔加河陡峭的右岸上的窑洞里。

　　有个窑洞里放着一个图拉茶炊，烟囱是自做的，冒着一缕细烟。旁边坐着集团军炮兵司令波扎尔斯基将军。他是图拉省人，整个战争期间一直没有和自己的“老乡”——图拉茶炊分手过。因为他有喝浓茶的嗜好。……

　　“怎么，米特罗法内奇，”我问：“在德国鬼子的‘音乐会’开始前你还来得及喝茶？”

　　“来得及，”他自信地说：“不行的话，我就带着它到观察所去喝！”

　　西边传来巨大的轰隆声。我们抬起头，仔细地的听着。炮弹和迫击炮弹从头顶上呼啸而过。接着，附近传来爆炸声，大地颤抖，火苗四溅。爆炸的气浪把我们推倒在河岸的陡坡上。茶炊也翻倒在地上，终归没来得及把茶烧开。然而，炮弹的爆炸简直使伏尔加河的水也沸腾起来。波扎尔斯基用手指着天空。头顶上出现了法西斯的飞机，分成几批，象一群大雁似的自由自在地飞翔着。炮弹的爆炸声，飞机引擎的轰鸣声，使人无法讲话。我看了波扎尔斯基一眼，他从眼神明白了我的意思，抓起图囊和望远镜，就向自己的指挥所跑去。我也急忙地走向自己的指挥所。

　　烟雾和尘土四处飞场，遮天蔽日，空中弥漫着臭味。我来到掩蔽部，正准备用脚踢开门，突然，一股爆炸的气浪，把我推进房间。进门后，我见克雷洛夫和古罗夫坐在凳子上，两人手里都握着话筒。旁边站着集团军通信主任尤林上校，他正在向克雷洛夫报告着什么。

　　“通信情况怎么样？”我问：

　　“经常中断，我们已接通无线电，用明码通话。”尤林报告说。

　　“这还不够……”我冲着他大声说：“要动用河左岸的预备通信枢纽部，让它发挥作用，重复发报并向我们通报情况。”

　　尤林明白我的意思后，走了出去。我沿F形坑道掩蔽部走过去。集团军司令部的参谋、男女通信兵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他们看着我，想从我的面部表情上，猜出我的心情和前线的战况。为了向他们表明，什么重大事情也没有发生，我沉着而又缓慢地走向掩蔽部，又从那头走回来，从F形掩蔽部的另一出口走到大街上。

　　我在街上、特别是在拖拉机厂方向上所看到和听到的，难以用笔墨描述。俯冲轰炸机的发动机嗡嗡作响，炸弹雨点般纷纷落下，高射炮弹的曳光弹道划破长空，在空中爆炸开花。四周一片轰鸣、呻吟声。用大桶搭成的横跨杰涅日内河的徒步桥被炸断，并被水冲出老远。远处，一片残垣断壁，拖拉机厂的厂房在熊熊燃烧。

　　我命令集团军炮兵司令波扎尔斯基组织两个“卡秋莎”营齐射：一个射向硅制品厂；另一个射向体育场前面敌部队的集结处。然后，我又打电话给空军集团军司令员赫留金将军，请求他设法让法西斯的飞贼安份点儿。赫留金将军直率地说，目前实在爱莫能助。敌人严密封锁了集团军的各个机场，我们的航空兵暂时还无法突击斯大林格勒。

　　军事委员会委员们简单地交换了意见之后，情况便十分清楚了。敌人投入了全部力量对付第62集团军。敌人在人力、技术装备和火力上都占有优势，必定力求分割包围第62集团军，进而各个歼灭。目前敌人主要突击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和“街垒”工厂之间的地带。其近期目标是突至伏尔加河。从敌人投入战斗的兵力和武器来分析，可以看出，敌人竭尽全力阻止我强大增援部队渡过伏尔加河增援我部，阻挠我向斯大林格勒输送弹药。近几天，我们第62集团军面临着孤军进行前所未有的残酷斗争的局势。

