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

　　“严岑。”

　　“年龄？”

　　“28岁。”

　　“1月25号凌晨两点到五点，你在什么地方？”

　　一直垂着眼配合询问的严岑终于有了除回答之外的动静——他搁在桌上的右手细微地挪动了分毫，然后抬眼看向了两米外的许暮洲。

　　传唤笔录至少得有两位警员在场，靠内侧进行笔录的年轻女警官严岑很眼生，应该是许暮洲队里的什么人。许暮洲坐在办公桌的靠外一侧，他面前凌乱地散落着几张打印出来的A4纸，严岑瞥了一眼，发现上面是Microco**ic基金会的资助信息，他们七个人的姓名一一列在纸上，后面跟着密密麻麻的资助详情。

　　现在是凌晨六点零五分，距离从贺北北的案发现场回来已经过去了将近两个小时。从许暮洲一贯的办事效率来看，这点时间已经足够许暮洲把明面上的信息吃得滚瓜烂熟了。

　　严岑的目光扫过许暮洲面前的资料，又落到他左手边两步开外那根一米多高的钢架上。

　　架在房间角落的摄像机闪烁着代表工作状态的红灯，从摄像机的安置角度上来看，正好能将严岑的情况收归在镜头中。

　　天花板上的监控摄像头位置跟录制用摄像机正好呈一条对角线，可以从严岑的背后纵拍到全屋的情况。

　　严岑对这种现代化的手段异常敏感，跟永无乡那种定向监测机制不同，严岑总觉得这种无差别的监控设备用起来就像是把人扒光了扔到街上三百六十度给人全方位观看一样，一万个不适应。

　　“严岑。”许暮洲见他不回话，语气微微沉下些许，又问了一遍：“那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严岑很少——不，应该说他从没有跟许暮洲处于这种近乎于对立的立场上，所以这对他来说算是另一种新奇的体验，因为他在不知不觉间已经习惯了跟许暮洲合作，也习惯了在保护对方的同时获取许暮洲为他带来的工作便利。

　　结果现在乖巧护食的小狐狸一朝翻脸不认人，亮出来的小爪子变得又尖又利，严岑虽然不觉得疼，但难免在心里唏嘘两句——习惯真是个可怕的东西，他居然不知不觉间被小狐狸惯坏了，以至于只是被许暮洲用这种冷淡的语气叫大名，都会如此不适应。

　　严岑并不是个矫情的人，无论是被怀疑还是被误解，亦或是什么更过分的事，只要是能推动任务进程的，严岑就都不觉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哪怕对方是许暮洲也一样。归根结底，这些对他来说只不过是普普通通“工作”的一部分，是他自己选择下，完成任务的必要环节。

　　这不是什么难以忍受的事，可是严岑依旧不可避免地觉得，这个任务有点太长了。

　　——还是得早点结束，严岑在心里叹了口气。

　　“我在郊区的杏山度假村。”严岑说：“1月25日是周日，我原本决定在那个周末好好休息一下，于是提前一周就预定了杏山度假村两天的食宿和套票，周五晚入住……哦对，我的手机里应该还保留着订票信息。还有周日那天早上临时加班，于是我提前办理了退房，在前台应该也有记录。”

　　杏山度假村许暮洲知道，那是申城第一次规划时就被划分出的度假区域，就在郊区的大型度假区之内，是申城人周末短途休假常备场所。

　　“有人同行吗？”许暮洲问。

　　“没有。”严岑说：“只有我一个人。”

　　许暮洲放下手中的资料，抱臂向后靠在椅背上，问道：“那也就是说，没人能证明你在1月25日凌晨两点到五点之间的行踪，对吧。”

　　“有的。”严岑说：“我在凌晨三点十五分叫了酒店的夜宵外送。”

　　许暮洲的右手食指轻轻敲着自己的左手肘，等着严岑往下说。

　　“我记不大清了，不过夜宵应该是在五分钟之后备齐送到我房间的，当时我亲自开门接收，如果送餐的服务员记性好，应该还能记得我。”严岑顿了顿，又说：“当然，如果他不记得了，或许走廊的监控摄像头也拍到了我。所以，我根本不可能在凌晨三点二十五分给许康打电话。”

　　清晨六点多，外面的天已经变得半白不灰，稀薄的光线被钢制的窗框切割成一个一个小块，将屋内的人尽数圈在四四方方的框中。

　　旁边一直进行实时记录的女警官停下手，疑惑地转头看了许暮洲一眼，大概没懂严岑的这个时间逻辑是怎么说得如此笃定的。

　　但许暮洲却明白。

　　在许康接到电话的凌晨三点二十五分，严岑确实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不在场证明。但是问题在于，黑桃A是在北边开发区的小便利店给许康打电话的，除非严岑能够一个人拆成两半使，否则他绝不可能在短短几分钟内跑到申城的另一头去。

