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马，”阿勇的头，从那本厚厚的《管理哲学》中抬起来，若有所思地问我，“你的人生理想是什么？”

　　十月中旬的上海，美丽的金秋，梧桐树的叶子开始发黄，轻轻地飘落在街道上，却没有萧瑟的感觉。踩在枯叶上发出的清脆声音，欢快，动听。就是这样一个周末的中午，我和阿勇坐在衡山路上寒舍红茶坊靠窗的角落里，各自捧着一本书，痴迷在自己的世界里。我和阿勇是同一类人，对工作永远充满了无尽的激情，不同的是阿勇一周几乎上六天班，天天十多个小时不够累的，周末还继续钻研什么管理哲学；我却是星期一到五毫无保留地交给工作，但周末，绝对是自己的。

　　“我哪里有什么人生理想？” 我头也不抬地沉醉在泰戈尔的诗里，那些曾经是父亲最爱的字里行间，十七岁和二十七岁，能从书中体味的浪漫和自由就是不一样，“吃了就睡，人生不累，猪的哲学，我的理想。”

　　“我是认真的。”阿勇放下书，丝毫不理会我的调侃，严肃地看着我，“我是说你有没有想过三十岁以后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三十岁对我而言好像还有一千多天的距离，现在考虑这个问题似乎有点为时过早。不过看来阿勇并没有打算放过我，那温和的调子里，分明有一种淡淡的执著。我只好放下书，无可奈何地瘪瘪嘴，咬紧牙关想了想，迎着阿勇的目光，“共产主义我是从来没有相信过的；辩证唯物主义我是从来没有及格过的；拜金主义我是打正眼没有瞧过的；三十岁以后的生活，我是从来没有想过的。”

　　“那么你现在好好想想，好吗？” 阿勇微笑着，不软不硬的态度让人难以拒绝。躲在干净的镜片后那双深邃的眼睛里，有点不依不饶的架势。

　　我下意识地歪了歪脑袋，不愿意面对的问题，阿勇好像还挺感兴趣。“先说说你的吧，你总归是比我有规划的？”

　　见我滑头地绕着弯子，阿勇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端起他面前的咖啡轻嘬，缓缓地，一如他平日的调子，“我原来希望三十五岁立业成家，现在看来只能推到四十岁了。 我不在乎花多少精力去找寻、等待那个和我共度一生的女人，只要她美丽，善良，大方，温柔，善解人意……”

　　“打住，” 我在一旁捣乱，男人总是把女人的美丽放在第一位，而女人总是把男人的成就放在第一位，为什么不睁开眼，看看彼此的心，“听着耳熟，你在填交友网站的梦中情人表格啊？” 说完，径自咯咯地笑了起来。

　　阿勇没有理会我的顽皮，眼睛里依然是温柔的憧憬，“我希望她是个长发的美女，有银铃一样的声音。对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有个梦想，希望能够学会钢琴。在浪漫的月夜，希望她能伴着我的琴声轻轻地吟唱……”

　　“那不简单？” 没想到不善言辞的阿勇，心中竟然有这么一片芳草地，“音乐学院找个长发美女教你钢琴，一箭双雕。”

　　“该你了。”阿勇端起手边的茶壶，慢慢地斟满我面前的茶杯，却没有接我的话茬儿，头也不抬就把脚边的球原封不动地踢回给我。

　　既然无处可逃，只好先仔细想想，“到三十岁怎么都该嫁人了吧，我长得又不丑。”我停了停，咬紧下唇继续想，“终极理想是不要出来工作，朝九晚五的生活实在烦透了。找个敢娶我的男人，这是最重要的。”

　　阿勇忍不住轻笑了起来，这回轮到我满不在乎地补充道，“理想的生活不必再担负生存的压力，为了兴趣活着。写写字，做做饭，喝喝茶，看看书；家务事别太多，最好有人帮忙做，我只管挥动一下饭铲，调色，调味，做做创造性的工作；一部相机，一个手提电脑，尝遍天下美食，看遍天下美景。写遍天下好文章？可惜是不可能的。”

　　阿勇皱了皱眉，看看我，“不写诗吗？”

　　我大笑，若诗虽然是我的名字，但做诗是诗人的事，又哪里是我这三脚猫的爱诗人可以造次的？“诗我还真写过，还是抽象派的新诗呢。” 脑子里仿佛有一盏灯，忽闪了一下，顺口给阿勇念起了十年前的“大”作，“我站在高高的山上”写实，“洗衣机轰隆隆地响”纪实，“心自由地想要飞”抒情，“跌下来，被蚊帐铸成的墙”抽象。

　　阿勇迅速地把脸转向玻璃窗，“扑哧”，口中的咖啡喷到玻璃上，飞快地弹回来，溅了他自己一脸一身，有几滴还不识相地反弹到我头发上，我赶紧拿起纸巾轻轻地擦拭着，愤愤地瞪大眼睛看着他，“都跟你说了诗不是谁都能写的了！还没给你听那首《苹果里有根葱》呢。”

　　阿勇已经笑得直不起腰来了，赶紧冲我摆摆手，估计还有些不识相的咖啡钻进他的气管里捣乱，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一时间围坐在周围几张桌子的人都纷纷侧目。见他艰难地弓着腰在那里咳着，我有点于心不忍，忙站起来探过身子去，轻轻地拍了拍他的后背，“好些了吗？”