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回国那天，小艾去双流机场接她。碰面的一刻，春秋没忍住，突然冲上前去给了小艾一个巨大无比的拥抱。

　　小艾虎躯一震，大半杯咖啡洒在手背上，烫得他龇牙咧嘴。

　　回酒店好好梳洗了一番，春秋提议说去春熙路一家新开的馆子，网上很多人推荐，评分很高。小艾齁齁一笑，说：“改天吧！晚饭我早都已经准备好了！”

　　春秋随小艾回到公寓，小艾拿日式小壶给她泡了绿茶，帮春秋斟好，自己转身进厨房。

　　过了好一会儿，小艾探出脑袋唤春秋吃饭，春秋放下茶杯进厨房，被一桌色泽鲜润的食物惊得瞠目结舌：“你把一整条街的外卖都叫回来了吗？这么丰盛！我去的是欧洲，又不是外太空，怕我在国外饿坏不成？”

　　“哪里有色香味俱全的外卖？这都是你出国这几年，我一月一道研制出来的。比如这道，看似咖喱，其实是椰浆；这道，看似辣椒，其实是红糖……来来来，快尝一口！”

　　春秋将一块儿红烧肉放入口中轻轻抿，味蕾瞬间绽放，跟着就红了眼眶。

　　小艾江湖人称“艾半斤”，一直保有“能喝半斤喝一斤，党和人民都放心”的信念。那天晚上，他高兴无比，把酒对月，自然喝到尽兴。

　　后半夜，夜色撩人。时差还没调整过来的春秋在窄窄的小床上辗转难眠。她打开电视机，将频道从头到尾草草翻了一遍就又关掉。后来，她干脆起身拉开一罐啤酒，抱臂站在窗前。从这里向外望，能看见被酒店楼角遮去大半的霓虹灯招牌，以及城市深处燃烧殆尽的万家灯火。

　　在某一个瞬间，春秋清醒无比。她终于清楚地意识到，只有在非常非常年轻的时候，人们才敢无比热烈地去喝酒，去跳舞，去放声大笑，去说走就走。不明世事错综，方能挥霍无度、透支自我；方能用尽全力地感受占有与被占有，咬牙切齿地讲述悲欢与离合。

　　在热血蓬勃的青春里，每一个动作都全神贯注，每一次前行都义无反顾，无论爱或恨、拥抱或推搡，还是计较或宽容。

　　后来，斗志磨损，热情凝滞，心怀“走便挥手”的痛快，方得知，喧嚣始于沉寂而归于沉寂，尘终归于尘，土终归于土。

　　这是二十六岁的最后一晚。酒劲上头，整个世界睡意蒙胧。冥冥之中，放在枕边的手机响了两声。春秋睡眼稀松翻开去看，那串久违了的号码在屏幕正上方一笑而过—

　　“春秋，圣诞快乐。”

　　失忆少女勇闯布拉格

　　在热血蓬勃的青春里，每一个动作都全神贯注，每一次前行都义无反顾。

　　这件改变我命运轨迹的事儿，发生在星期二早上。

　　当我张开眼睛的时候，天已经亮了。通过镶在天花板上的镜子，我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陌生的波西米亚式双人床上。衣服七零八落散乱在一边，毯子上的流苏被踢得乱七八糟，并且……我的“熊出没”Bra已经滑到了膝盖处。

　　我屏息凝神地感受了一下，做梦吗？不然场景怎会如此逼真？接着，不遗余力地朝着大腿一顿狂掐，上窜的疼痛差点儿让我跳上窗台。抬头看时钟，2014年6月3日。

　　在冷静与焦灼对抗了整整八分钟之后，我得出结论—我失忆了。最重要的是，对整个世界充满陌生感的我，竟然被扔到了异国他乡。当我拉开窗帘看到对面的城堡和脚下的伏尔塔瓦河，才发现自己正身处波西米亚之心—布拉格。

　　面对眼前的大好河山，我都快哭出来了。在床上莫名其妙地坐了好一会儿，我胆战心惊地去翻背包，好在手机、钱夹、护照一应俱全，行李箱就立在门边，我输了三道密码才将它打开，里面。整齐摆放着几套当季的衣物、彩虹小内内、洗漱用品，连我常用牌子的姨妈巾都不缺。

