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有些伤感。

　1988年，我身为男人的第一次给了一个四十六岁的RB女人，小野百惠。

　是的，小野百惠就是我在语言学校的那个小野老师，她在那时候就对我有某方面的意思——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然，小野老师不仅仅是对我有意思，实际上她对不少男学生都有“某方面”的意思，只是我比较迟钝罢了。

　事情还要从那年夏天我退出“不动组”的时候开始说起。正如前文所说，在我经历了绑架事件之后就立刻向组长大金提交了辞职表，以公司雇员的身份从社团退出。一开始我还挺庆幸自己做了这样的决定，可是当我开始求职但四处碰壁之后，我就不得不怀疑起自己来。

　因为黄蜂仔和不动组的原因，我无法再和之前的机械厂续签研修合同，而对方知道我与黑道有染也不敢雇我做正式员工；同理，之前照顾过我的建筑工地以及附近的其他建筑工地也都碍于“不动组”的原因明确表示不会再用我了。

　就这样，我经历了来到RB之后第二次经济危机。虽说之前几个月我在社团里帮忙也挣到了一些钱（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多），应付眼下情况还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坐吃山空的道理我也是懂的。我也考虑过离开这里去其他地方发展，可当时的RB正处于经济空前繁荣的时期，东京圈内寸土寸金，离开这里我就怕自己再也找不到如此便宜的公寓了。

　就在踌躇的时候，我接到了来自小野老师的电话。

　她的口气听起来一如往常，不过相比我之前向她询问兼职事宜的时候要和气很多。照例，电话那头的小野老师开始和我寒暄起来，就是问问我生活的好不好、有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有没有好好学习日语等等——其实我是挺不耐烦的，一来管理员通知我有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屋子里算账，有一千日元我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到底花在哪里了，正在懊恼；二来虽然的确是因为小野老师的推荐我才在建筑工地上找到了兼职，可她那时的口气明显是在嘲笑我。

　“我的生活现在一团乱，所以请您不要再和我讲无用的事情了。”我的口气应该是很生硬的，“请开门见山地说吧，找我有什么事。”

　电话那头沉默了大约有十秒钟，小野老师才说：“那个什么，陶同学，我想麻烦你一件事。”

　“请直说。”一瞬间我已经打好了腹稿，无论她提出什么要求我都会直言自己办不到，然后挂断电话。

　她又沉默了一会：“那个，电话里说不清楚，能不能请你到我的公寓里来面谈呢？”

　我没有拒绝她。

　说实在的，作为一个处于那样年纪的成年男性，我若说听到这话的时候没有任何想法那是不可能的，可真的抱有什么明确的想法，其实也是不可能的。我答应了她的见面邀请，记下她的公寓地址，然后挂上电话，这时候我的脑袋里只有一团被荷尔蒙搅乱的浆糊。直到很多年之后，我看了由达斯丁·霍夫曼主演好莱坞名电影《毕业生》，恐怕我当时的精神状态与那个懵懂的主角一般无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