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妮儿行李不多， 除了每个季节的换洗衣服，还有一个她从孤儿院出来时“院长妈妈”给她的红色小布包，说是捡到她时， 她就是用这块红布包裹。

　　红布上还有血迹， 因为年代久远， 早变成黑褐色的污渍，杨妮儿疑心那是她自己的胎血， 所以不曾洗过那块红布。

　　红布上用黑色的丝线在角落里潦草绣了几行字， 估计是时间匆忙，只隐隐约约能辨认出是生辰八字以及“杨妮儿”三个字。

　　杨妮儿时常对着那块红布发呆，想象是何人在上面用针牵引着丝线绣下这些字， 她希望是自己的母亲， 常常想象母亲流着泪，万般不舍，却因为种种原因而不得不舍弃她。

　　她小时候看过唯一的一部电影， 就是台湾的“妈妈再爱我一次”， 那时她已经快要被赶出孤儿院，她自己还完全不知道，那年的春天很长，西宁市政府组织中小学生观看电影，她随着班级同学一块儿进去，很快便哭晕在座位上。

　　在那之后，她学会替自己的亲生父母编造各种理由， 她甚至幻想过， 自己的父亲是一代富贾，因为父母之命，不得不抛弃她的母亲， 她母亲在一个暴雨之夜生下她，匆匆绣上她的姓名和出生年月，只来得及将她放在孤儿院的门口，之后便消失在那场夜雨里。

　　杨宝莲把西边那个小屋给了杨妮儿住，房间里的摆设很简单，一张单人床，一只床头柜，一个木头衣柜。

　　好在杨妮儿行李不多，衣服塞进衣柜，证件和那块红布放入一只铁皮盒里，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西边屋的窗户有些西晒，夏天的午后，阳光将一室染得金黄，杨妮儿坐在床上汗流浃背，却连一只电风扇都舍不得买，杨宝莲讥笑她是“守财奴”，她只是好脾气地笑，第一回 同别人说起往事。

　　“我从孤儿院出来的时候，身上只有五块钱，可能那次之后我脑子就有点毛病了，总是没有安全感，一点点钱都要存起来，生怕哪天一觉醒来，又回到身无分文的窘境。”

　　杨宝莲若有所思，“原来你是个孤儿。”

　　下一秒又自嘲地笑，“我虽然不是无父无母，可惜也差不多，在外这么些年，我爹妈连封信都没写过。”

　　两人同病相怜，关系愈发好，日日手挽着手去上班，杨宝莲渐渐从对陈拓的迷恋中脱身，金碧辉煌结识的那个香港老板对她很好，几万几万的港币汇给她，还给她买了名表和名牌包包。

　　杨宝莲喜气洋洋地同杨妮儿咬耳朵，说是那个香港人承诺她，明年的春天，就将她娶过门，带去香港，做富太太。

　　她还同她描绘香港，说是维多利亚海港多么漂亮，中环多么繁华，路上到处都是外国人，白色的皮肤，蓝色的眼睛，彬彬有礼地同她说“你好”。

　　杨妮儿真心实意地替杨宝莲开心，七月的夏天，酷暑难耐，办公室里的摇头电风扇发出“咯吱咯吱”的转动声，很短暂的时间里，杨妮儿的心是宁静的。

　　隔了没几天，周习凤破天荒带陈文殊来“拓展实业”吃午饭，那天是杨宝莲的生日，陈拓让小厨房烧了一桌子菜，还开了瓶法国红酒，杨妮儿和郑红萍也被叫去作陪，四个人坐在小厨房的包厢里，菜上到一半，周习凤抱着陈文殊，推门而入。

　　所有人的笑都僵在脸上，只有陈拓，仿佛无事发生，倒了杯红酒，自斟自饮，半饷才抬头，“你怎么来了？”

　　周习凤不知搭错哪门子的筋，把陈文殊放在地上，眼里含着泪，又冒着火，她不敢指陈拓，只敢拿手指头对着杨宝莲。

　　“这几个月，你说没时间陪我，我认了，你说没时间陪儿子，我也认了，可你倒是有时间，左拥右抱，坐在这儿享齐人之福。”