　　许暮洲的椅子要比严岑的高上一些，从他的角度看过去，能清晰地从金属镜框的缝隙中看到对方的眼睛，浓密而纤长的睫毛垂下来，刚好半遮住了那双漂亮的琥珀色眼睛。

　　严岑精瘦白皙的手腕搭在桌上，十指交叉，右手拇指摩挲着左手的虎口。

　　跟齐远那种挑衅一样的反驳不同，严岑的语气不疾不徐，非常平和。他微微低着头，肩背向下弯成一个非常微小的弧度，看起来毫无攻击性。

　　——也只是看起来，许暮洲想，因为严岑用来反驳他问话的，正是当时许暮洲自己亲自递上去的“案件线索”。

　　这让许暮洲不可避免地升起一股莫名被愚弄的怒火，他一想到自己没头苍蝇般乱窜查案的时候，身边的人可能在心里正用一种高高在上的上帝视角看着他，就觉得心头火起。

　　但许暮洲当然不会把这种情绪带入到问话中，每一次跟犯罪嫌疑人的交锋都可以被看做一次博弈，他必须保持着完全中立的理智和清醒，才能在看似无懈可击的案情中找到那一点名为正义的蛛丝马迹。

　　“你跟被害人是什么关系？”许暮洲问。

　　严岑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反问了一句：“哪一位？”

　　“许康。”许暮洲不吃他“打乱问话节奏”的这一套，继续问道：“还有傅思涵，贺北北，以及林毅和秦怀，你们在私下里是什么关系。”

　　这句话就有点类似诈供了，因为据许暮洲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这七个人分属不同的孤儿院，拥有不同的资助渠道和资助人。从理论和流程上来讲，他们完全没有必要见面的契机。也就是说，除了在方才车上严岑那句回答之外，许暮洲没有任何能证明他们七个人私下认识的证据。

　　如果严岑当场反驳，许暮洲将无话可说。

　　这种没有后路的问题许暮洲其实很少使用，因为实在是太过容易被推翻了。

　　许暮洲也不知道自己在赌什么，他只是本能地觉得，严岑会对他说真话。

　　严岑勾起唇角，轻轻笑了笑，他被小狐狸这种深藏在潜意识中的“任性”取悦了，于是并不吝啬给他一些必要的消息。

　　“除了秦怀。”严岑说：“剩下你提到的那几个人——按年龄来讲，他们应该叫我一声三哥……我们拥有同一个父亲。”

　　“那秦怀呢？”许暮洲追问。

　　“她比我大一点。”严岑弯着眼睛，笑道：“我应该叫秦怀姐姐。”

　　许暮洲：“……”

　　许暮洲后知后觉地发现，他刚刚似乎被小小地戏弄了。

　　“许副队。”严岑在调戏小狐狸这件事上资历颇深，反复横跳多次后深知见好就收的道理，他敲了敲桌面，又将话题拉了回来。

　　“但说实话，无论我跟他们有没有关系，这跟案件关系都不大，是我们的私事。”严岑说：“许康的案子我有不在场证明，傅思涵是被毒杀，马钱子碱的起效时间也只有十到二十分钟，在这个时间内见到她的只有贺北北一个人——至于剩下的大部分时间，我都跟您在一起查案。”

　　这话说得跟齐远很有异曲同工之妙，话里话外都写着“我知道我是无辜的，所以不想给自己找麻烦也很正常”的中心思想，自私得跟齐远简直像是亲兄弟。

　　“这就是你隐瞒情况的理由？”许暮洲被气笑了，反问道：“排查死者的交往信息和社会关系是办案的必备程序，何况是在确定了熟人作案的情况下，这你不知道吗？”

　　“许副队，你可以去调查我说的是否属实。”严岑说：“如果找到了什么跟我证词不符合的地方，随时可以进行二次询问。”

　　严岑方才的配合和坦诚好像是一种用来戏弄许暮洲的手段，短暂得如日出前的露珠，被日光一晒就消失了。

　　他似乎变得跟齐远一样有恃无恐，许暮洲眯了眯眼睛，被莫名激发出了某种奇怪的斗志。

　　于是许暮洲站起身，从桌上拿起那几张散落的资料，一张一张地梳理清楚。

　　“我会查清楚的。”许暮洲说：“这世上没有完美的犯罪，也不可能有完胜的犯罪分子。”

　　严岑坐在原位，顺势抬起头来看了看他，看起来颇为赞同地点了点头。

　　“我拭目以待。”严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