　　比起被绑架，这更像是一场早有预谋的旅行。

　　我疯一样跑去前台确认，在监控录像里竟看见了自己两天前单枪匹马前来入住的身影。我被这扑朔迷离的剧情搞得好惊讶，跑回房间，冲了冷水澡，在镜子前使劲儿拍打自己的脸，心里念着“醒醒醒醒”……一番惨无人道的自虐后，我做出了最终审判—不是做梦，不是穿越，是失忆。

　　半日蹉跎，我被折腾得精疲力竭。转念一想，兴许是命运之神给我量身定制的疯狂安排。既来之则安之，已然如此，不如就留在这霍霍洋江湖闯荡一番。

　　我拿起床头的旅游指南，挑了最有名的那家餐馆。喝了一顿大酒，看广场上人山人海，末了，又顺道蹦了个迪。从酒吧出来，站在查理桥中央望城堡山，我被耳目一新的美景迷得天花乱坠，一咬牙，最终决定留下来。

　　回到酒店，我上网查看签证和银行卡。寥寥无几的数位告诉我，再这么住下去只能等着被遣送回国了。

　　于是，在前台小姐的帮助下，我就近办了张电话卡，接着上网找起了房子。好不容易翻到一条条件适宜的招租启事—“原室友去圣托里尼度假了，房屋短租一个月。”

　　其中的一句话射中了我：“审美需求，欢迎地球美少女入住。”我低头看了自己胸前的驼峰，事态紧急，没多想，自信满满地联系了室友。

　　室友是学油画的，二十多岁，穿窄腿裤和马丁靴，头上扣着顶毛线帽。要不说人家是艺术家，炎炎六月毛线帽，逼格颇高。

　　他一上来就伸手和我问好：“嘿！，我叫Tomi，很高兴认识你！”那语调、动作，结合到一起像沙漠中一条热情的仙人掌。对方屁颠儿屁颠儿的样子，搞得我也好生欢乐，一个没忍住，当场便与他签订了有限期合同。

　　等到我安稳住下，桌椅都按自己的喜好摆好，才发现原来Tomi是个“取向不明型”人种。他出门画眼线，进门换一身儿粉嫩粉嫩的Hello Kitty，睡前要敷面膜，起床后要拍大半瓶黄瓜水。

　　当我看到比自己的大至少三码的粉红小内内满浴室飞的时候，我用“安全感”作为理由迫使自己忍下了。不愧是花花布拉格，房子能租成这样，也算是门艺术。

　　Tomi有个习惯，只要洗澡就得刮腿毛，他解释说这叫轻微强迫症，艺术家多少都会有的。有一次实在没得刮，他把自己两条眉毛给刮豁了。结果借我眉笔画了整整半个月，就此，我们结下了挺深厚的友谊。

　　粉红小内内可以忍，可另外一件事儿就不能忍了。除了刮毛，Tomi还喜欢画人体。他常常把自己关在隔壁的画室里，听令人窒息的摇滚，一待就是一整个晚上。

　　后来有一次，他居然将我拦在了浴室门外，要我洗白白脱光光给他画。

　　当时，Tomi的语调特别无辜又语重心长：“我是搞艺术的，一切行为都高尚无比。我是未来的梵高，你知道梵高吗？就是割了自己耳朵的那个。你想要名留千古吗？那就让我给你画张艺术肖像！”

　　他说“割耳朵”的时候，左手无意识在胯间划了划。当时我正在刷牙，口都没来得及漱，一溜烟儿跑回到自己房间，将门“啪”的一声甩上。转完三道锁，这才发现，惊慌之中牙膏沫全给咽下去了。

　　为了换一个正常的室友，我决定去赚钱。可除了“你好”“拜拜”“谢谢”“妈的”，我连个短句都说不完整。

　　有一天，我路过小城区的一家中国快餐店，刚好撞见老板在征招服务员。我好话说尽都快给跪下了，老板才破例收我作员工。

　　头两个晚上，Tomi陪着我挑灯夜战，教我一些简单的菜单用语，为了方便记忆，我统统用中文代替记了下来。比如，“谢谢”是“地沟油”，“再见”是“去死”，“鱼”是“篱笆”。

　　睡前，他最后一遍纠正了我的发音，还端给我一杯蜂蜜牛奶，与此同时摸摸我的头，说：“小蜜蜂别担心，工作中练语言是最快的！”

　　第一天上班，我问客人饭里要不要加鸡肉，结果发音不准说成了皮肤。客人问了十三遍“什么”，我答了十三遍“皮肤”。我知道，就算他问三十遍，我依然会自信满满回答成“皮肤”。后来，客人骂了一句“神经病”就走了。

