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底，新加坡已完全进入雨季。天气预报上的“特大暴雨”字眼全无变化，偶尔会让人有每日都重复着同一天的错觉。

　　公司的情况日新月异，我的行程表五彩斑斓，提醒着我日界线的更变——当然，是往好的一面更变。

　　凯文和我彻底撕破了脸。

　　我已秘密地将此前的录音整理归类交给了乔瑟琳，这场漫长的潜伏终于盼来了曙光。COO方面作为集团嫡系反而不动声色，我感觉有些不对劲，特意准备了匿名的渠道，等到尘埃落定，再给他那边儿送份大礼。

　　只要不是落到白纸黑字上的事，那就全都说不上十拿九稳。如今我们的计划按部就班地实施着，时刻提防的来自身后的暗箭迟迟不见踪迹，我却无法克服这份多疑，无法劝说自己那只是杯弓蛇影。退一步说，即便我们大获全胜，集团仍旧在重要事务上对我司保有着相当程度的话语权，外力是赶不走的，要想取得平衡，就得趁早留后手。

　　我手头的证据非常硬，只要大老板想动凯文，他即使不进局子也得脱层皮。

　　问题在于，凯文虽非集团嫡系，到底又与钦定“太子”过从甚密，和BCG那边也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他要是不离场，那个秋后算账的局面，我哪怕就是想象一下，都觉得后背生寒。

　　不过，凯文可没少利用COO。假如大老板当真做了重耳，“忘记”我这个为他打拼江山的介子推，东西交给COO一份，我在暗中至少又多了个敌人的敌人。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真理是颠扑不破的。

　　十一月的最后一天，是个平平无奇的周一。

　　我请了一天假。

　　今天我三十一岁了。

　　时隔十年之久，三十一岁的我再次收到了来自我妈的红包。她倒是大方，出手四个六，我回了个更大的，她又发来个五位数。如此反复三次，我腻了，收下了她的钱，满足她的愧疚作祟。

　　我没感谢她生下我，她也没祝福我生日快乐。

　　只是过了约莫半个小时，我妈发来一句：“如明年安全，你可带朋友来东京玩。我邀请你们看女排比赛。”

　　我回复说好。

　　这个懒觉睡得我很舒服，潘德小姐的床比我家的要硬一些，兴许是枕头的关系？只是我更喜欢床放在房间的正中，她的则贴墙放，中途有一次醒来，是我不小心踢到了墙，把我自己给吓醒的。

　　她早就去上班了，临走前又在冰箱里给我留了早餐的半成品——现在是“早午餐”了。我没敢辜负这份心意，打开音响煎了鸡胸肉，又坐在吧台前将食物一一用毕。屋子的主人确实比我要会享受生活得多，就是这个听音乐的品味实在是很……老派。潘德小姐的CD柜里甚至有几张皇后乐队的黑胶唱片，但全都没拆封，家里也没有黑胶机，应该只是她的收藏。

　　与她相反，别说是音乐专辑了，我家里的实体书都相当有限。勉强找了张尚能入耳的《小偷小摸（Sticky Fingers）》，我活动着肩膀准备热身，在窗前开始一天的锻炼。

　　手机在桌上狂震，新一周的汇报与交接已进入白热化状态。我充耳不闻，这些事自有老黄操心，过生日的人应当愉快地享受生活。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潘德小姐给我下了死命令，今天如非情况紧急，否则我都不能工作：再无聊也不行，无聊了就翻书。

　　我看了看她书柜里的这些收藏，反复扫视，反复浏览。

　　她似乎仍保持着在校时的阅读习惯，涉猎甚广，又显然有轻重之分，非虚构类作品很少，大多都是现在工作上能用得着的专著或工具书。有少量几本小说，书脊显得很旧，抽出来之后我发现有明显翻阅痕迹。她在文学上品味与我相近，但到底专攻于此，书架上自然少不了名不见经传的冷门作家。

　　我拿了其中一本翻看两页，继而又放了回去。严肃的文学作品似乎已难以成为我的消遣之选，我只是一行一行浏览着或新或旧的书脊：书主人的思绪是无法捕捉了，可那段时光仍然能够被想象。

　　最后我翻起了《轻松学中文》的少儿版。

　　潘德小姐的练习册上有大量笔记，她的汉字字迹比我想象中要好得多，一笔一划极其工整，不过也明显看得出有的字是“画”出来的，而不是写出来的，笔画顺序想必一塌糊涂。我原本只是翻着玩，顺带帮她检查检查正误，不曾想每个单元的空白处都能看见她练字。

