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喜欢跟小朋友们在一起吗?”乔露又问。

　　小家伙还是摇头。

　　乔安对托儿所和小朋友的抗拒让隐约让乔露察觉到一丝不寻常，回忆之前在农村的经历，母子俩可以说寸步不离，因为村里有小朋友会欺负他，所以原身不让他跟同龄人玩，长此以往，孩子对妈妈产生了高度依赖。

　　然而原身有了工作后直接把孩子丢进托儿所，这期间没有一点过渡，这件事对习惯了妈妈陪伴的孩子来说，似乎是一件极其残忍的事。

　　想了想，乔露换了个说法：“安安，妈妈现在没工作了，你不能上幼儿园了，会伤心吗?”

　　小家伙脸上总算有了不一样的表情，红彤彤的小嘴巴抿了抿，似乎压抑着欢喜。

　　“不伤心。”

　　他巴不得天天跟妈妈在一起呢。

　　如此，乔露的答案也出来了。

　　亲亲他的脸，柔声道:“行，那就退学。”

　　……

　　退学后，乔露没着急回家，带着儿子在周边逛了逛。

　　许多偏僻的小巷子里有自由市场，都是私人经营的小摊贩，因为社会开放的程度，他们没法固定在一个地方经营，城管一来，就得跑路换地儿。

　　这就是1982年的社会现状，说是改革开放了，也鼓励私人经营，实则政策不稳，大环境不安定，一直到85年之前，社会都偏向于保守状态。

　　在当时大部分人的观念里，摆地摊、做生意，甭管干啥，只要不在国企上班，那都不是正经营生。这年头还得是国企工人最吃香，不说工资，待遇那绝对一顶一的好，铁饭碗也不用担心失业，各种福利优待，免费医疗，免费分房，还能给单身职工们办相亲“舞会”，也叫“交谊舞”。

　　最要命的是，这些工作大部分是接班制度，老子下了儿子上，儿子下了孙子上，子孙后代无穷尽，一生无忧，这才是民众之向往。

　　乔露是农村人，户口在农村，除了通过关系干一干临时工，唯一能做的一行当属投机经营，也就是私人买卖。

　　现在工作辞了乔露不后悔，但是愁，愁地很。

　　八十年代初，她得做什么养活自己养活儿子?

　　乔露带着儿子晃到中午才回家，路上用那一块五的学费买了两只烤红薯，五分钱一只，软软糯糯，甜到心坎。

　　吃完疾步匆匆往家赶，说是“家”其实也不是，准确地说是她姐和姐夫的家，十三平米的筒子楼小房间，姐夫为了给她和儿子腾地方，已经在员工单身宿舍睡半个月了，现在就等她商量好什么时候跟王斌结婚从筒子楼搬出去。

　　想到这里，乔露还挺愧疚，夫妻俩已经因为她分居半个月了!

　　“唉，儿子，咱娘儿俩好像走到哪儿都招人嫌。”乔露感叹。

　　小家伙窝在她怀里，因为刚吃完红薯，一张嘴满是甜味儿：“不嫌。”

　　乔露戳他鼻尖，笑起来：“也是，咱娘儿俩相互不嫌弃。”

　　六十年代初建成的筒子楼，楼龄二十出头，称得上老建筑。两边各门各户，被火熏得漆黑的白墙早已看不出原本颜色，墙壁下的楼道又长又窄，楼道内积压着烧饭用的灶台锅炉以及各种杂物，乱七八糟什么都有。

　　乔露来到最中间的一道门，门是打开的，屋里有窸窸窣窣的动静，显然有人。

　　“姐，是你吗?”

　　乔露把孩子放下，进屋第一时间没发现乔燕，抹身一转，那边衣柜门合上，她姐原来被柜门挡住了。

　　“刚到。”一个气质优雅，身段苗条的女人走了出来，拿下挂在墙上的围裙，该准备一家人的午饭了。

　　乔燕是乔露的二姐，励志姐，打小聪明好学还勤奋，从贫瘠落后的小山村一路摸爬打滚，最终通过77年的一场高考，成功落户黎安市。

　　她是建国后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典型的知识改变命运的鲜活例子，虽然是大专，但那个年代的大专含金量极高!

　　乔燕毕业后被分配到黎安市化工厂上班，现在是生产科的组长。她的丈夫也是化工厂的职工，比她大六岁，年纪是大了点，可人家是技术部门的大主任。

　　听说上边指标已经下来，按工作年限、新老职工，学历高低等规则，顶多两年，两口子就能分配到一室两厅的大房子，到时候搬进去，乔燕的未来简直一派光明。

　　“姐，我来吧。”

　　乔露推开乔燕接过菜刀，殷勤极了。

　　大白菜随意在水盆里浸湿，一刀下去，白菜梆子进了垃圾桶。

　　乔燕瞥她一眼，觉得不对劲：“怎么了，今天回来地这么早，王斌那边怎么说，你们俩什么时候结婚?”

　　乔露没回答，认真地把白菜切成丝，装进一只搪瓷盆。

　　“姐，我正要跟你说呢。”

　　“怎么说?”乔燕好奇地望着她，手在围裙上抹了抹。

　　乔露放下菜刀把人拉进屋，乔燕不明所以的盯着她，等到门也上了锁，才听她道：

　　“我辞职了。”

　　咔——乔燕觉得脑袋被劈成了两截。

　　“你开什么玩笑?”

　　“真的，我辞职了，就今天早上。”她神色极为认真，半点没有开玩笑的迹象。

　　“你才上班几天，一个星期都不到吧，为什么啊?”乔燕不信，焦急地握住她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