　　第二天，我为了表现得更好一些，双手捧着一个瓷瓶，满脸谄媚地来问客人要不要“醋”，结果一开口就说成了要不要“爸爸”。谁让这俩词儿这么像呢？客人账都没结拔腿就跑，走到门口还破口大骂说要告我们店贩卖人口。

　　我觉得我的捷语不会好了，世界也不会好了。而雪上加霜的是，在上任的第三天，我被光荣开除了。

　　那天晚上，我很是沮丧地推开家门，Tomi穿着他的Kitty睡衣出来相迎。我将香槟往桌上一拍：“拿杯子来！”

　　“发财了？”

　　“被开了！”

　　“恭喜你，自由了！”

　　“我擦！我擦！我擦！”

　　Tomi坐过来，将一条特别可爱的小毯子披在我身上。想了一会儿说：“别担心，我知道你特别需要钱，那我就行行好，允许你周末跟我去河边市场摆地摊儿！卖我的画儿，效益好的时候能赚上很多！咱俩一起去，最后四六分成，你四我六。”说着，他拿起一片吐司，据我多天的观察，Tomi最喜欢吃冷掉后口感疲软的吐司了。

　　我赚钱本是为了摆脱他，不料到头来是他帮我想办法。我突然有些不好意思，然而，蓬勃而起的羞耻感被瞬间打压，就算再忘恩负义，那也总比天天被追着画人体强啊。

　　我擦我擦我擦，考虑不到一秒钟，我愉快答应下来了。

　　毕竟是室友，Tomi不追着我画人体的时候我们相处得不错。他有个男朋友，是二星米其林的高级大厨，经常来家里给我们做好吃的，泰式、法式、意式，式式拿手。

　　一开始我对他没任何好感，因为每次一来他们俩就在房间里搞得鸡犬不宁，烟雾、袜子满天飞，洗个澡出来恨不得整个浴室都是粉红色的泡沫。可后来，每每想到那些离经叛道的蒜蓉牡蛎、烤面团包的松露和鹅肝，我竟垂涎三尺盼着那厨子来访。

　　那段时间，他俩一如既往地好着，我一如既往地背着Tomi把房子找着。

　　周末，我俩三点起床四点占位。我以为我们足够早，不料跳市外面已经排成长龙了，Tomi说，很多卖家开房车来，前一晚就在车里睡。好的地段都被占了，我们无计可施。没办法，开场的时候，Tomi硬是舍身跳了段伦巴。

　　七个小时，我们赚了将近5400克朗。Tomi很开心，当场将钱分给了我。

　　快收市的时候，我闹着要去吉卜赛女人的大帐看看。Tomi叮嘱一句“注意安全”就跑去一旁喝啤酒了。我走进帐子细细看，驱魔物品一应俱全—草药、水晶球、各种骷髅吊坠。

　　女人要我坐下，扳住我的手掌翻来覆去地看，口中念念有词。我擦我擦我擦，说了那么多，跟咒语似的，我发挥了一切想象可还是一句没听懂。

　　我欲付钱，伸手一摸发现钱袋不见了。我又上上下下摸了好多遍，果然，钱袋丢了。惊慌失措之下，我几次要往门外冲，吉卜赛女人却玩儿命拦着不让我走。

　　就在这时候，Tomi走进来，他问，怎么了？我说，钱包不见了。他帮我付了钱，我们一路摸索回去，一路找一路问，无果，我坐在路边的树墩上放声大哭。Tomi说，丢了就是丢了，还好不太多，就当买个教训，以后长个心眼儿。然后，他将卖画剩下的钱全都掏给了我。我攥在手里数了一遍又一遍。

　　“还有40克朗呢？”

　　“刚才喝了。”

　　那一刻，我觉得Tomi简直是这世界上最Man、最善良的人了！

　　既然没钱，就与新房无缘。这是整个世界的法则—No Money，No Honey！Tomi倒没觉察到什么，他与厨子男友爱得如火如荼。那时候，我已经适应了欧洲好山好水好无聊的生活。总结起来无非就是：自娱自乐自慰自作。

　　生日那天，Tomi送我一张他的自画像，还将一支价格高昂的粉红小棒棒塞到我的手上。我死活不要，他却劝我说：“这个跟牙刷一样哦，刷刷心理更健康哟！”妈呀，难道我已经窘迫到要一个“取向不明星人”来同情我的精神生活了么？

　　认识鲁道夫，是因为Tomi朋友组织的一次聚会。刚才走到酒吧门口，我就听到有人高声喊着：“啊—宫保鸡丁！鱼香肉丝！售票处！天安门！啊—我爱中国！”