　　我们的掩蔽部象发疟疾一样颤抖着，大地隆隆作响，声音象针扎般地刺耳。沙土从顶棚上直掉下来，在角落里和顶棚上的木头附近，什么东西噼啪发响，附近大炸弹爆炸引起的震动，使我们的掩蔽部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我们已无处可去。有时实在喘不过气来，我们便不顾炸弹、炮弹在附近爆炸，轮流走出掩蔽部去换换空气。

　　那天，我们一整天没有看见太阳，只有一个栗色的亮点高悬在当空，难得从烟雾中透露一线光亮。

　　在强大火力地掩护下，敌3个步兵师、2个坦克师，在宽约6公里的正面上，对我战斗队形发起总攻。我步兵第112、第95、第308师和近卫第37师遭到主要突击。由于先前的一些战斗受到损失，我各兵团，尤其是第112师和第95师的兵力极大地消弱了。敌人占优势：在人员和火炮上比我超出0．7倍；坦克超出2．8倍；作战飞机超出4倍以上。

　　敌步兵和坦克于清晨8时向我阵地发起进攻。第一次进攻被击退，阵地前沿燃烧着10辆坦克。敌人死、伤不计其数。1个半小时后，敌人以更多的兵力再度发起进攻。敌人更加准确地朝我们的火力点射击，强大的火力压制着我们，使我们在阵地上无法抬头。

　　10时，近卫第37师第109团被敌坦克和步兵击溃。该团战士钻进地下室和楼房，在包围中继续战斗。敌人使用了喷火器对付他们。我们的战士只得一边回击，与敌人进行白刃格斗，一边扑灭烈火。

　　敌人一颗航空炸弹在集团军指挥所附近爆炸，炸塌了2个掩蔽部。警卫连的战士们和司令部的一些工作人员赶紧挖土抢救自己的同志。一名军官被圆木头压住了腿。同志们试图挖出圆木，这时，上面的碎土落下来，又重重在压在这个军官的腿上。他恳求同志们把他的腿砍掉或锯断。可是，谁能忍心下手呢？而这一切，都是在大炮的连续射击和飞机的轰炸下发生的。

　　11时接到报告：步兵第112师左翼也被突破。大约50辆坦克正要碾过该师战斗队形。该师曾历尽艰险，在顿河西、顿河、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等地，参加过许多战斗。到10月13日，只剩下以师长叶尔莫尔金上校为首的不足一千名战士了。他们组成零散小分队和守备部队，在各个独楼里，在拖拉机厂的车间里，在尼日内镇和伏尔加河的陡坡上，英勇战斗。

　　11时50分，敌人占领了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体育场。深深地楔入我防御阵地，离拖拉机厂不到一公里了。体育场南面是一片石头建筑物，有个叫做六面街区的地方已成为我军的支撑点。守卫它的是近卫步兵第109团的一个营，配备有火炮。这个街区已几经易手。团长奥梅利琴科亲自率领反冲击的分队作战。

　　集团军司令部通信枢纽部从无线电里截收到一些明码报告。我抄录如下：

　　“德国鬼子到处出动坦克进攻……我们的坦克在阿纳尼耶沃地段作战击伤它们4辆，而在特卡琴科附近，击伤2辆，第118团2营的近卫军人击毁2辆。第3营正坚守着冲沟一带的阵地，但坦克纵队已突进扬塔尔纳亚。”

　　近卫第37师的炮兵报告：

　　“我们将炮口直接对着坦克射击，击毁5辆。”

　　师参谋长布鲁什科同志向集团军司令部报告：

　　“被敌坦克楔子分割开的普斯塔夫加罗夫的近卫军人们（近卫第114团），组成小分队，固守在楼房和废墟里，在敌合围中战斗。敌坦克潮水般冲击着坚守在阿纳尼耶沃的一个营。近卫军中尉伊万诺夫和指导员叶鲁希莫维奇指挥的该营6连的官兵全部战死，只有一些通信员幸免于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