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呢？”

　　“然后？后来大家不又遇上了。”

　　“不是，”他撑着下巴看我，“你到了南方之后。”

　　“哦……”

　　不自觉换了个姿势，陷在沙发角落，反问：“我没跟你说过吗？”

　　“说得不多。”

　　“这段故事里没有你诶。”

　　“我知道，我那会儿正犯浑呢。”

　　他本来在自嘲，尾音突然又带上点认真，干笑两声不说话了。

　　家里就两个人，突如其来的安静显得格外别扭。

　　“得了，那我给你讲讲吧。其实也没什么的，我们到了之后……”

　　----

　　我们到了之后碰到很多困难。

　　现在明白了，工作调动本身就是一件极为繁琐的事，涉及到档案、编制、待遇以及各种资格认定，纵使当年政策比较宽松，仍是一摊子的麻烦。

　　房子也成问题。作为过渡，我们一家暂时住在学生宿舍，吃食堂，睡上下铺，我被迫和父母成了舍友。

　　要说这种体验还挺难得，以阿 Q 精神也圆得过去。我还算过了一个新鲜的暑假，海风热浪假槟榔，完全不一样的南方小城。

　　但开学之后，事情变得糟糕。

　　由于父母的调转手续迟迟未落定，我的学籍也受影响，只能先借读。班主任是位 40 来岁的妇女，把我发落到教室最后一排，单人单桌，前面都是高个子，望向黑板的视野里永远有半个后脑勺。

　　她还酷爱说方言，“请讲普通话”的标语在她眼里就是坨屎。上课下课随机触发方言 buff，我每节课有一半的时间用来观察大家的表现，跟着笑或者跟着沉默，以显得合群。

　　常常不知道当天留了什么作业，硬着头皮四处问，回家伏在桌前边抹眼泪边做题。

　　也不敢出声，因为我爸就背对着我在备课。宿舍桌子太矮，他不得不弓着身，后来腰椎落下毛病。

　　那段时间，除了收信，没有一刻是开心的。这样过了一两个月，负面情绪越积越多，终于爆发。

　　导火索是我隔壁一胖子，上学只为混个九年义务教育。教室最后有两张单桌，就是我俩，多讽刺。

　　他每天都迟到，大概后半节课，会滑着轮滑从后门进教室，并使唤我给他开门。

　　有一次，胖子不声不响就猛地一推门，正好夹到我搭在桌边的手指，硬生生把门卡住了。那个疼至今难忘，眼泪不受控制涌出来，“嗷”一声惨叫打断了老师讲课。

　　要说心理情绪远不及生理刺激来得直接迅猛。我战斗值一下子飙升，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起身把桌子冲着门使劲一推……胖子始料未及，踩着轮滑往后仰，摔个趔趄。

　　然后就乱成一团了。他在外面拼命砸门，我在里面死死抵住，地面摩擦得一阵滋滋啦啦。老师尖着嗓子让我停下，到那个份儿上哪还听得进去？

　　我根本什么都听不见了，世界充满雪花感，就像接不到讯号的老式电视机。

　　后来爸妈被请到学校，他们开始意识到我的问题，找关系希望提升我在学校的待遇。说实在的，这些都没什么用处，我没有朋友，还多了个敌人。

　　胖子有很多龌龊的小动作。假装无意碰掉我的水杯，在路上突然用力向下扯我的书包，给我起外号“外地仔”……几个月前大家还叫我鹿鹿，李免还在陪我跑步，吴承承跟我聊天，魏潇给我唱歌，徐之杨在等我放学。

　　距离狠狠打我一个耳刮子。

　　——

　　跟林孝诚联系上就在那段时间。我当时人变得很情绪化，时而敏感好斗，时而沉默寡言，经常翻以前的东西偷偷哭，结果发现林孝诚信封上的地址，就在相邻城市。

　　于是给他写了封信，虚心请教怎么用方言骂人，很快收到了回复，就这样关系越来越近。

　　相反，和大家的联系好像一点一点断掉了。其实我收到过李免的信，信封里装了份成绩单，附带张纸条写着：“吴承承说，你问她我现在成绩怎么样，寄给你自己看。”