　　与此同时，一个脑袋和肚子一样圆滚滚的洋人向着我阔步走来。

　　Tomi突然跳到我面前，将双手从胸口一字划开：“Surprise,小蜜蜂！他是我的朋友鲁道夫，孔子学院的学生，会中文哦！”

　　经过一晚上的摸来摸去、暧昧不清，我俩的关系算是草草确定下来。最先是Tomi在Facebook上发了消息：“我们家的小蜜蜂恋爱了！”

　　鲁道夫是个建筑大师，睿智、肃穆。他有自己的公寓，在近郊。房子本是买来跟未婚妻结婚用的，结果盼得苦尽甘来日，未婚妻却没挣扎过最后一刻，和上司远走他乡了。

　　最初的那段时间，我们相处得不算舒坦。鲁道夫邀我吃饭、散步、看电影，我偶尔去他那里住。可他不会像Tomi那样帮我挤牙膏，不会声情并茂地陪我说话，也不会穿着睡衣给我送自调鸡尾酒。

　　而令我高兴的是，我俩的沟通方式是国际化的：捷语说不通说中文，中文说不通就换英文，要是英文再不行就比手势，再不济，就将几种方式混合在一起。

　　我和鲁道夫之间始终维持着相当融洽的关系。不是因为我温柔他谦和，而是沟通障碍所迫，骂人的词儿掌握太少。有时候他生气，声情并茂连爆一串儿，末了，我满脸无辜地问句：“What？”他的火气立马烟消云散，自言自语几句也就过去了。

　　有的时候我们各执一词，驴同马讲，吵到最后无法收场，二话不说直接上床。再后来我俩也懒得瞎比画了，无民族无国界，一炮泯恩仇永远是缓和男女关系的制胜法宝。

　　不是涉及不到原则性问题，只因为说不清楚干脆避开。当然，我们也有因日常琐碎擦枪走火的时候。比如有天早上他起迟了，为赶时间，一边刷牙一边跟我说：“亲爱的，难道你不能帮我拿一下剃须刀么？”

　　我说：“不，我能。”

　　“What？”

　　难道是：“能，我不？”

　　“What？”

　　或者是：“不，我能？”

　　我在这边歪着脑袋掰扯语法，他却忍无可忍从盥洗室冲了出来，一把将我推开。他的凶猛是情有可原的，住家那一站每隔二十分钟来一趟车，毫无疑问，那天他迟到了。

　　这样的事情层出不穷，到后来也就见怪不怪。当我俩沟通不畅的时候，他便很自觉地退避三舍。我也不多问，干脆闭嘴。当然，这得分情况，有时候，我也会直接扑上去缠住他一阵狂吻。

　　有一次，鲁道夫完成了一个大项目，说吃顿好的做庆祝。他自己备菜备料，同时递给我一张写了单词的小纸条要我去楼下小超市买黄油。

　　我进了超市，妈呀架子上满满当当全都是黄油，各种牌子，各种品种。我挑了一块儿尺寸里最胖的，价格里最瘦的拿上楼，兴致勃勃地拿给鲁道夫，他惊呼一声，差点儿背过气去—好吧，那是块儿猪油。

　　于是，那天我们吃了廉价猪油炖昂贵鳕鱼，伴着煮土豆，我觉得再多吃一块儿，我俩差不多要腻到地老天荒了！

　　没过一会儿，鲁道夫将甜品端出来—左一个右一个，拼凑着看，正好一对儿咪咪盘中坐。

　　饭后，我将锅碗瓢盆放进洗碗机，鲁道夫一边刮我的鼻子一边夸我“小笨蛋”，夸着夸着，我们就抱在一起了；抱着抱着，我们就亲上了。

　　我和鲁道夫越爱越深，对彼此的好奇促使这段爱情神速发展着，我的旅游签眼看着就要过期，他甚至承诺给我，会以最快的速度办理手续，娶我进门，定不会放马南山。

　　然而，就在我要搬去与鲁道夫一起住的时候，剧情发生了反转。

　　有一天，我在市中心星巴克买咖啡，猛地被人从背后拽住。我以为自己被劫持，差点放声大叫！与此同时，对方会摆出副无比狰狞的面孔：“你叫啊，叫啊，叫破了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想着想着，我一记右勾拳糊到了对方的脸上。他的眼镜随之滑落，并且毫无意外地，被我没落稳的左脚踩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