　　女字旁写得不怎么样，上下结构的“李”字倒很不错。

　　她练的是我的名字。

　　窗外是倾盆大雨。

　　我心中有止不住的暖意溢出。

　　三点多的时候，潘德小姐通知我她可以在六点以前赶回来。我没料到她那边结束得那么早，手忙脚乱从冰箱里拿出食材开始准备。今天由我下厨是我提的主意，兴许是我信心满满的状态镇住了她——也可能潘德小姐就是单纯地不忍打击我的积极性——她象征性地鼓励了我，并表示不论如何她都会吃掉它们。

　　我提前查过了食谱，至少这会儿不至于一边翻看手机一边忙碌。主食很简单，牛排嘛，是个人都能做，我已清理过血水、涂了层油放回保鲜室备用了；汤和甜点都是现成的；难的是冷盘。

　　虾，中午用过午饭，我就煮熟并一只一只剔虾线剥壳。至于调味，这有点儿困难，我已决定相信网上查到的配方，材料精准到零点一克、用厨房秤进行调配。

　　难的是蔬菜。

　　准确地说，难的是洗菜。

　　我已经搓了这颗西蓝花超过二十分钟，除却花蕾不间断地掉下来以外，它完全就没有被洗净的态度。如果是问我，我会觉得这颗西蓝花工作态度很不端正，应当送回垃圾桶重修“如何做好一颗蔬菜”——但不行。我没有备用食材。

　　我拍了张“洗净、大约是洗净、我认为不太干净”的三种蔬菜合照给潘德小姐，附文字道：“你觉得它们看起来足够干净了吗？”

　　发完消息后我又切去和我爸的聊天界面。最后一条消息仍然停留在前几日，他答复我说下周一的下午六点之后有空，可以同我视频。从朋友圈的情况来推测，他确实非常忙，有几个大单要签。我稍微觉得有那么点儿滑稽，毕竟就算是和我妈讲话我也不用提前预约：但我并未纠结于此。

　　逝者不可追，我与他确实说不上多么亲近。

　　潘德小姐的消息进来了：“我无法用肉眼判断。也许你可以试着摸一下它的皮，确保蜡都洗干净了。”

　　潘德小姐：“不要再碰那颗西蓝花。”

　　第二句话是全大写。

　　我没反驳什么，在这种事上她比我要有经验得多。检查好了水果，桌上又传来一阵振动声。

　　我点开来：“顺便一提，不管你洗了多久，假如你在用过手机之后直接接触它们的话……”

　　潘德小姐：“你知道的。”

　　……我敢说她现在正握着手机偷笑。

　　雨停的时候，我刚刚处理好冷盘。调味汁就在一旁备着，时间已接近下午五点五十。潘德小姐就快回到家了，我没来由地紧张，却说不出自己紧张的究竟是什么，是我有待检查的晚餐作业，是她，还是我努力去拆的“包裹”。

　　我确实应该和我爸谈谈。自上次讲过我妈想要还钱的事以后，我们还没有说过话。

　　我们近年来的联系着实有限。此前每几个月，他至少要给我打一次钱，那时MSN如日中天，我们好歹还能通过无法克服的网络延迟不咸不淡地交谈那么几句；申请博士以后，因为有助教奖学金，连这种金钱来往干脆都省了，他言简意赅，我也谨守沉默。

　　后来，答辩前后，我尤其忙，进了A社，联络不增反减。到新加坡以后我曾回国一次，祭拜外公外婆，但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还舅舅的钱。我爸也跟着去了苏州，只上了炷香。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去，那几天我们说过的话还不超过十句。

　　大约是那时候起，我们间的联络就变得屈指可数了起来。分明已经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前所未有地便捷，可翻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内容几乎就只有过年的时候我给他拜年。今年春节我有意没同他发消息，结果他也确实没有发任何消息给我：应该是根本就没往那方面考虑过。

　　回想年初，由于疫情偶然联络、又因着我妈的事多说了几句话，到了年末，我们又当真能推心置腹地谈一场吗？

　　阳台仍带着暴雨的水汽，我拉开了门，面对城市，背离手机。

　　铜制的沉重雕塑托起我的右臂。袖子一下子浸湿了，金属带走我的体温，从无知无觉的手肘开始。

　　身后的智能锁响了，我的手机也适时也在桌面摆动两下，像离了水的鱼。

　　我没有回头。

　　他应该不记得今天是我的生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