　　我猜他以前从来没给人写过信。

　　也收到过徐之杨的信，他查了好多当地的信息，告诉我听说什么好吃，哪里好玩。

　　还收到过魏潇的明信片。

　　当然最多还是吴承承的信，她是我的情报中心。所以要说是怎么渐渐失去联系，除了距离和空间的作用，可能受她那封信影响比较大。

　　在我人生中第一个不下雪的冬天，放学路上拆开了吴承承的来信。当时开始流行一些校园杂志，她很受影响，字里行间有点“少女情怀总是诗”的意思，这封信就是讲述暗恋心事。

　　她发觉自己喜欢上一个人。

　　我一路看下来，心跳越来越快，扫到结尾是一句，已经头皮发麻。

　　“我觉得我喜欢——”

　　“唰”地翻到反面，是有点晕开的钢笔字：李免。

　　我一下子懵了。

　　——

　　“外地仔！”

　　“外地仔！”

　　我傻愣愣抓着信纸，猛地回过神，看见胖子已经走到跟前了，一身肉随着步伐发颤。

　　“诶你信够多的，拿了你那么多还有。”他伸手作势要抢，被我避过去，低头接着走，满脑子都在想李免的事。

　　没想到这人还跟上来了，在身后猛地抓住我马尾。我被扯得整个人一顿，手上信也掉了。

　　“你干什么！松开我！”想捡蹲不下去，只好反手去抓他，怎么也挣脱不开。

　　两个人看起来就像扭打在一起。

　　也是赶巧，正值吃甘蔗的季节，街边到处都有削甘蔗的小摊。

　　我俩边上就有一个。老板刚切好段，我顺手抓了一根就往后划拉，也没仔细看划到他哪里了，感觉头上松了，捡上信纸就往家跑。

　　晚上，伏在桌上写回信，好几封刚下笔就撕了，不知道该说什么。思前想后，还是拿了 IC 卡飞奔下楼。

　　宿舍楼下有个公用电话亭，每晚都排长队。在人龙中挪动了半小时才轮到我：

　　“吴叔叔，承承在吗？”

　　“哎呦，是鹿鹿吧，你们现在怎么样？那边挺好的吧，家里都下大雪了，你们那是不是还很暖和？”

　　“对，挺好的……”

　　“你爸妈工作还好吗？”

　　“都挺好的……那个吴叔叔，承承在吗？”

　　“啊，她补课还没回来，这几个孩子现在都在学奥数。”

　　“……好，那我以后再打，吴叔叔再见。”

　　“等承承回来，我让她给你回电话啊。”

　　“不用了，这是公用电话……我家电话还没装上。”

　　一时半会儿也装不上，因为宿舍没有预留电话线。

　　48 秒，我挂断，垂头丧气离开了队伍。

　　——

　　第二天上学，老师说我把胖子眼睛划伤了，他家长不依不饶，又把我爸叫来学校。

　　从小到大我都是老师眼中的乖学生，没想到在这短短时间里，家长已经“二进宫”了。

　　回去路上，我们父女无言，经过一个饼摊。

　　我爸问我要不要吃点。

　　我说好。

　　两个人站在摊位前，我多嘴问了一句：“阿姨，这个饼是什么馅的？”

　　她回了一句方言，看我不懂，补充：“一块钱。”

　　我看看我爸，点头：“好，是什么馅的？”

　　“一块钱！”

　　当时不知道怎么了，特别执着于这个问题，笨拙地追问：“那它是咸的还是甜的呢？”

　　阿姨终于不耐烦甩出一大段方言，最后高声总结：“一块钱一块钱！”

　　对，她只会这么一句普通话。

　　那一刻孤立感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把我俩淹没，脚像钉在地上了一样动弹不得。崩溃真正来临的时候，是个哑炮，摔出去，没声音的。

　　好半天，我爸领着我，说：“咱们不在这儿了吧，搬家。”

　　——

　　后来我们再次搬家了，是邻近稍大的城市，外来人口多，包容性相对强一些，我们一家生活回到正轨。

　　其实就是林孝诚所在的地方，我们成了高中同学。

　　我和李免彻底断了联系，这个人就像消失了似的。听吴承承说中考前他父母离婚了，闹得很大，他受影响没考上重点高中，跟大家渐行渐远。

　　和吴承承依旧很好，只是大家没再提过那封信的事，她也好像忘了一样。

　　和徐之杨始终保持着联络，哪怕搬家又搬家，没有中断过。

　　魏潇一如既往地惊呆我。她翘了高考，背着把吉他独自去北京闯荡，成了北漂。

　　我经常看着那个陶瓷摆件发呆。秋千还在荡，但五个小孩都迎来他们不一样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