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见济自己这些天则是在东宫内学习，上书结束之后就不再理会外界诸事，一切自然会按照他预计的那般前进。

　在朱见济收纳京城孤儿的时候，朝廷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件是朱祁钰痛骂甘肃总兵官妄开边衅，一件是拒绝下调处州矿税。

　两件事看起来没有什么交集，其实都与当今财政危机密切相关。

　先说第一件，话说草原上，也先死后各部纷争不断，危机外溢，不少部落请求归附，但也有部落假借投降之名，行抢掠之实。朱祁钰之前下令明军不得出塞北伐，但是留了一个口子，就是当敌人迫近边塞后，准许出城赶走。

　这一次甘肃总兵官被骂，就是因为他钻了空子，借出城追击之名，行北伐之实。事实上，这些年九边将领都是这么干的，屡有斩获，朱祁钰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这次甘肃总兵官敌人没有杀几个，明军反而折损不少。

　具体情况见下，我们从中也能够一窥也先死后朱祁钰的边防态度。

　朱祁钰敕甘肃总兵官、都督佥事雷通等曰：“边将受朝廷重寄，当以恤兵保境为心，贪功失利为戒。且二虏仇杀，如两虎相斗，观者当防其冲突，防之不谨必为所伤，况可远出以犯其穷蹙乎？近御史劾奏尔等轻调军马，远涉穷荒，追擒败虏。孤军几为所陷，斩获才数孽，而自损动过百人，其挫威误事如此！论法当处以重罪，但念边方用人，姑从宽宥。尔等自今痛改前非，其重慎之。”

　从中可见，朱祁钰的态度是坐山观虎斗，减少明军对其干预，以免两家合力来进攻明朝。但是这件事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解读，那就是也先死后瓦剌分裂，原先瓦剌对鞑靼的优势地位不再，他们退守祖地，鞑靼渐趋强势。以中原王朝对草原一贯扶弱抑强的政策，这个时候不仅不应该进攻瓦剌，反而该给予他们喘息之机，必要时刻甚至该资助瓦剌。

　朱祁钰如何想的不知道，看下一件事，拒绝下调处州矿税。

　搞懂这件事之前需要明白背景——处州之乱，名称有很多，如浙闽民乱，浙闽矿乱等。看名字就知道，是浙江和福建的农民起义，在浙江处州爆发，随即波及至两省之地。

　说起来，浙闽民乱早在土木堡之变前一年就已经爆发，但是在土木堡之变的掩盖下，后世之人少有知晓者。事实上，就中国史与世界史的意义而言，这场动乱意义重大，特别是于白银货币化而言。

　浙闽交界之地有银矿，洪武年间任百姓自行开采，收两成的税。随后不断增加，永乐皇帝收三成，等朱祁镇继位之后，增加到四成，即便是如此，朱祁镇仍然不满足，将百姓开采的矿场收归国有。

　朱祁镇为什么要收处州银矿，直接原因就是土地兼并，财政收入下降，需要开源，之前在土地兼并那里分析过。但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朱祁镇在位时期，首次开启了两税折银征收，就是之后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没有想到吧。

　税收折银，省却了许多折变的过程，大大减少王朝收税的成本，是一大进步。但是问题在于，折银，至少要有银子吧。因为政策推行，官方和民间对银子的需求大幅度增加，银价随之大幅上涨，大明陷入了通货紧缩的状态。

　银矿重要性随之上升，朱祁镇收归国有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很显然这个交接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点问题，没有给百姓以足够的补偿，民乱不可阻挡地发生了。

　造反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从1448年一直到1456年，反正没有停下来过。

　先前，镇守处州、浙江都指挥王瑛上书奏事，“处州银场利害有二，曰岁办，曰闸办。岁办者，洪武中，原额本府每岁一次送纳，不及三千两，于民有利而无害。闸办者，永乐、宣德中渐增，差官四季徵纳，如本府青田县今新分设景宁县，洪武中岁办不及一千两，今闸办至一万四千三百余两，民深被其害矣。臣尝思之，开采银场固非善政，但防御有方则贫民得所而不为盗贼，若不开采则贫民不免聚集为盗贼。乞照洪武中岁办例开采。”

　如果你明白了以上的背景，就知道这件事朱祁钰为什么要拒绝了。

　事下户部，户部官员说：“洪武岁办额太轻，若如所拟，诚恐趋利之徒得以肆为强暴，争夺之风复起，官府难于控制。请移文浙江镇守并布按二司等官，仍如闸办额数煎办，果有多余不及之数，明白具奏定夺。”

　户部的回应看着可笑，但是朝廷缺钱呀！本来就不够用，还要减税，开什么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