　　陈拓连眉头都没动一下，点了点包厢门，“出去。”

　　声音不大，却令杨妮儿胆寒。

　　陈文殊一米多点的个子，站在地上才比桌子高上那么一点，孩子虽小，却极其敏感，手中抓了根棒棒糖，天气热，糖浆融化糊在手上，很快又凝固，孩子的手黏糊糊的，手指缝里都是白花花的糖粒儿，人用一个僵硬的姿势站在原处，一动不动，望望陈拓，又望望周习凤，眼里包了一泡泪，欲坠不坠要哭不哭的，杨妮儿眼睁睁坐在边上看着，心里难受的不行。

　　陈拓的一声“出去”应该是惹毛了周习凤，她左右环顾了圈，杨妮儿面前的那杯红酒，刚刚才倒满，周习凤随手拿起来，对着杨宝莲，劈头盖脸倒了下去。

　　杨宝莲还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已经被泼了个满头满脸，十分狼狈。

　　头发一缕一缕的搭在一块儿，十分尴尬地往下滴着水珠，眼影和腮红有些脱妆，黑乎乎红通通地糊开，看着像个马戏团表演节目的小丑。

　　杨妮儿有些担心，正想起身劝阻，谁知杨宝莲已经反应过来，一声哀嚎，扑了上去，很快同周习凤扭打在一起。

　　杨妮儿没见过这种场面，郑红萍跳脚站起来，她是典型的那种无事好姐妹，有事跑得快的性子，两只手放在身体两侧，微微张开一点弧度，像只唐老鸭一般，摇摇晃晃跑出去，倒是还记得扔下一句话，“我去找保安。”

　　杨妮儿伸了手，想要拉住郑红萍，可人跑得比兔子还快，身边的陈文殊已经忍不住，瘪着嘴，“哇”的一声大声啼哭起来，杨妮儿愈发手忙脚乱，一边忙着安慰陈文殊，一边伸了手去桌上乱摸，想要扯一张餐巾纸替孩子擦眼泪。

　　手才伸出去，就有人往她手掌心里塞了张纸巾，她下意识回头一看，是陈拓，地上躺了两个女人，自己儿子嚎啕大哭，他却跟个没事人一样，竟然还点了根烟，坐那儿看戏。

　　杨妮儿又气又恼，手忙脚乱替陈文殊擦眼泪，哄了几句，终是忍不住，转头狠狠瞥了眼陈拓。

　　“你怎么这么没心没肺？”

　　陈拓已经吸完一根烟，又往烟盒里抽了一根，在桌上敲了敲，放在鼻子前来回嗅闻，杨妮儿说得话，其实有点重，说完自个儿有点后悔，偷眼瞧了瞧陈拓，他脸上倒是没有不豫之色，几秒钟后，陈拓站起来，指指陈文殊，又指指杨妮儿。

　　“你把我儿子带去宿舍区那儿转两圈，这儿我来处理。”

　　杨妮儿偷着眼瞧了瞧地上的两个人，周习凤哪里是杨宝莲的对手，被杨宝莲按在地上揪着胸口，一只手死死抓着杨宝莲一束长发。

　　杨妮儿抱着陈文殊落荒而逃，三岁的小男孩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趴在杨妮儿的肩头，指着身后的小厨房包厢，抽抽噎噎地问她，“我妈妈会被打死吗？”

　　杨妮儿心疼地安抚他，“不会的。”

　　可是她也找不出什么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他妈妈会被按在地上，而爸爸又为什么会无动于衷地坐在旁边，连句话都懒得说。

　　陈文殊哭得满眼泪痕，呼吸急促，一张小脸涨得通红，喉咙里发出“突突”的痰鸣声，杨妮儿没有带孩子的经验，怕孩子哭坏了，又想不到哄孩子的办法，思来想去，想起宿舍区的小卖部有冰棍在出售。

　　“宝宝乖，想不想吃冰棍？”

　　陈文殊果然止住哭声，用力点头，杨妮儿长舒一口气，抱着孩子往小卖部的方向走，完全没注意到孩子的脸孔同方才进包厢时候已然完全不同，红得连毛细孔都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